强-5攻击机最亮眼一次任务:携带解锁后投放失败的氢弹安全返航

强-5攻击机最亮眼一次任务:携带解锁后投放失败的氢弹安全返航

差点夭折的强-5攻击机

【每点新防务(919期)·10月22日】:米格-19在刚进入中国不久,国家就决定由沈飞开始进行仿制生产,这就是1953年开始的“东风102”项目,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歼-6。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专职地对地攻击机,所以这也催生了我国从1958年就开展了对“强-5”攻击机的研制工作。

虽然当年强-5的研制也不是“从零开始”,有了我国成功仿制歼-6的经验后,继续从米格-19和歼-6上进行改进似乎是一个好选择。可是由于当时对这款强击机的预定战术指标制定的过高,导致强-5的整个研发时间被大幅延长到了1969年才投产服役,期间甚至一度濒临“下马”的夭折命运!

经过技术参数调整后的强-5,虽然得以顺利量产服役,但由于其设定为超音速攻击机,但又要执行较多的“近距离空中对地支援”任务,要求具有较好的低空性能和足够的火力配置。所以量产后的强-5基本战术参数为:最大平飞时速1210公里,在11公里的高度可达到1.112马赫,实用升限15400米,航程1630公里,拦截半径250公里,着陆滑跑距离1000米。它的载弹量为1.5吨。1972年,强五甲型机还曾成功进行投放氢弹试验。

强-5甲:改装后成为我国氢弹空投平台

强-5在量产前,曾经由4名空军飞行员进行了长时间试飞。这些飞行员在飞强-5之前,先飞了进口的米格-19和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米格-19,然后才飞的强-5。其中杨国祥在飞了200多个架次强-5后,发现了强-5很多问题,其中就有因液压过低时,会导致其在达到时速330公里后,收起起落架出现困难。

但由于当时苏联已经全面中断对我国的援助,并且又处于大革命期间,强-5项目遭遇了严重干扰,但最终拖延到1969年时,强-5终于通过了所有测试,并在当年12月宣布了定型。但是在定型之前,就有核工业部人员向试飞院询问过,强-5是否有携带“大型炸弹”的能力?比如氢弹。并且在之后总理询问空军是否有携带氢弹的飞机时,空军也推荐了强-5。

于是,使用强-5担任氢弹的投放平台,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由于强-5机体较小,内置弹仓根本放不下弹径很粗、重量为1吨的氢弹。所以由强-5携带氢弹的最终方案,放弃了原来构想的“内置”模式,变为采用外挂模式。也就是在强-5机腹下的内凹空间里,安放两个挂钩来外挂氢弹弹体,并加装了一个“弹出”装置,用于投放氢弹时将弹体弹离,使其不会与飞机碰撞。这是改装后的氢弹投放平台——强-5甲。

制定强-5投放氢弹战术动作

杨国祥被选中作为执行强-5甲投放氢弹试验的飞行员。由于不是执行“地毯式轰炸”,而是要将氢弹投放到一个准确的目标点附近,所以强-5甲需要采用一个“向上甩投”的方式进行氢弹投放。而在考虑到当时的雷达探测性能后,我们发现当飞机以是以300米的高度时速900公里接近目标时,雷达探测效能较差。

于是就制定了强-5甲以45度角爬升,到了1200米的高度后,就开始投弹。由于是采用“向上甩投”的方式,氢弹与飞机分离后,还会继续上升到3000米高度,之后才下坠到目标上空爆炸。

当然,在执行实弹投放前,杨国祥驾驶强-5甲进行了大概200次模拟投放试验。模拟弹采用钢筋水泥仿制了氢弹的重量与尺寸,供杨国祥反复投放练习。氢弹的目标靶是直径200米的圆,杨国祥可以做到10次中有1次能将模拟弹投放到圆心50米范围内。这样一来飞机和飞行员方面就算做好了准备。

强-5甲投放氢弹遭遇3次失败

1970年12月30日,杨国祥驾驶强-5甲在临近中午时顺利起飞,携带者一枚外挂在机腹下、由3道机械锁固定的氢弹奔赴300公里外的罗布泊“零号”地点进行我国首枚空投氢弹试验。

杨国祥驾驶的强-5甲在飞行途中一直很顺利,巨大的外挂氢弹没有对飞行造成不利影响。于是杨国祥一直按照预定计划,以时速900公里飞行,飞行高度300米。直到距离目标12公里时,杨国祥开始45度角爬升,并在到达高度1200米后,执行了投弹操作,以便氢弹被“甩投”到目标靶附近。

可此时“意外”出现了:在杨国祥执行投弹操作后,挂载机腹的氢弹并没有被机械锁扣弹离飞机,依旧在被牢牢固定在机腹挂架上!由于此时已经飞离了目标上空,于是,杨国祥驾驶飞机盘旋后再次对准目标,准备进行第二次投弹。

第一次投放失败后,杨国祥并不太紧张,毕竟像这种实验都有应急方案的。第一次解锁失败后,杨国祥立即想到这种用于固定氢弹与挂架的机械装置,一共有三个独立备份,一个失效后,还有两个可以执行相同的解锁、弹出氢弹操作。但在接下来的第二次、第三次投放尝试中,这三组独立机械装置全部失灵!

强-5甲被迫携带已解开4到保险的氢弹返航

此时,杨国祥面临的不仅仅是我国第一次空投氢弹试验的失败,而且还有机内燃油不足的告警!当然,面对这种情况先期远也是有的。此时在面对投弹失败后,飞行员有三种选择:飞行员跳伞让飞机带弹坠毁在罗布泊试验场沙漠中;飞行员带弹迫降在罗布泊附近戈壁上;最后才是选择带弹返航。

其实就“核安全”的最高标准来说,第一种方案既保护了宝贵的飞行员,又能将危害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应该是当时的首选。但杨国祥在当时却想到了我国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研制的氢弹,如果就这样被他“报销”在戈壁中,就难以下定决心。于是,他最终决定带弹返航!保住这枚举国之力制造的氢弹。

虽然当时杨国祥的这种选择,为后方基地上万科研和工程人员制造了极大的风险,但是也恰恰因为他的这个举动,是我国避免了巨大的损失、并查找到了投弹失败的最终原因。就此而言,杨国祥的“带弹返航”举动,也不能一概而论是“莽撞”!

后方基地当时接到杨国祥要带投放失败的氢弹返航时,就紧急将所有人员撤离到了地下防护所内。因为没人肯定返航带回来的氢弹会不会爆炸:氢弹爆炸要解锁五道保险。当氢弹挂到飞机上的时候,第一道保险解锁。飞机起飞15分钟后,第二道保险解锁。当飞机到达目标区域时,第三道保险解锁。当飞行员决定投弹时,第四道保险解锁。第五道保险也就是最后一道保险在弹投下后60秒自动解锁,然后氢弹立即爆炸。

也就是说,杨国祥此时带回来的氢弹,已经解开了4道保险,最后一道保险是否能经受住飞机降落的冲击,或者降落时氢弹碰触地面的摩擦,都是未知。而最终当时杨国祥带弹顺利降落机场停稳后,氢弹距离地面只有10厘米!

强-5带弹返航:毁誉参半

后来,氢弹投放装置被送到北京检测。最终原因让人很无奈:因为这个机械解锁挂钩的装置,因为保管人员的“细心”,将其一直保存在一个“温室”内。当然,这并不是标准流程所要求的的,但因为保管人员的这种“细心”,导致该装置在高空遭遇冷空气后发生了形变,最终导致氢弹无法脱离挂架,试验最终失败!

虽然当时试验基地的人员对于杨国祥这样不顾上万人安危,携带已经解开4道保险的氢弹返航充满了不满。但是现在来看,也正是因为其保存了完整的故障状态,才可以让技术人员快速分析出故障原因,并迅速将之解决。没有耽误接下来的1972年第二次空投氢弹的试验。

否则如果当时选择跳伞坠机的方案,光残骸收集、拼凑、调查、解决等步骤,就将耗费很长时间,根本无法赶上1年多后的第二次空投试验。这样来说,杨国祥的选择还是正确的。毕竟,我们只能站在当下对前人的选择进行评论,而无法身处哪个危急时刻来权衡最佳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