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话，谈中国古人的核心思想：为国为民
中国人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让华夏民族具有一个内藏外显性格特征，中国古人怀揣人生大志往往不是直截了当地发表宣言告知任何人，而是在恰当的时机——别人要求你说时，委婉的表达出来。王勃的《滕王阁序》，从洪州（今江西南昌）的地势和人才到宴会，再从滕王阁的壮丽、眺望广远接到秋日景色鲜明优美，从此次宴会的欢欣游玩到自己的人生际遇，最后再立足于自己的遭遇表白“为国效命”的大志和怀才不遇的愤懑。《滕王阁序》之所以千古不朽，永为流传，正是因为全诗完美将中国人的性格思想诠释而出，满足华夏民族内藏外显地抒发抱负的方式。我有大志向我有大抱负，但我不会满世界的宣扬，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若是这样干了，在其他人眼中这人就是“空口大话”“才具不足”“骄纵肆意”的，难成大事。可若是像王勃这般，直至现代，也没有人敢说：王勃是个只会说空话的废物。这一点，中国人和西方欧美人士不同。
中国人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思想汹涌迸发、魏晋南北朝失意士人的避世隐居癫狂、盛唐王朝诗歌的大气磅礴雍容华贵、宋代理学的熏陶等等，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辉煌和特点铭刻在血脉骨子里。有一核心思想，贯穿着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和知理人。东汉医圣张仲景也曾提到：“救世救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 • 候诊》有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广事类赋 》记录宋代大家范仲淹有句名言：“吾不能为良相，必为良医，以医可以救人也。 ”
为什么将良相、良医相提并论，放在一起？古人认为“良相”与“良医”是相通的，一个安民济世，一个悬壶济世，一个治理好国家，一个医治好人，这都是向外向社会向国家做贡献的。良相、良医都是有着重大的使命与责任担当，有一颗仁德爱民、奉献自己的心。治病救人与救国救民，医生做得好，其功不亚于“良相”。良医做的好，良相做的差不到哪去；良相做的好，良医做的也不会差。相和医，要达到“良”这一要求，所遵循的原则和需要的条件是大同小异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相”治国，“医”救人，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一个是整体，一个是个体；一个是全体，一个是局部；只有锲而不舍、严谨踏实、以最高标准对待，才能达到“良”的评价。因此良医良相最大共通处就是在这。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话是符合古时候的社会情况的，古代文人唯一出路似乎只有科举，一旦名落孙山，他们还有另一条出路，从医。古代读书人必读必学一本与《易》经相关的医药课程书。因参与王安石变法失败惨遭贬谪的仁宗嘉佑进士、宋代大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一书中大篇幅叙说医药内容，完全可以当作半本医书去看。古代读得起书的文人懂医会医的不在少数，北宋官至宰相的文彦博被贬谪后，坚持修炼养生保健功夫，研究医药，学习《 素》《灵 》药学经典。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文人知医的不在少数，他们能够出将入相，也能悬壶济世。
一则为相为医的小故事北宋名臣范仲淹一辈子安贫乐道，一生大志在为国为民上，以复兴天下为己任。宋代《能改斋漫录》一书曾记录范仲淹青年时期的一桩事：有一天，青年范仲淹到庙里求神拜佛，抽中一签，寻来庙祝解签，他一脸憧憬地询问：“我将来能够做到宰相吗？”庙祝说不能。再问：“我将来能成为一个好医者吗？”答案还是不能。范仲淹满脸失落，庙祝便好奇问道：“你叹什么气呢？万一你会有钱，做一个富家翁呢？”“两者皆不能，我平生之志该如何实现”范仲淹说。庙祝更奇怪了：“你做宰相实现平生之志，这可以理解，男子汉大丈夫，当有此志，但你为什么还想做一个小小的医生呢？这从医和当宰相，两者志向相差太大了吧。”
范仲淹一脸坚毅：“你是出家人，怎么会懂我们这些读书人的志向。读书人多年求学四方，不正是希望将来遇到赏识自己的明君，可以为国效忠为民造福吗。能为天下百姓谋得大福利的，无过做宰相；既然做不了宰相，做个医生也是不错，可以用自己的所学和医术惠及百姓。好医者，上可医治君王和父母疾病，中可教人养生益寿，下可救治天下苍生。多多少少能为天下做贡献。既然做不了宰相，医生不是最好的为百姓谋利造福的职业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励志名言，最早出自此处。
良医和良相古人把各种职业分有贵贱等级，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士、农、工、商。士（即读书人）为四民之首，医则被排除在四民外，其地位连商人都不如，往往和鬼怪之术的“巫”放在一块，屡遭质疑轻贱。韩愈《师说》中提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将医生和乐师等百工相提并论。即便是如此，古代读书人还是以医为目标。古人习读的是儒家经典，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养好自己的身体，再一步步达到平天下的伟大理想。
儒家中的“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这些要求，都符合为相为医的首要要求和必须要求，古代读书人的除科举做官外，很少会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读书能做官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会有两种职业选择：一是教书先生，受聘私塾或设馆授徒，教书育人；二是当开医馆悬壶济世当医生，去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同样，范仲淹是杰出代表人物，治理国家、改革北宋他不行，下台后走上医术治国的道路，好友生病，范仲淹亲自配置良药和服法送去；地方流行瘟疫，他动用所有关系告知大众“用术入井中浸之，可以辟瘟”。范仲淹是一位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大学者，史书为他定名“儒医”。
儒医和江西的关系近代江西的存在感颇低，但在唐宋元明清五代，江西是闪亮的明星地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用“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形容。当时江西流行士人行医，他们是科举考场的失意者，抱有儒家的文化信念，转眼医术，不能为官造福一方，也可以治病救人，这还是很不错的。这一群体不显露于王朝史书，但在地方县志和私人著作常有提到。这一理念经过不断的酝酿和发展，到近代，也有着不少仁人志士这般做。
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等近代大人物都是从学医开始的实践人生理想。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专门研究过近代国际名人，发现里面近五千位的政治家，医生出身的达十分之一，在所有排行中排名第八。新加坡国防部长从政前是医生，因此当选后媒体亲切称他为“医生”；美国和叙利亚也有多位医生参加总统大选。从古至今这样的例子可一点都不少，一位位良医从政后的表现也不错，起码该负的责任都负了，没有做过分的事。良相、良医作为古代、近代和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将理想与抱负付之实践，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现代中国政坛也有大量医者出现，担任起重要的职务，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大部分现代人看待古人都是以一种以高见低的鄙夷心态，总认为他们是落后、愚昧、无知、浅薄的。他们这么一无是处吗？笔者私以为当然不是，古人秉持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理念，读书入世，对外对社会对国家做出贡献，奉献出自己。试问多少现代人能做到，相信大部分人是为了钱、为权、为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笔者也是这一列）才去读书，我们被灌输的理念也是如此。这一方面，古人是远远超过现代世界的，我们于心多少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