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广兴建大运河入手,分析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从杨广兴建大运河入手,分析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一般认为在黄河流域,在东汉末年孙权建业称帝之前,江东往往被称作蛮荒之地,那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也一直在中原一代。不过在南北朝之后的隋唐时期,中国南北的经济差距就微乎其微了,而且南方诸州郡还隐隐有了盖过北方之态势,《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初年中国的经济排名为“扬一益二”,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州都在长江以南,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之迅速由此可见一斑。在隋朝统一中国之后,其第二任皇帝杨广上位后,做出的最重要政治举措便是兴建京杭大运河,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让富庶的江南带动北方经济的发展。

故借此机会,我将从隋炀帝杨广兴建京杭大运河入手,分析南北朝时期南朝经济逐渐赶超北方的原因。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夜景

引言

“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在对于隋炀帝杨广的评价中,京杭大运河一直是比较特殊的存在。与远征高句丽造成的恶劣后果不同,虽然民间流传着隋炀帝多次南下猎艳的传闻,说他兴建大运河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但是大运河却实实在在地加强了中国南北经济的沟通与联系,从建成开始,便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运输线。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

《隋书》记载:“ 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杨广兴建京杭大运河的目的主要应该还是为了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民生凋敝。尤其是中国北方,基于自然经济模式的小农经济体系更是被严重破坏,人民缺乏足够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而南朝诸政权则长期采取固守的姿态,其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优于北方。因此大运河在兴建初期其目的主要有两点:

其一乃是尽快输送足够的物资到中国北方,满足当时政府与人民的基本需求;其二则是在南朝时期,中国南方的手工业发展已经远远超过的北方,大运河可以作为贸易途径激活中国国内的贸易,促进经济的发展。

那么造成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差异如此巨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将进行具体分析。

隋炀帝杨广

生产结构之异同

封建中国长久以来的经济模式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区别主要体现在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上。而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的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其生产模式的区别正是造成其生产力差别的主要因素。

中国北方自从永嘉之乱后,便一直处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之下。他们继承了汉代末年的经济体制。汉代末年,随着政府对于农民的剥削不断加强,农民们很难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因此只能变卖自己的土地,依托于当时正在壮大的地主阶级。

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其地位也从最开始的佃户逐渐下降成为了僮仆,农民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到了东汉末年战乱越来越频繁,中国的农民们基本都投靠了当地的士族以求荫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

农耕图

《晋书》记载:“ 子逵,字伯道,逵弟畅,字仲远;次子弘,字叔仁,并历显职。隆安中,达为广州刺史,领平越中郎将、假节;畅为始兴相;弘为冀州刺史。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

后来在少数民族统治北方的时候,他们会把当地的汉人当作奴隶分给自己民族的贵族。然后再替他们进行耕作土地。很多农民彻底从地主阶级的附庸变为了更低级的奴隶。这是社会形态自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复辟,由于农民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其生产效率比起东汉时还略有下降。直到北周吞灭北齐之后,中国北方的奴隶制度才彻底消失,后来的经济发展才略有起色。

北周武帝宇文邕

《周书》记载:“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

而南方的经济形态则与北方完全不同,在北方连年战乱的时候,中国南方的社会形态相对稳定,而且很少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农民依然保持佃户身份为江南的世家大族们劳作耕种。在南梁灭亡之前,江南地区的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基本还保持着东汉末年的特征,待到侯景之乱后,江东士族遭到了巨大打击,农民中的很多人从佃户回归到了自由人的身份,这让他们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其生产积极性自然不是处在北方奴隶制下的人所能比拟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异同是在南北朝时期造成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最重要因素。

生产环境与生产技术的异同

除了生产关系以及农民地位的区别之外,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与北方农民所处的环境也十分不同。中国北方一直处在动荡之中,经常出现多个政权分立的情况,战火几乎烧边了整个中原,而南方虽然发生了多次朝代更迭,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一个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国家内部战争规模较小,没有对国内的生产造成太大的威胁。而益州等地更是一直处于平稳的环境之中。这也是其能偶在隋唐初期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的原因。

天府之国的保障:都江堰

而且在南北朝时期,我国的农业技术还不甚发达,中国很多地方还在采用烧草以为肥的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因为中原地区的生活状态不甚安定,而且大片农田都毁于战火,这让农业生产的恢复变得十分困难。

《答车茂安书》记载:“遏长川以为,燔茂草以为田。”

而在南方则十分不同,起初南方的农田并不甚多,大部分地方还处在待开发的状态。在晋王室南渡的时候,有大批北方百姓随之共同渡江。后来他们大多数都投入到了农业生产之中,之前几乎没有人眼的交州地区在他们的开发下也变成了重要的粮仓,而且南北文化的交融也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提升。在北方还采用烧地的手段来肥地的时候,南朝农民们已经掌握了使用粪便来帮助农业生产了。

烧草肥地的传统方法

《南史》记载:“历御史中丞,都官、左户二尚书,掌吏部尚书。时何敬容以令参选,事有不允,溉辄相执。敬容谓人曰:‘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

而且在南朝各地还对当地的水利设施进行了修葺,为农业生产的安全提供的保障,北边来的农民也在南方种起了小麦等旱田作物,丰富了作物种类也使得有效耕地面积有所增加。

手工业与商业发展之异同

小农经济是立足于农民的自给自足条件下的经济运作方式,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人们只会用粮食来换取少量的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在生产力发达之后,人们的生活需求变得多样,手工业也便会随之兴盛起来。

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概念中,男耕女织一直是一种理想化的生产方式。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北方,由于农业人口严重不足,因此家庭中的全部劳动力都要参与到耕作之中,女性很难从事手工业生产。由于生产力的缺陷,导致整个南北朝时期,北朝都没有好的手工业基础,更遑论商业了。

古代纺织机

《南史》记载:“又诸暨东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苎舍,昼采樵,夜纺绩,以供养。”

但是在南朝境内,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安定的生产环境使得大多数时间内,南朝的居民没有面临饥荒的压力。因此许多女性都投入到了手工纺织的生产之中。江南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丝产地。而且在南朝,棉花也逐渐成为了重要的经济作物。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由于他崇尚佛教文化,因此认为杀蚕取丝有违佛教不杀生的理念,他便要求国内减少丝绸的产量,这进一步促进了棉纺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穿衣方式自此发生了较大变化。

《梁书》记载:“庶事繁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皁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于身,凡皆此类。”

除了衣服之外,南朝诸如:冶金,制陶,造纸等手工行业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些产品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南方地区的商业发展,当时交州的商品甚至远销南海诸国,与北朝产生了显著的差距。

评价

大运河是杨广在位时间内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他在当时不仅把南方的粮食输送到北方,缓解了饥荒的压力,更是把当时南国浓厚的商业气息带到了北方,盛唐时长安的恢弘气象离不开商业的兴盛,而这都是兴自大运河。

对比南北朝我们发现,稳定的生产条件以及先进的统治理念才是影响国家经济的重要指标,而判断这一切的优秀与否的标准,又是立足于对底层农民的关怀之上的。因此虽然隋唐时期继承了南朝的优秀经济条件,但是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出现之后,即使强盛的大唐也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迅速走向灭亡,由此可见,孟子的“民为重”才是决定国家发展的不二法门呀。

参考文献:《魏书》、《梁书》、《南齐书》、《陈书》、《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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