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身份证和照片,官员上任途中如果遇害,会被冒名顶替吗?

古代没有身份证和照片,官员上任途中如果遇害,会被冒名顶替吗?

在中国的传统小说和戏剧中,不乏盗匪杀害赴任官员后冒名顶替、或者义士假扮朝廷命官扶弱锄强的故事。这类题材往往因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父亲陈光蕊高中状元,又与宰相的千金殷温娇结为连理,意气风发地携妻前往江州赴任,不料在中途被水匪刘洪劫杀,夫人也被霸占。刘洪夺取其凭证和印信后,冒用陈光蕊的身份,到江州做了官。

苏州弹词《双按院》中,富有正义感的衙门公差杨传、李乙刻了一枚假官印,冒名顶替八府巡按陈魁去扬州上任,借此除暴安良、为民申冤。

清代小说《施公案》中有个恶霸毛如虎,假冒知县,强抢民女,横征暴敛,压榨百姓,最终被好汉黄天霸所擒。

马识途先生的小说《夜谭十记》中有一篇《盗官记》。故事发生在民国时四川的忠县,当时有新县长来忠县上任,马上要到任所时,却溺水身亡。但忠县的官绅已经布置好了欢迎仪式准备迎接县长,于是,县长秘书便冒充县长前去赴任。当代电影《让子弹飞》就改编自《盗官记》,影片中的张麻子劫了火车化名马邦德”去鹅城当了县长,劫富济贫、申张正义,灭了恶霸黄四郎。

虽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或是戏剧演绎,并非真实事件,可是艺术毕竟是现实的反映,在真实的历史中,可能确实发生过类似的离奇案件,虽不见于正史,但野史中多有记载。

清代徐芳的小说《诺皋广记》有一篇《雷州盗记》,就记载了一起“强盗做官”案件

明朝崇祯年间,天下大乱,盗贼蜂起,以至路途险恶危机四伏。恰好有一位南京籍的京官被外放到偏远的广东雷州任知府,可是他在赴任途中遭遇一伙强盗,他本人和随从全部被杀。强盗们劫得财物后并未逃走,反而让其中一个最狡黠的人拿着抢来的公文去雷州上任,其他强盗伪装成他的仆人,与他一同前往。由于他持有朝廷颁发的公文,当地官员勘验后认为真实无误,所以没能识破他。

这个强盗出身贫苦,平素最恨贪官,而他又不是官场中人,不受各种关系和潜规则的羁绊,所以显得廉洁而能干,做事雷厉风行,上任一个多月后,雷州竟然出现了难得的大治景象。雷州百姓额手相庆,由衷的感到他们有了一位优秀父母官,同僚和上司也对他赞誉有加。

不久,“新知府”贴出告示,要求百姓不准接待南京籍的游客,即使至亲也不行,如有违法,必依律严惩。雷州人觉得这是知府严于律己,行事耿介,就对他更加信服了。

后来,被害知府的儿子来省亲,到雷州后,竟然无人敢接待他,询问后才知道知府有禁令,他觉得很奇怪,就到街上去蹲守,结果看到坐在轿子里的不是他父亲。又向路人问了知府的籍贯和姓名,却和他父亲一样,他明白这个人是冒名顶替的,而他父亲肯定已经遇害了。他虽然惊骇万分,却没有声张,而是悄悄去监司使衙门举报。监司使听后也是异常震惊,于是他在第二天设下宴席,请假知府喝酒,席间让被害知府的儿子出来与他对质,眼看行藏被识破了,那个强盗就想跳起来动武,结果被早已埋伏的士兵制服。监司使同时派军队去知府官衙去抓另外几十名强盗,但那些强盗武艺高强,与官兵搏斗一番后大多逃走,只抓住了七名,后来这些强盗被押往南京处斩。案发后,雷州百姓才知道这是个假知府,还是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可是他们却感到惋惜,觉得那个假知府为官胜过真知府,而那些真知府虽不是强盗,行为却胜似强盗。

清代王家祯的《研堂见闻杂记》 也记载了一起强盗杀害官员后冒名上任的案件。

清初康熙八年,有一位闽南人来到安徽布政使衙门告状,说池州知府郭世纯被人冒名顶替,而他本人可能已经遇害。布政使闻讯后大惊,连忙命其将原委细细道来。

此人说,他是郭世纯的妻舅,郭世纯自去年赴任后就音讯全无,家族中前往池州探望的亲戚也都一去不返,更无半纸书信寄回, 他觉得事有蹊跷,便赶赴池州想探个究竟。他很有心机,没有直接入府衙,而是在府衙外暗中观察,结果他看到坐着轿子出来的知府不是妹夫,情知不好,但他没有慌乱,而是扮成杂役混进了府衙,帮着扫地挑水,终于伺机见到了妹妹,但妹妹摇手示意他不要相认,直到三天后,才趁人不备将一张纸条塞给了他,拿到纸条后,他即刻赶到布政使衙门报官。

布政使展开纸条仔细阅读后,方知事情真相,案情之离奇恐怖,饶是这位审过许多大案的官员也觉毛骨悚然。

原来郭世纯是泉州晋江人,清顺治乙未年进士,他本是四品京堂,去年被外放池州知府。可是在他带着家人赴任途中遭遇强盗劫杀,一家60余口,除夫人和幼子外全部遇害。匪首霸占了夫人,还拿着官凭冒名顶替来池州府上任。为了防止行迹败露,他将前来探望郭知府的亲友全部杀害了。

这伙强盗还以官府的名义征收了大笔粮食银两,准备聚集到一定数量就携财远循。

安徽各级官署之所以对这个假知府毫无察觉,是因为他在任上干得太好了。假知府到任后,公正廉明、兴利除弊,把多年积累的陈年旧案都一一审理清楚后归档结案,池州官场气氛为之一新,社会环境安定祥和,百姓各得其所,市场繁荣兴旺。他的上司对他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年终考核时给他的评价是“政理严明,奸吏惮之”。

但是有一件事,却令人生疑,就是这个知府到任后征收的钱粮总不解往省里。布政使曾将他召至省城当面询问。知府解释说,因为钱粮之事重大,他不放心让别人接手,准备等征收齐后,由他自己亲自押解来省,如今征收来的钱粮都在池州府库中,如不放心,可派人查验。

于是布政使就派了一名吏员,随郭知府回池州查看府库。吏员亲眼见府库里整齐地堆满了银两,就将此情况如实回报布政使,布政使听后认为郭知府办事认真,责任心极重,几乎到了一根筋的地步,不过在普遍圆滑世故、互相推诿责任的官场中,对于郭知府这样认真得有点过头的官员也不便指责,反正以后都会送来,他也就放了心。

辛好郭世纯妻舅的报案,顿时使真相大白,抓捕行动立即展开,为防止这伙强盗反抗,先设计把假知府身边的同伙调开。数日后,安徽按察使派人到池州,请知府派人到周边各县帮助核算钱粮,每县派两个人,因为是上官所请,知府很爽快地答应了。等这些人都派出后,巡抚又派人请假知府到省城安庆议事,假知府一进巡抚衙门就被拿获,派往各县的强盗也在当地被捕,这伙盗匪共30余人全部落网。

经刑讯获知,强盗们已征收钱银8万两,他们打算在征收满10万两后便逃走,若其罪行再晚几日被发现,就让他们逃脱了。

杀害官员冒充其身份的事在如今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古代,因缺乏有效鉴定身份的技术条件,所以很有可能发生。古代没有照相技术,更没有现代通讯技术,中国古代还没有基于透视和明暗的素描技术,无法逼真摹画一个人的面貌。所以在中国古代,是无法以样貌来甄别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虽然官员上任时执有朝廷颁发的“告身”或“官照”,这种官凭对样貌体征有所勾画和描述,但并不足以为凭。

告身

老舍的父亲是清宫侍卫,出入大内凭的是腰牌,按理宫禁森严,防卫严密,可是他的腰牌上除了写明职务外,对体貌的描述仅有“面黄无须”四字作为鉴别,这是很容易被冒充的。所以古代确认一个官员的身份主要靠官凭和印信,而不是样貌,但其持有人是不是本人就难以确定了。《双按院》中的两名公差因为本身在巡按衙门服役,见过巡按关防大印,所以就依样用黄腊松香仿制了一枚大印,因而被他人认定他俩就是八府巡按主仆。

腰牌

除了身份鉴别问题外,古代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交通条件,也是导致官员可能在途中遇害又被冒充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一直是个疆域极其辽阔的大国,从京城去外省赴任,动辄跋涉数千里,如果到边远省份,则可能行程万里。古代人烟稀少,途经的许多地方未经开发,十分原始险恶。

旅途中除了道路险阻、风餐露宿外,还随时可能遭到山中盗匪和猛兽的袭击。徐霞客在湖南衡阳遭“湘江浩劫”之祸,就是夜航船被强盗打劫。在宁海山中,他又遇到老虎,如非附近寺庙里的和尚相救,他可能就丧命虎口了。川陕一带崇山峻岭之中的道路就更为凶险,李白《蜀道难》中写道:“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因政府财力所限,对一般官员的上任旅途是不派护卫的,只是给少许补贴,如需保镖,只能自己出钱雇佣,《让子弹飞》中护送的警察就是马邦德自己花钱雇来的。据明代余继登的《典故纪闻》记载,朝廷会给赴任官员发“道里费”,知州为35两,知县为30两,其余车马费用要自行筹备。如赴任里程在1500里以上,可由驿站提供挑夫;赴云贵川陕等边远地区的官员可以由驿馆提供交通工具,如果走陆路,可以派给驴车一辆,如果走水路,可以乘坐一艘官船,但餐饮必须自给。而赴任的官员中有些是刚刚考中功名的书生,如果家境贫寒的话,盘缠都无力筹措,遑论雇佣保镖护卫了。在清朝时的北京,有些人看到了官员赴任一事中的商机,便专门给那些旅资匮乏的官员放贷,由此出现了一门奇特的生意,称为“京债”。所以路途遥远险恶与缺少护卫,使得赴任途中的官员很可能遭遇不测。

然而,虽因古代因技术条件落后,使官员被冒名有了可能,但事实上,这种行为风险巨大,后果严重,因为这属于十恶不赦之罪,一旦案发不仅自己会被凌迟,还会累及九族,因而很少有人敢于尝试;那些江洋大盗虽都是不计后果的亡命之徒,却仍然受到各种不可抗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很难得逞。

因为在古代,能当官的多为科举出身的饱学之士,文化素养非一般人可比。当时普通百姓大都是文盲,落草为寇的盗匪更是不通文墨的粗豪之辈,他们即使劫杀了官员,夺得官凭上了任,也无法阅读文牒签发公文,仅此一条,就马上会露出马脚。如果作案的强盗也拥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可以应付官署中的一般日常工作,却也只能蒙混一时。因为古代官僚阶层是一个很小的精英团体,其中许多人都是同一届科考出身的“同年”,与主考官员也结成了师生关系,相互间很熟悉,一旦进入官场,这些人之间会产生许多因公或因私的互动往来,只要一见面,就会被揭穿,故而冒充的官员在官场中是无处藏身的。

所以传统小说戏剧中那些冒名顶替官员的故事虽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很少发生,仅有的几个记载也出现在野史中,而不见于正史。这种题材的故事多次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恐怕主要是出于人们的猎奇心理,当然还有人们对封建社会中“官不如盗”的愤慨和备受官吏欺凌的百姓对“青天大老爷”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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