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成为作家的鲁迅:一夜一本书次日拿稿费背后,居然如此无奈

被逼成为作家的鲁迅:一夜一本书次日拿稿费背后,居然如此无奈

鲁迅著作中,有一部极为特别,就是他与爱人许广平的往来信札合集《两地书》。

一向对婚姻保守的鲁迅为什么会将与爱人的情书,公布于大庭广众之下呢?我们今天见到的《两地书》书稿,真得是当年他们的情书原件吗?这还需要回到民国,回到那个“从前书信慢,车马远,一生只爱一人,爱情值万金”的年代。

《两地书》序言中讲述信札出版原因是1931年8月5日,鲁迅收到故友未名社成员韦素园去世的消息,因怀念老友,翻找韦素园信件时,同时找到了很多自己与许广平的家(情)信(书)。

总之,鲁迅自己的说法是,韦素园之死,让他翻出了自己的秘密,并顿觉到了珍贵的意味,“有些特别,有些可爱”。

于是,很快就有了出版这些信件的想法,这些信件因地而分三集,取了一个霸气而暧昧的名字《两地书》。

8月17日,鲁迅给另一个老友许寿裳信中提到几处细节,却不小心道出了《两地书》出版的真实原因。

“上海近已稍凉,但弟仍一无所作,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许广平笔名)通信,付书坊以图版税,昨今一看,虽不肉麻,而亦无大意义,故是否编订,亦未决也。”

信中有两个细节:

一、鲁迅对许寿裳说,他之所以将与许广平的信件出版,是为了生存;二、鲁迅字面上虽然说信件读来不肉麻,但潜台词其实是情人书信一些激动夸张之辞肯定难免,将来即便出版,也必定要删增抄录的。

事实上,确实鲁迅最终交付出版的,是许广平照着书信原件抄录修订了的。一些原稿件中的“肉麻”之语和“夸张激动”之词,早已经被修订调整了。

世间怕是没有人能够傻到,真得把自己与情人的情书,公之于众的吧?哪怕是“为啖饭计”。

所以,《两地书》中这些家信,并非序言中所言的“意外找到”,然后随即拿来整理出版的,而是经过一番考虑和修订后才慎重出版的。

这是一场设计好的“阴谋”,目的就是出版畅销书。

第二个问题,鲁迅真得是为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决定出版曝光自己“情书”的吗?

1932年,鲁迅的经济收入方面,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1927年10月开始,国民政府成立了直属的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1928年10月,改为教育部),院长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为中国的学术考虑,蔡元培聘请了一些当时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人物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鲁迅、蔡元培、许寿裳都是浙江绍兴同乡,所以鲁迅成了首批大学院特约著述员之一,许寿裳成了大学院的秘书。

从1927年12月开始到1931年12月止,4年期间,鲁迅每月都可以收到300元的“特约著述员补助”。鲁迅在日记中,称其为“编辑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月收入300元是什么概念?

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1928-1929年,上海工人家庭,两人同时做工,月收入28-32元左右。

也就是说,鲁迅每月额外收入的300元“编辑费”,是一个上海双职工家庭收入的10倍。

1932年,这笔“编辑费”被裁撤,一个家庭一下子每月少了这么多钱,虽说不至于一朝回到解放前从小康坠入困顿,但是想必日子也会不大适应。

如此,生活压力来了,在这一年,鲁迅以光速写稿编书,就不难理解了。1932年初,受“一·二八”战乱影响,鲁迅在外躲避了一段时间,便回到上海不久便开始了这一年奋笔疾书的日子。

4月14日,日记中记载“夜始编杂感集”。4月24日,“夜编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短评迄,名之曰《三闲集》,并作序。第二天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写了信,第三天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即付以《三闲集》稿。”

在交付《三闲集》书稿当天,鲁迅还“夜编一九三十至卅一年杂文迄,名之曰《二心集》,并作序”。

短短两三天,两本文集就整理出来了,并且还收到了一部的稿费,可见当时鲁迅先生的生活压力大呀。

后来,鲁迅还接了一个小活儿,编辑翻译了一本文集《新俄作家二十人集》,因为稿费与篇幅和定价挂钩,所以一不小心“用力过猛”,集子太厚,不得已又将此书分成了上下两册。鲁迅日记9月13日记载:“夜编阅《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迄,名之曰《竖琴》。”9月19日记载:“下五编《新俄小说家二十人》下册迄,名之曰《一天的工作》。”

9月23日,鲁迅日记记载,“将《二心集》稿售出,得泉六百。”

12月14日记载:“自选旧日创作为一集,至夜而成,计二十二篇,十一万字,并制序。”

鲁迅这部作品叫《自选集》,比书名更为震惊的是,一日成稿,次日,鲁迅便“以选集之稿付书店印行,受版税泉支票三百。”

鲁迅先生这部作品,卖给了刚刚成立的上海天马书店,在1933年3月出版。

1932年这一年,鲁迅先生如此神速地整理杂文、译文、还有“自选”,出版的热情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年份,可见,鲁迅先生每月少了那“三百元”,日子也不好过呀。

既然一开始就是为了版税,鲁迅先生作为一个职业码字者,当然深知这部情书合集的畅销前景。他在决定好出版的时候,就把消息告诉了老朋友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李小峰是鲁迅的学生,两人知根知底,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跟他合作出版的,是老东家了。

李小峰提前支付了版税,因为“编者的经济关系”。

另外,鲁迅本来在北新书局的版税是2%,这本来就是当时书局合作文人作者中最高的了,而《两地书》的版税是2.5%。

这说明了什么呢?鲁迅本人和李小峰都对此书的畅销有很好的预期。

鲁迅的名气在生前和死后都极大,作为左翼盟主,他的作品多针砭时弊,写爱情的极少,写自己的爱情就更少,《两地书》是名人书信还是情书,自然是话题劲爆,想不火都难。

他们的预估很对,《两地书》确实大卖,出版1个月,就已经印了2500册,定价一元一本。

后来由于这本书一直加印,势头不减,李小峰就给这本书单独列账。鲁迅在1933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两地书》的印制销售情况:半年时间,总共印制6500册,应得版税1625元,已经到账1187.5元。

您看,谎言有时候无处不再。虽然鲁迅以讲真话著称,但是作为一个清高有骨气的文人,总不能在书的序言中就写上出版原因是“为啖饭计”吧?所以就以韦素园之死,引出意外发现书信,这么一个直接但不充分的借口,给自己保存了一些体面与尊严。

精神文化的东西,有时候远离烟火才能变得纯粹,但是终究文人也是需要吃饭的,再伟大的人物也逃不出世俗啊。

那么,鲁迅的《两地书》主要讲了什么?要讲鲁迅与许广平,绕不开鲁迅原配朱安。

鲁迅从1906年结婚到1926年离开北京的家为止,与原配朱安做了整整20年的挂名夫妻,这20年鲁迅过得都是单身汉的孤独生活。成婚的那年,鲁迅25岁,朱安28岁,俩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成了四千年封建家长包办婚姻制度的殉葬者,鲁迅在杂文集《热风·随感录》中批评了这种命运的悲哀:

“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鲁迅对老友许寿裳讲妻子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对现实不满,但是又不完全背叛,批判但容忍,就是那时的鲁迅。打破他这种殉道精神的是他后来的爱人许广平。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时候的学生,她比鲁迅小17岁,是新时代的一个学生领袖,闹学潮时期两人热恋。

因为两人的师生身份以及年龄差距,当时的思想和社会舆论压力极大,尤其是鲁迅已经有了家室,所以两人决定在一起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挣扎与缓冲。

掀起狂风暴雨的是许广平写给鲁迅的表白散文《风子是我的爱》,如今读来还是热情炽烈:

“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都说,女追男隔层纱,更何况还是恋爱史为零的鲁迅。

您看,民国女学生泡起自己的偶像和老师来,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案例呀?许老师的情书写得给不给力?有没有一点飞蛾扑火的意思?

许广平晚年回忆:

“我们约好:希望在比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头苦干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生活积聚一点的钱。”

1926年8月,他们一同离京抵沪,不久鲁迅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赴老家广州到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他们约定“分头苦干两年”,时间截止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

《两地书》信件,就是这段时间,他们两个热恋中人为明媚未来奋斗的折射。

1926年11月22日,广州的许广平给厦门的鲁迅写了一封长信,有理有据,彻底说服了大文豪鲁迅。

“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所以粤谚有云:好子不受爷田地。”

果然民国新女性觉醒起来是个狠角色,许广平直言祖辈“遗产”问题是妨碍他们建立新生活的关键,然后她直击鲁迅现在对爱情的觉醒与顾虑。

“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份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搭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遗产,然而一旦赤化起来,农奴觉悟了,要争回自己的权力,但遗产也没法抛弃,所以吃苦……”

世间最怕一个懂字,许广平的每句话每个字都直击鲁迅的内心,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力,我们没有受苦的义务……”

彻底扎心了,一句“我们”,将许广平与鲁迅的命运彻底连在了一起。您看,就算是在民国,泡男神,还是得有脑子呀。

当然,鲁迅毕竟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室,虽然是挂名夫妻,但是也已经有20个年头了,没有爱情也有了亲情,许广平对于包办婚姻的牺牲者极为大度,她没有主张鲁迅“休妻”,始终将自己处于“外室”的地位,她信中反复强调这一棘手问题:

“你将遗产抛弃了,必须设法妥善安置,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能维持,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

这封信大胆理性,鲁迅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一个星期后(11月28日),鲁迅收到信后即刻回信,他承认自己过去因顾虑太多,走了太多弯路: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思想改变了,而仍是多所顾忌,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

划重点,“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鲁迅这话情真意切,确实是他当时真是的心境,因为以当时鲁迅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地位来看,他考虑和顾忌世俗的看法,非常正常。

许广平的来信,对他触动很大,他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重大失误”后,终于想明白了。

“所以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事,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

就是这句“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让鲁迅和许广平的心,从此真正地贴在了一起。

这一次通信,他们在处理旧婚姻善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保证“遗产”朱安的经济费用,同时保留她的家庭地位。

一个月后,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来到广州。1927年10月两人再次回到上海定居,直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9年,生育一子,取名周海婴,即周家在上海出生的男婴之意。

鲁许同居后,北平的“遗产”朱安1943年为鲁迅母亲养老送终,2年后,朱安也离开了人世。

朱安嫁给鲁迅,守了一生活寡,她恪守妇道,“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真得活成了鲁迅的“遗产”。

至今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故居,仍保留着鲁迅母亲与朱安婆媳二人的房间,在院落里还有鲁迅当年种下的两株丁香树在默默地守候。

无言是多么的寂寞,一生爱一人到底有多难?还记得木心的《从前慢》吗?

记得早先年少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祝大家早日找到心上人珍惜眼前人。

文献参考:

① 《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亡友鲁迅印象记》,作者许寿裳,1947年。

③ 《鲁迅景宋通信集》,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