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期间的军委通信工作

重庆谈判期间的军委通信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顺应民意，毛泽东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我党在政治、军事两条战线上同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重庆的秘密电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8月15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给延安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开始，毛泽东电复蒋介石，希望派周恩来先去接谈，然后自己再去。但蒋以“时间迫切”“问题重要”为由，非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去。毛泽东、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此举的目的不在诱捕毛泽东，而在利用和谈，一方面争取时间备战，一方面制造和平空气，欺骗舆论，推卸内战责任，如若不去则正中蒋介石下怀。为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乘美国军用飞机，由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由延安飞赴重庆。这一天，到延安机场送行的人很多。在飞机场上，大家都以非常担忧的心情议论着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对毛泽东的空中安全，大家是放心的，因为飞机是美国的，又有美国大使陪同。大家担心的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的安全，都认为蒋介石最恨共产党人，真不该去冒这个险。大家目送毛泽东登上飞机，他在飞机门口挥着白色帽子向大家致意。

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是没有诚意的，这不仅表现在国民党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还表现在蒋介石限制中共代表团与延安的通信联络。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原设有一大功率电台，自1943年起就被国民党查封。毛泽东赴重庆前，我方要求启用电台，几经交涉，国民党也没有同意；我方又要求自带电台，国民党仍不同意，而指定由国民党军政部总台代我方收发电报。我代表团只好将那些可以公开发表的电报交其代发，一切机要电报都由设在办事处内的秘密小电台收发。

重庆秘台功率很小，为了不暴露目标，天线不敢高架，只得沿三层楼房檐下隐蔽设置。秘台一般白天不工作，机器都收藏起来，夜间工作时还得用黑布将窗户遮掩住。室内密不透风，报务员就在闷热的环境中工作。

为了加强延安与重庆的联络，军委三局派邓国军和林影到重庆增加秘台的力量；延安方面，三局也调配了最强的技术骨干设置专台与重庆联络。重庆台为了保密，电台频率多变，为此，延安还另外增设了几部收讯机守听重庆台，以保证不漏听。

重庆谈判期间，三局总台的工作非常繁忙，电报又急又多。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各根据地领导人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非常关心，纷纷打电报询问情况。为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曾亲自拟稿电告晋绥军区领导人贺龙：“毛主席赴渝谈判和平是完全必要的。安全保证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顽军向我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此电下发后，对部队鼓舞很大。

8月下旬，阎锡山所部奉蒋介石密令，在抢占太原和同蒲路沿线城镇后，又侵犯我晋东南上党地区。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配合重庆谈判，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彻底消灭进犯之敌的指示，集中力量于9月10日展开反击。毛泽东在重庆发电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有敢来犯者，你们狠狠地打。你们打得越好，消灭敌人越多，我们就越安全，回来就越快。”邓小平政委就用这个指示精神动员部队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消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上党战役我军一举消灭敌人3万余人，显示了解放区军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力量和决心，也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战役期间，三局局长王诤经常到总台精心组织，电台很好地完成了通信任务。

电波中争夺东北

重庆谈判期间，我党我军一项万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调动部队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日本投降时，国民党主力部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等地，有的还在印度、缅甸，蒋介石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我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了长期的抗战，在东北人民中有较好的基础，再加上我山东、华北解放区与东北毗邻，我军在地理上占有优势。但是，已经控制东北的苏联红军按有关协议规定只能将东北交给国民党；蒋介石也动用了飞机、军舰、铁路等一切现代化手段，并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向东北抢运军队。我军仅靠地面行进向东北调动部队，能否夺取东北还很难说。

9月15日，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成立东北局，调派彭真、陈云、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等人以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20多人分批去东北工作。军委三局也分批派出通信干部段子俊、程明升、江文、陆旦一、徐明德等携带电台赴东北，建立无线电通信。

9月18日，中央对各战略区下达了分配派遣干部的任务，要华北、华中等区派遣100个团级干部，迅速赴东北。

9月19日，中央明确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撤出南方的8个解放区，以利向东北进军，同时为我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争取主动权创造条件。几路南下的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改变方向开往东北，林彪等在去往山东的途中也改变方向开往东北。

10月31日，成立了以林彪为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为政治委员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到11月底，从山东、陕甘宁、晋绥、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及新四军和延安总部开进东北的部队共11万余人，并迅速扩大为21个师，建立了10个军区，基本上在东北站住了脚。

这个时期，无线电通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各路赶赴东北部队之间的唯一通信手段。由于很多部队处于运动之中，行动方向、隶属关系变动很大，致使通信联络关系也在变动之中，增加了通信联络的难度，加之军委总台人员因分批调赴东北而不断减少，所以感到任务又急又重。

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十分关注进军东北的情况。据在重庆电台工作的同志说，毛泽东在重庆经常坐在电台旁边，等候进军部队的消息，有时一天发出几封指示电报。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对各路部队的开进速度、到达位置，以及电台能否及时沟通联络等情况也十分关心。当时我在军委三局办公室工作，负责管电台业务。每天中央首长的秘书，作战、机要等部门询问电台联络情况的电话特别多，晚上睡觉时非得将电话机放在枕边，随时准备接电话。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但军委总台工作的紧张、繁忙程度，丝毫不亚于战争时期。

安心留守党组台

日本投降后，延安的许多同志都想到前方去为开创新局面出点儿力。时局突变，形势发展很快，这种想法符合形势的需要，延安也确有很多同志分期分批到前方去了。但年轻人在形势突变时容易出现偏激情绪，刚一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组织上还没有考虑派谁到前线去，有些人就急着把自己的“家当”都拿到延安市场上去卖了，似乎马上就要出发了。这种气氛直接影响着留在延安工作同志的思想，三局党组台的一些同志也不安心在延安工作，有人甚至发牢骚表示不满，严重影响了工作。

军委三局为加强延安与各地地下党台的联络，将总台党组台放在局部驻地裴庄，由局部直接领导。局部办公室分管党组台工作的同志，针对此种情况，决定召开党的生活会议，加强正面教育。会上，主要就革命理想和本职工作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共产党员应该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更应该有为实现理想而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献身精神。组织决定谁留延安，谁就应安心工作。如果都不愿留在延安工作，那么中央机关的工作谁干？毛主席正在重庆谈判，各根据地部队为执行紧急任务也在频繁调动，有些根据地已在反击国民党的进攻，这时延安与重庆、中央与各根据地的电台联络至关重要。中央首长经常提醒我们，在此关键时刻，如若工作任务完成不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次党的生活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领导对党组台的这次生活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把抓业务与抓政治思想工作相结合的做法不断总结提高，应用于今后的工作中去。

得到毛泽东赞扬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历经43天，其间经过艰苦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返回延安。

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后不几天，就和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到裴庄，看望军委三局全体同志。在视察三局驻地的过程中，王诤局长向毛泽东等介绍说，现在可以用广播电台与张家口通无线电话。毛泽东听后觉得很新鲜，于是就到王诤的办公室。这时延安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就在裴庄，王诤办公室里放着一部收讯机，就用这部收讯机遥控广播发射机与张家口广播电台沟通了联络。毛泽东拿起送话器与对方讲话，对方上机通话的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因为是无线电明语通话，不能讲有关机密内容，所以毛泽东与萧克只是互相问候了几句。最后，毛泽东说了句：你们的电台要注意与中央保持联络。

与张家口通话结束后，毛泽东在三局局部住的院子里，向三局全体同志(包括总台等直属单位)作了重要讲话。他鼓励三局的同志要做好工作，并充分肯定了重庆谈判期间三局为保障通信联络顺畅而做出的努力，又说：“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党中央的耳目就灵通了。没有通信联络，中央的工作就不好办了，我们就会听不见，看不见。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全党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场的同志听了这些话都很受鼓舞。

毛泽东还谈到：“革命在不断发展，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仗也会越打越大，通信联络工作也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时，毛泽东指着王诤对大家说：“中央苏区第一部电台，就是他建立的。开始就一部收讯机，不能通报，只能抄收敌人的电报，这也起了重大作用。发展到现在那么多。”接着毛泽东问王诤：“现在我们有多少电台？”王诤回答说军队系统团以上都有电台。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不仅有通信的电台，现在，还有了广播的电台，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说话了。”

毛泽东讲完话，群情沸腾。大家由衷敬佩毛泽东以惊人的胆略赴重庆谈判。他从重庆返回延安不久，就来看望三局的同志，充分肯定了三局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通信队伍还要不断发展壮大，这更进一步坚定了同志们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做好通信工作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