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宽内忌—司马氏亡魏立晋政治姿态背后的真相
有魏一朝，自曹操起兵讨伐董卓伊始，及文帝废汉献帝自立，至咸熙二年（265年）魏景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享国40余年。其间，曹魏所倚仗的军事和政治班底大都出自于早年间跟随曹操创业的那一拨人，谯沛夏侯氏，颍川荀氏、钟氏、陈氏，高阳许氏，弘农杨氏，高平满氏，这些世家大族以曹操为核心构成了曹魏代汉所需要的复杂权势网络，有开国之功。
曹魏立国后，曹丕完整的继承了曹操遗留下来的政治格局，对于这些世家大族的功勋之人均委以重任，在汉末三国之势逐渐成形的情况之下，平稳的渡过了权力交接的政治风波。同时，在曹丕短短六年的政治生命中，为了抑制曹魏宗亲家族势力的坐大，重用司马懿和陈群，官员选拔及考核上实行九品中正制，不拘一格的提携出身低微但却有才能之人，这些人，为充满了曹魏固有的功勋贵戚的朝堂，平添了些许清新之气，虽然只是寥寥。曹丕执政末期，凭借着君主的信任和与曹丕的亲密关系，司马懿及党于司马家的新兴官吏，在朝堂之上形成了与以曹真为核心的曹魏官宦集团相抗衡的局面，一直持续多年。
高平陵之变（249年）发生两年后，司马懿去世，长子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执掌朝政，相应的，也继承了司马懿苦心经营多年的政治遗产。然而与司马懿的劳苦功高所不同的是，不惑之年的司马师，政治上没有在地方就任治理一方的经历，军事上没有足以封侯拜相的军功，于是，为了巩固司马家族的统治地位，树立自己的威望，司马师在执政的第二年便匆匆发动伐吴之战，企图立下不世之功以立威，这也是司马师掌权之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伐吴一役，司马师兵分三路，以司马昭为监军。西路以王昶（chǎng）逼取江陵，中路派毋（gùan）丘俭攻向武昌，东路军则以司马昭为都督、胡遵、诸葛诞为将军，领兵7万，直逼东兴（今安徽含山西南）。此时，吴国孙权已病亡，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大将军诸葛恪为统帅，率军4万，迎击向东兴进攻的魏军。魏军不敌。
三国局势及地理位置图
战败之后，司马师并没有处罚领兵的各路将领，只是把身为监军的司马昭削去了爵位，以示惩戒，朝堂之上便也没有深入追究战败的责任问题。委过于弟，避免了战败之后会引发的朝堂内部的政治动荡，也减少了因失败会导致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执政之初的司马师建立一套自己的政治体系赢得了难得的时间。不久，曾为司马昭军中司马（官职）的王仪，在一次与司马昭的对话中说出了一句招致杀身之祸的言论，这件事情，也成为了后人窥视司马氏执政时期政治姿态的一个显微镜。
司马文王为安东，仪为司马。东关之败，文王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曰：“责在军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杀之。（《三国志》卷一）
上述这段话，是司马昭问王仪战败责任的问题，王仪的回答是责任在于军帅，直接指出了伐吴之役的战败责任在于司马昭用兵及策略上的不当。王仪的的这番回答，在处于执政初期的司马师、司马昭看来，是对其权威的挑衅，是会危及到司马氏在朝中的统治地位的，于是怒而杀之。王仪之死，也向外界传递出了一种敏感的政治信号，那就是：司马师在表面上对战争失败的诸多将领宽容有加，引躬自责，处罚自己的弟弟，然而实际上，对于一切潜在的，借由伐吴失败趁机动摇司马氏统治地位的人和事，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予以扼杀，对于那些蠢蠢欲动、企图重新夺回执政权利的曹魏宗室，起到了极强的震慑作用。外宽内忌的政治姿态，可见一斑。
左一，影视剧中司马昭形象
上文提到，曹魏40余年的政治班底，大都是自曹操创业之时就已跟随他的一行人，虽然曹丕即位后授意司马懿有目的性的提拔了一些寒门子弟，但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相差悬殊，而且这些人大都聚集在司马氏门下，唯司马懿为马首。除此之外，曹魏政治集团再没有新鲜血液的涌入，加之三国鼎足之势仍在持续，朝堂之上但凡有大的人事调整、升迁、调动，都会被吴蜀两国所觊觎，稍有不慎酿成政治风云，便会给吴蜀伐魏创造机会。基于此，曹魏的40多年国祚时间里，处于权利上层的，依然是曹魏宗亲以及与曹魏有姻亲、交往、利益往来的世家大族。到了晚期司马师执政时，这种状况仍旧没有改变的迹象。
在此情况之下，司马氏亡魏立晋所能依靠的政治势力，还是在于这些曹魏老臣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司马师和司马昭所要做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把曾经忠于曹魏的士族、大家，转化为支持自己取魏而代之的政治力量，并保证他们这些家族之后的政治地位不动摇。司马昭对于钟会谋反之后的处置方式，就是这种手段的典型代表。
影视作品中钟会形象
魏景元四年（263年）伐蜀之役后，钟会官拜司徒，受封县侯，在姜维的攒动之下，萌生了不臣之心，企图据蜀自立。第二年，假郭太后遗命，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杀。
按理说，钟会谋反势必会牵连到其背后仍旧在司马氏阵营中的家族的，然而司马昭仅仅是把他的养子钟毅（钟会无子嗣，其兄钟毓之子过继给钟会，）下狱处死，没有追究钟毓的罪名，对钟毓的其他两个儿子，下狱之后不久就被赦免，官复原职。对于这种反叛司马氏统治的有罪之人，司马昭在惩罚之时，也是小心翼翼，仅仅是坚决惩诛反叛者本人，尽量不涉及他们的家族，努力维系着曹魏政治中的原有网络，并把他们慢慢转化为忠于自己的力量。
纵观高平陵之变到咸熙二年这16年时间里，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执政，都在一步步经营着亡魏立晋这一终极目标。对于不时出现的反抗、反叛，诸如李丰、夏侯玄之叛，淮南三叛，钟会谋反等事，无不坚决的镇压和打击，以此彰显、巩固司马氏的统治地位。而其背后，则是对其家族其他成员的优待乃至拉拢，努力保持着这些家族自曹操、曹丕时就已经拥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世袭，依靠这些家族的支持或者默许，来实现魏晋禅代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