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国共舆论宣传战
文/孙国林
国民党对陕北的严密封锁，中断了外国人对延安的访问；他们对延安的抹黑，增强了延安和边区的神秘性，反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前往探秘的强烈欲望。党中央根据以往八、九年的经验，坚信尽管外国记者与我们的政见不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笃信“新闻的生命是真实”，有着做人的起码良知。邀请他们访问延安，进行新闻报道，对我们是有利的。于是，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受中央的委托，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立即得到积极回应。“外国记者西北访问团”（亦称“参观团”）很快组建并成行，使沉寂了数年的外国人访问延安，又活跃起来。
曲折组建的访问团
1944年2月16日，在重庆的“驻华外国记者联盟”，以《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为首，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去陕北和延安访问。2月23日，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出人意料地第一次批准了外国记者们的要求。
中共对此非常重视。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将这一重要信息急报延安。毛泽东收到电报，当即批给中央十几位同志传阅。3月1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到时陪同和护送外国记者来延安。此事商定后的4月30日，毛泽东又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国民党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们访问延安的要求，但是很不放心，害怕外国记者们到了延安被“洗脑”“赤化”，便采取了种种限制和防范措施。他们不仅增派了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可靠”的中国记者参加记者访问团，以监控外国记者的“越轨”行为；而且指定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领队，制定了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的纪律。国民党当局还规定，参观团西北之行的时间限定在三个月内，而且必须先到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访问，然后再到共产党的边区参访；写出的报道必须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同时，蒋介石还训令西安地区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到时要网罗一批人，伪装成“中共叛徒”“受迫害者”“知情人”，实行“拦道鸣冤”，向外国记者编造中共的“罪状”，给中共抹黑。但是，蒋介石这些训令和相关情况，很快被我党掌握。4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电告董必武，要他把这些情况迅速透露给各位来访记者，要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蒋介石的阴谋提前曝光，气得他直骂娘！
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乘汽车离开重庆，经宝鸡、西安前往西北。
访问团共有6名外国记者，除1人为塔斯社记者普罗岑科外，其余5人皆为美国记者，他们同时兼任着英美等国几家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他们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武道和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这5个人的政治倾向很不相同，爱泼斯坦、史坦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福尔曼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与国民党宣传部关系密切，天主教神父夏南汉敌视共产主义。但这只是他们西北之行前的思想状况，访问延安后有了很大的变化。
◆1944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会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中国记者9人，他们是：《大公报》的孔昭恺，《中央日报》的张文伯，《扫荡报》的谢爽秋，《国民公报》的周本渊，《时事新报》的赵炳煷，《新民报》的赵超构，《商务日报》的金东平，中央社的徐兆镛、杨嘉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参加的有：魏素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访问团的领队（队长）是谢保樵，副队长是邓友德。6月9日，即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后的第三天，访问团抵达延安，开始了3个多月的访问。
马不停蹄的参访活动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1944年5月3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临、延长访问，后到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6月9日抵达延安，住在延安最高档的旅社——交际处，受到热情招待，并开始马不停蹄的参访活动。
6月10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设宴招待记者团。招待会是在王家坪的树阴下，摆了20来张矮桌，中餐西吃，4人一桌，以露天闲谈的形式进行。出席作陪的军界有师长林彪、联防军司令贺龙等；政界有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高自立等；文化界有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边区文协主席吴玉章等。朱德致辞欢迎各位记者来延安访问，并简单介绍了抗战形势。大家边吃边谈，轻松愉快。宴会之后，举行了盛大的音乐晚会。鲁艺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大小节目30来个，包括西方的战歌，陕北民间小调。以雄壮的《同盟国进行曲》开始，以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结束。这次宴会，除欢迎记者团来访外，还有庆祝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意含。记者团领队谢保樵、外国记者史坦因也在会上讲了话。
6月12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粉红色的请柬早上就送来，记者们很兴奋，很期待。他们按时到达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毛泽东满面笑容地进来，跟大家一一握手。他致辞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要在这个共同目标基础上团结起来。各位到延安的时候，正遇到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祝贺。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一句话，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一贯政策，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其他党派和人民大众的不民主行为。
接着，毛泽东解答记者们的提问。在回答有关“统一”的提问时，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指出“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方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
在回答共产主义世界观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
◆1922年6月在延安设宴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美联社记者史坦因提问：“你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毛泽东从容回答：“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它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到欧洲，将来会影响到太平洋和中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努力才能解决。
这次接见谈话进行了约3小时，毛泽东设宴招待他们。之后，陪同他们出席京剧晚会，由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4出传统戏。毛泽东看得很入迷，对《古城会》中的张飞、《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鸿栾禧》中的金老头、《草船借箭》中的鲁肃的对白和表演，不时发出笑声。有的记者说他对京剧有研究，毛泽东则谦虚地说：“我对京剧没有研究，但是喜欢看。”晚会散场时已是深夜11时，毛泽东微笑着送客上车离去。
6月2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王家坪中央军委会议室，听取叶剑英总参谋长所作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长篇谈话。他说：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7年，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但我们却被国民党攻击、封锁、污蔑。国共应该真正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个谈话经毛泽东审改时，加了一段话：国民党对投敌伪军不加讨伐，是为了将来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反共战争。伪军中流行的“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的目的，全国人民应当注意这种阴谋。
6月26日起至7月中旬，中外记者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了解边区的工作制度、政策和行政方法。在延安期间，记者们先后访问了被服厂、光华农场、延安大学、鲁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医科大学、国际和平医院第三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造纸厂、中央医院等单位，还参观了吴家枣园农村，活动极为紧张。
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记者团在延一般情况尚好，特务捣乱未成功，惟斗争仍继续。”
“热闹非凡”的文艺界招待会
6月24日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欢迎中外记者，向他们介绍延安的文艺情况。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周扬、成仿吾、丁玲、柯仲平、萧军、艾青、吴伯箫，陈学昭、欧阳山、张庚及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等数十人出席。招待会由边区文协主席吴玉章主持。
首先，柯仲平全面介绍了边区的文艺现状；其次，成仿吾谈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概况。自由发言时谈出许多政治“奇闻”和笑话，使外国记者大跌眼镜，对国民党有了新的认识。
丁玲说：“前几天有一位记者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要经过什么手续？初听这话，颇为奇怪。因为我们这里发表文章是不需要经过任何手续的。他们大概是习惯了重庆的环境。那里发表文章要经过层层审查，作家们正在反对国民党的《出版法》，要求出版自由。”
艾青的一席话，使会议更加热闹。他说：“大后方有一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没有良心。那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做《行不得也——艾青》，说我要逃出边区，走到鄜县又被保安处捉回去。还说我逃跑的原因是一篇文章受到顶头上司周扬的批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为什么要逃？我要逃到哪里？在今天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再说，周扬什么时候当过我的顶头上司？什么时候批评过我的文章？他们造这些谣，无非是要挑拨我们同志间的关系，污蔑延安。”艾青还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近来没有发表作品？这是因为我在参加组织秧歌队（艾青是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秧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形式，我很高兴把我的时间和劳动放进这个工作里。”招待会之后，艾青写成《我的声明》一文，斥责《良心话》毫无良心。他说：“我把这个造谣污蔑的材料宣布出来，是为了证明，国民党常常给那些不该享受自由权利的人以自由；却不给应该享受自由权利的人们以自由。请记者先生们注意这个事实。”
◆美国记者福尔曼（上图右2）与贺龙等人合影。
其他文艺家们听了这些话，也纷纷发言，斥责国民党的种种无耻行为。国民党的官员们和亲国民党的记者们，则觉得无地自容，急盼座谈会快些结束。后来，爱泼斯坦写文章，称文艺界的招待会“热闹非凡，许多事前所未闻”，并嘲弄国民党“必知羞耻”。
招待会一直开到下午两点。饭后，请记者们观看秧歌剧。原定表演9个节目，因为开演推迟，只演了5个节目，有：《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女状元》《张治国》和《动员起来》。观看秧歌剧表演的除记者团外，还有群众六七百人。
分别接见的深谈
6月30日，外国记者团访问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方介绍说：蒋夫人宋美龄领导的儿童保育会，每月拨来13万元经费，其余边区自筹。一间屋子里的墙壁上张贴着宋美龄的肖像，孩子们都知道她是“蒋妈妈”。这里的孩子们面色红润，健康活泼，打扮得漂亮可爱。参观后分别时，孩子们对记者团一遍遍喊着：“问候蒋妈妈好！”这一现象，使外国记者大惑不解：一方面是国共对抗，一方面是蒋夫人慈善援助，“老外们”很难搞懂。
7月2日，毛泽东又同记者团进行了一次谈话。几天后，中国记者们提出回重庆，党中央进行安排。7月11日，朱德设宴为他们饯行。7月12日清晨，参观团中全体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父，离开延安返回重庆，结束了他们43天的西北之旅。其余外国记者又先后前往绥德等地及晋西北根据地访问。至10月下旬，他们陆续返回重庆。
队长走了，行动也就自由了。7月14日，外国记者史坦因首先冲破参观团要“统一行动”的纪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提出许多问题。毛泽东一一坦诚解答。关于中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指导民主阶段的革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哲学就是空洞的。
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毛泽东说：如果国民党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愿意后退一些。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就要战斗。我们必须自卫，但决不打第一枪。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防止偶发事件。中国人民、国民党的大多数和盟国，应设法制止它们发生。蒋介石不会欢迎盟国调停的。
关于共产党如何听取群众意见问题，毛泽东说：这一点很重要。经过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经过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交谈，以及报纸和人民的来信，我们就会经常听到人民群众的意见。
另外，会见中毛泽东还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遗产的关系问题。会见从下午3时开始，持续到15日凌晨3时，大约进行了12个小时。史坦因同毛泽东在窑洞里共进了晚餐。
紧接着，7月18日，武道也不顾“纪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的长篇谈话。毛泽东首先谈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上的态度，他说：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接受了各种学说，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参观延安大生产成果展。
毛泽东会见福尔曼，大约也是在7月中旬。会见中主要就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与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关系的问题，回答了他的提问。但福尔曼也许并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含义，而只是对毛泽东谈话的部分内容，作了符合他本人意愿的解释。他得出的“奇怪”结论是：“如果依照俄国人给共产党下的定义来看，中国的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党，目前他们既未提出也没有实现共产主义。在早期，当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马列主义确曾构成这个政党哲学上和实践上的方针。可是随着年代的推移，中共逐渐发现，去说服那些个体的中国农民，要他们改变私有心里不作自己那小块土地的主人，而去信仰新奇的集体主义，这实在是一件难事。他们一再让步，所以到今天，中国的共产党并不一定比我们美国人更为共产主义化，我曾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探讨过这一点。”福尔曼这一结论当然是错误的，尽管他是怀着对中国共产党友好和善良的愿望写出这一结论的。
延安归来唱颂歌
外国记者们对延安和边区的参观访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记者，必然要写报道，将真实情况迅速在海外传播。
当这些记者们还在延安的时候，海外报刊就已经发表了他们的快电报道。1944年7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就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时的谈话；8月3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之呼声》的广播中，播放了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上由访问延安的记者发出的通讯等。这些记者离开延安后，又写了更多的文章和著作，宣传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颂扬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英勇对日作战的战绩。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5年在美国出版），史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等书，都曾引起较大反响。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态度较客观；爱泼斯坦在《纽约时报》、《时代》杂志上发表许多文章，认为中共的领导和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访问过延安的爱泼斯坦，后来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毛泽东由衷地敬仰。他访问延安后的1945年9月，在纽约的《下午报》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1939年后国民党的封锁，使共产党有完全饿死的危险”，但是，他们战胜了困难，“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那年（1944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里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中外记者的来访，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与外界的交往中，占有重要位置。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这两次对国民党封锁的穿越，标志着西方在中国共产主义问题上，已经从那种强制沉默和全然无知的年代中走了出来。在1944年到1945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即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进一步走向世界。
外国记者来访，被封锁的局面被打开。毛泽东很兴奋。8月15日，他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现在果然亮起来了!”他还说，这次外国记者团冲破封锁来访，将为这一转变开一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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