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的死竟为七年后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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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对于大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在玄武门埋伏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尉迟敬德“宿卫”高祖李渊，迫使高祖接受现实。三天后，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处理国家一切军国大事，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是众多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必然发生的结果。玄武门之变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王位继承之间的博弈，更是李渊为巩固皇权与秦王之间矛盾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而发生在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之死则是李渊统治集团与秦王李世民之间产生矛盾的开始。
武德二年对于刚刚诞生的唐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因为身为晋阳首义的功臣刘文静竟然谋反了。这事听起来感觉匪夷所思，但李渊和朝廷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将其斩首了。
一个堂堂的开国元勋，朝廷重臣为什么会谋反的，其谋反的原因又是为何呢？其又是如何影响七年之后那场震惊天下的政变的呢？
刘文静和裴寂作为晋阳首义的主要策划者，一直被李渊视为左膀右臂，虽然对于大唐来说二人的功绩难分伯仲，但是二人的私交还是有所区别。因为刘文静是李世民从监狱中救出的，因此刘文静更像是李世民的私人谋士，而裴寂则与李渊是好友。因此，在之后的论功行赏中，裴寂的地位总是比刘文静高。李渊开设大将军府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李渊入关成为大丞相时，裴寂转任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李渊称帝后，裴寂官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官拜纳言……可以看出，在李渊建国初期，除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外，裴寂始终是第一号人物，而刘文静则始终屈居第二。
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裴寂通过得到李渊信任，深居高危而无所作为，自己履历战功，却处处低人一等，因此时时愤恨不已。一次在家和酒，拔刀对着柱子说“有朝一日，我定要斩了裴寂”。对于裴寂来说，留着刘文静就相当于置自己于死地。
对于刘文静的谋反，朝廷众臣包括礼部尚书李纲、光禄大夫萧瑀都认为刘文静不会谋反，甚至李世民也多次为李渊求情。但李渊却不这么想，尤其是刘文静的自辩更是让李渊愤恨不已。“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为不满，而要杀裴寂，那以后对我不满，岂不要杀我？对于李渊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最终让李渊下定决心的还是裴寂的一句话。
“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旧唐书 · 刘文静传》
虽然他有才略，但性格浮躁，不反省自己，口出狂言不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留着他的命必定有后患。
这件事揭开了李渊眼界格局的不足：他有着对时局和大势的把握，有高瞻远瞩的帝王风范。但同时又容易被眼前的利益和享乐所蛊惑，忘了置理义于不顾的权术会恰得其反。
杀刘文静，在李渊看来更是一个杀鸡儆猴，敲山震虎的举动。更多的是打压正在崛起的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皇权。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秦王都谨小慎微，收敛了起来。但李世民的收敛更多的是改变了策略。从刘文静被冤杀的那刻起，李世民认识到自己与李渊治国方式的不同，他要积蓄力量，打牢基础，未来才会有更大的话语权。十年后的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追复官爵。此时已身为太上皇的李渊才明白，当年的刘文静之死，是他亲手埋下的一颗种子。
刘文静之死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诛杀功臣的事件。这个事件无疑给丽日当空的大唐王朝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同时，这个事件也在李渊统治集团内部——更准确地说，是在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间——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这道政治裂痕一旦出现，便再也难以抹平。随着李世民扫灭王世充、窦建德，统一天下的进程逐渐完成，这道裂痕也在不断扩大，等到李渊父子肃清外敌、巩固政权的事业完成，天下处于大一统时，这道无形的裂痕也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深渊，最终使得李渊父子的亲情彻底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之死，实际上已经给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一个幽微而深远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