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们就送给他一个新称号：“西部伞王”
来源：解放军报·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作者：吴永杰 王钰凯 李灰懿
2019年8月，一级军士长王国林组织高原伞降实跳训练。
在特种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你在训练，即使见到旅长也不用敬礼。
但第76集团军某旅的伞降总教员、一级军士长王国林总能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士兵，见到他都会主动敬礼。
“尊敬是发自内心的。”一名士兵说，“每个成功落地的人都会感激他。”
风险之下，光芒隐隐闪露
828米，是世界最高建筑物“迪拜塔”的高度，也是特种部队组织伞降实跳训练通常设定的高度。
从这个高度一跃而下，如果降落伞未能正常打开，跳伞员会在不到20秒的时间触地，几乎没有生还可能。
当飞机达到这一高度，机舱内的士兵往往会紧张甚至恐慌——有冒虚汗的，有脸色苍白的，也有直接吐了的。
有时，过度紧张还会促使一些士兵在离机前不由自主地伸手抓住身边一切能抓住的东西，比如护栏、绳索或者机门。
相较离机，着陆更加危险。王国林见过各种“危险”的着陆方式：有的人臀部和脚掌同时侧风着陆，直接骶骨骨折；有的人为了落到中心点，进行低空大转弯，结果速度过快摔到地上，多处骨折；也有人因为害怕，蜷着腿着陆，结果小腿后折，直接跪倒在地……
受伤后，有的士兵休息几天继续跳伞，有的则再也没有出现在伞训场。
近年来，跳伞的种类、方式也在不断演进。武装跳伞、夜间跳伞、低空跳伞、高原跳伞、“三无”跳伞……难度的增加伴随着风险的加剧。
风险带来的，不仅仅是紧张和恐惧，更是勇气与抉择。王国林对2012年那次翼伞定点比武记忆犹新。
“那次比赛难度非常大。”一同参赛的三级军士长冯志强回忆。比赛规则相当严格：每名队员跳6次，每次必须落在一个直径5米的靶圈内，出了靶圈或者脚以外任何部位触碰地面，都算成绩无效，6次落点距靶圈中心点距离之和最短者为冠军。
进入决赛后，同组的队员发挥都不理想。王国林也受了伤，小腿肿得作战靴都脱不下来。
带队的参谋长也有些无奈，准备将王国林换下场。
选择因伤退出还是继续比赛？王国林并没有过多考虑——他选择完成那6次跳伞。最终，打着封闭针的王国林以距离中心点5.17米的总成绩让所有人望尘莫及。
从那以后，战友们就送给王国林一个新的称号——“西部伞王”。
但这个称号很少被王国林提及，更多的时候，这名高级士官都铆在训练场，组织伞降训练或者检查伞具。
一眼望过去，王国林与一般的老班长并无差别：无非是眼角的皱纹多一点，军衔上的“拐”多两道。只有当他全副武装，背上降落伞跃出舱门那一刻，才会产生那种“神兵天降”的感觉。
人人都能跳伞，关键是要能安全落地
跳伞本身并不难。一个从没跳过伞的士兵，经过3个月的严格伞训，能叠出合格的降落伞，通过离机、吊环、平台等课目的考核，就可以参加跳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肿三消，方上云霄”。
身为伞降总教员，王国林认为，跳伞真正难的不是跳下去，而是如何保证所有上飞机的人安全落地。
每年年初，他都要组织伞降骨干培训。
除了教学任务，伞降骨干的很大一部分职责就是完成跳伞前的技术检查，降低风险，尽可能确保训练的安全性。
据统计，跳圆伞前，至少有如下细节需要检查：叠伞时200多个，整伞时80多个，背伞时40多个。
叠伞的场面颇为壮观。所有人一字排开，两人一组，操课会一直持续到夜训结束。此间，官兵只能跑、站或蹲，既不能走，也不能坐，更不能出声，传递信息要用眼神完成。“就是要让官兵注意力高度集中，以防分心。”王国林解释。
一名想要加入伞降骨干队伍的士兵曾问王国林，当伞降骨干需要什么天赋。
“细心。”王国林毫不犹豫地说。在他看来，一枚螺丝、一根绳子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经你检查过的伞，要确保绝对没有问题”。
确保安全还有一道“保险”——携带一具备份伞。备份伞也被称为“救命伞”，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打开。
《伞降理论手册》中明确规定：主伞出现特殊情况时，首先要排除特情。当特情未能排除，危及跳伞员安全时，再打开备份伞。
在特种部队，打开备份伞这样的经历，更像是种荣耀。
“王教员总是格外严格，对谁都不例外。”中士赵玉鹏回忆道，前年全旅出了两次特情，一次是他自己，还有一次是王国林。
“伞降训练有规矩，出现特情后要停跳一天，用来反思总结。”赵玉鹏记得很清楚，王国林那次也停跳了一天。
在2166次的跳伞中，王国林遇到过10余次空中特情，打开过备份伞3次，其中两次都发生在近几年。
为此，妻子总和他念叨：“岁数大了，少跳点，在地上指挥就行了。”
但王国林有自己的固执：“经验也会过期。前些年的实跳数据，用在眼下的训练不一定好使。”
有人觉得，跳伞是“跳下来，就完事了”。但王国林不这样认为。“跳伞是个高危课目，每个环节都需要在脑海中反复回放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只有思想高度重视、精神适度紧张，才能确保实跳的安全顺利。”他说。
今年9月8日，部队当年的伞降任务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完成。让王国林欣慰的是，没人受伤——连崴脚这种小伤都没有出现。
王国林并没有过多地表扬这些士兵。“那会使他们大意。”他说。
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即使畏惧也敢继续
距离退休还有两年，王国林回头看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现困扰自己最多的，并非伞降训练。当初，如何从一名空降兵转型为特种兵，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攀登就是一大难关。“要背着枪和装具往上爬，手臂没有力量，根本上不去。”回忆刚到特种部队时的场景，王国林对攀登的印象格外深刻，“当时胳膊疼得连筷子都拿不起来。”
虽然畏惧，但他没有放弃，所有的特战课目从零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全部拿了下来”。
接下来的困惑来自“提干”失利。尽管曾两次荣立三等功，但王国林的特战课目只能算是中上水平，和同批成功“提干”的士兵还是有些差距。
2003年，王国林又荣立二等功。但此时，他已经超过26岁，过了“提干”的最高年限。
未能如愿成为军官，他也曾想“回家算了”。
但当时的营长一直给王国林做工作：“提不成干，不代表军旅生涯的终结。你的兵龄是优势，工作专业性又强，继续坚持，就能达到别人无法逾越的高度。”
“现在来看，果真如此，都被营长说中了。”王国林感叹。
王国林也有过恐惧的时候。
去年“和平使命-2018”联合军演，队员们要从1500米的高空跳下，穿越900米厚的云层。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气象条件。
由于危险系数过大，那次联合军演中，仅有3个国家的代表队接受了任务。
“我们第一个出发。如果我们中途放弃，而随后别的国家跳了……”王国林停顿了一下，“所以，除非下雨，所有人都做好处置特情的准备。”
“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期待过下雨。”一名伞降骨干回忆道。
跳出舱门不到两秒，队员们就消失在茫茫白色之中。王国林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有些后怕，“什么都看不见”。
落地后，队员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头盔的边檐、迷彩服的衣领和袖口都结出了冰碴。
“其实，无论跳了多少次，对跳伞的敬畏始终会存在，尤其是到了陌生的地域、恶劣的环境。”王国林说，在生死的边缘，更容易理解什么是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即使畏惧也敢继续。
跳伞需要勇气，生活更需要勇气
老旅长调到了陆军特种作战学院，走的时候想带王国林一起去。“学院的平台更大，环境也比营区好得多。”老旅长说。
营区在黄河边上，离市区很远，仿佛与飞速发展的社会脱了节。但王国林最终选择留下。原因很简单，他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很多人习惯称这个营区为“单位”，但王国林更喜欢称之为“家”。20多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从“家”出发，驱车前往市区，会路过县城附近的一个食品加工厂。每次，王国林都会忍不住朝那多看几眼——那里，也有一个他曾经的“家”。
和许多军人一样，因为繁重的伞训任务，王国林难以照顾家庭——妻子独自带着孩子在驻地租房。那时，部队还没有双休日，他一个月才能回去一趟；父母在甘肃老家，离得很远。
于是，2004年冬天，28岁的王国林花光所有积蓄，在驻地营区附近买了一块地皮。翌年春天，他在这块地上盖起5间平房。
房子装修得很好，安装了暖气，还用了当时比较高档的地板砖。因为父母喜欢睡炕，他专门找人打了炕，炕沿用砖头垒好，再用瓷砖进行“包装”。炕上铺层席子，再加上褥子和垫子，“坐上去很平，冬暖夏凉”。
王国林对这个家很满意：“虽然外面看起来不怎样，但里面很不错，父母也还住得习惯。”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因城市规划，王国林的5间平房被拆迁了，一家人只能又去租住楼房。
很快，父母以“住不习惯楼房”为由，回老家了。
房子被拆后，王国林感觉自己就像生了一场病。“曾经精心规划的蓝图，都成为遗憾和泡影。”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只能等待伤口慢慢愈合。“没办法。时代在变，被拆不可避免，但这也提醒我生活的不易。”他说。
算起来，这些年王国林培养出的伞训教员有1000多名，翼伞骨干有600多名。当初从空降兵一起来到特种部队的几名战友，只剩王国林一个人。
王国林偶尔也会羡慕离开的人。只有休假时，他才有机会回老家。父母的身体越来越糟糕：父亲有老年病，医生说这种状况动手术还不如维持现状；母亲患帕金森综合征，拄着拐杖的手，抖得十分厉害。
亏欠父母的，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多去陪伴。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人这份职业也让王国林有了更多坚守的意义——部队待遇不断提高，父母的病也就多了一份保障。
无论跳伞还是生活，对王国林而言，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受过的罪、经历的磨难都太多了，这让他拥有了更大的勇气去面对一切。
“就算前面是座山，无法立刻移开，我也会把它敲碎成一块块的小石头，再全部搬走，然后迈过去。”王国林说。
似乎有种看不见的磁场，不断吸引着他们
很难说清，跳伞对人到底有多大影响。
性格变化是最直接的。“在长期磨炼下，伞降骨干的性格都会变得更加稳重。”王国林对此深有感触——冯志强以前性格刚烈、大大咧咧，现在变得十分有礼数；韩伟以前脾气差，现在则收敛了很多。
跳伞似乎有种看不见的磁场，不断吸引着他们。“虽然苦、虽然累，但我愿意‘一条道走下去’。”一个为此着迷的伞降骨干说。
有人为了继续跳伞而选择留队，也有人在退伍季选择离开。“我们一个骨干退伍后，到伞厂应聘试跳员，还成功了。”王国林笑着说。
跳伞时，很多队员习惯在迷彩服左臂的口袋处绑一根红绳，或者吃颗糖，以此蕴意好运。
王国林也有自己的习惯。每次跳伞，他都会穿上那件丛林迷彩服。那件像用漂白剂洗过一般的旧迷彩，他已经穿了8年多。
记忆深处难以割舍的，还有两具陪他征战沙场的降落伞。那两具老式翼伞，各有一个吉祥的编号——520和521。如今，这两具伞已被封存在仓库里。王国林说：“就像自己的专属武器，实在太有感情了！如果可能，我想在退休后，申请把它们带回家。”
尽管有伞靴的保护，但王国林还是习惯跳伞前用绷带绑住脚踝，一圈又一圈，保护那个他获得“西部伞王”称号时受的旧伤。
跳伞是高危课目，会有额外的训练补助。有名伞降骨干曾认真地说：“结了婚的人都想多跳伞，因为有补助。”其实，这是句玩笑话。对大部分队员来说，补助实在微不足道，最主要还是“喜欢跳伞”。
这种“喜欢”，有时就是26年的坚守。“他陪降落伞的时间可能比陪我的时间都长。”王国林妻子说。
王国林当投放员时，飞机上的队员都特别有“安全感”。但他更喜欢自己跳伞的感觉：“看别人跳，我就想下去。那种在空中飞翔的感觉，特别好，说不出来的好。”
他还能记起第一次开伞时的情景——牵引绳将主伞从伞包里不断拽出，白色的伞花瞬间绽放。“像在绝境中获得了希望，有种重生的感觉。”说到这儿时，王国林的眼中闪过一丝光。
王国林喜欢看历史类的书，特别是人物传记。他也想改变些什么，为这支部队留下点东西。
他也会玩当下火热的“吃鸡”手游，尤其喜欢游戏开始时的跳伞。“一些战士还没掌握这种高跳低开的能力。”王国林说。
退休后，王国林想办个滑翔伞俱乐部，他说：“跳伞会涉及空域问题，而滑翔伞俱乐部的审批相对比较容易。”
他最喜欢的还是跳伞本身，可以尽情享受从高空跃出舱门那一刻的惊心动魄，以及开伞以后的平静释然，尤其是着陆时踩在中心点的那一瞬间——“快乐、自信，成就感油然而生，这种感觉会让人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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