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国共接触秘闻:周总理曾承诺蒋介石在中央任职

50年代国共接触秘闻:周总理曾承诺蒋介石在中央任职

曹聚仁1900年生于浙江江浦(今属兰溪)。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文坛、报坛和大学讲坛;抗战期间又奔赴前线成了战地记者,五十年代到香港,仍在报坛笔耕,写下了大量文史著作。曹聚仁一生中还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那就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担当起了台海两岸的“密使”,为国家统一奔走。这使他从在世时起,就被友人称作是“谜一样的人物”。

“现在可以说了”

曹聚仁的子女曹雷和曹景行都认为,因为父亲从事的“密使”工作极端保密,加上文革中家里被抄走“堆满一床”的父亲写来的家信,因此此事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证据。

曹雷说:“大陆和海外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数以百计的文章,流传着不同版本的说法,其中有些确实做了认真的探究,发掘出了可靠的重要资料,有些却是传闻,更有些夹杂‘合理想象’,甚至胡编乱造,像写小说一样。以至使这个‘谜’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弄得更加混乱不清。”

曾担任过蒋经国机要秘书的焦仁和告诉曹景行,蒋经国是片字不留的人。北京虽存有大量材料,包括谈话记录和曹聚仁的信件,但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解密”,材料也被深锁在中央档案馆里。作为曹聚仁的子女,“虽然在这方面知道一些外界不了解的情况,但毕竟不是当事人,不能不负责任地发表一些未经查实的东西。”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1996年1月发表了回忆周恩来的著作《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完稿后,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参与审稿。童小鹏在书中披露“1956年7月,周恩来同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以及1958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

接着,上、中、下三卷的《周恩来年谱》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年谱》资料丰富,涉及许多过去被视为高度机密的事情。在1956年和1958、1959年纪事中,就有11天的条目下出现过曹聚仁的名字。

这些让曹景行“吃了一惊”的内容,也使曹氏姐弟感到,“现在可以说点什么了。”

与蒋经国结交

曹聚仁成为国共“密使”,首先是台湾方面“点将”,选择曹聚仁,是因为他与蒋经国在赣南时就结为了至交。

曹雷告诉记者,1940年因她的出生,曹聚仁夫妇便选择在赣南安家。一是作为战地记者的曹仍可以在东南战区采访,二是蒋经国当时在那里推行“新政”,政治空气似乎清新一些。曹一到那里,蒋便上门拜访,并以“老师”相称。

早在1938年,曹聚仁就曾采访过蒋经国,发现这位28岁的蒋家公子坦率真诚,作风平民,毫无新贵派头。在题为《一个政治新人》的访问记里,曹写到了蒋经国给他的印象:“他和劳苦民众相接近并非矫情而为之的……他有光、有火、有力……”随后,蒋经国的《正气日报》创刊。他邀请曹聚仁主持该报。曹聚仁欣然答应。从此,两人过从甚密,时常一起切磋时局,谈论政见。这段时间,曹聚仁在赣南处于“客卿”地位,蒋经国待之亦师亦友,还曾说:“知我者,曹公也。”

但他始终没成为蒋经国“圈子” 里的人。当他发现这份报纸已卷入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后,就决然辞去该报总编等一切职务,告别蒋经国,但仍与之保持联系。

1945年,曹聚仁在上海的大学任教,同时任《前线日报》编辑。他回忆与蒋经国的多年交往,着手写《蒋经国论》。时年蒋氏不过三十多岁。五十年代他在香港,又将此书改写了一版。

“九十年代台北的‘一桥出版社’将此书的前后两版合一出版。曹聚仁的著作才算终于在台湾出版。之前,他的作品,包括《蒋经国论》,在台湾均被列为禁书。”

北京准备好了

1950年,曹聚仁离开了大陆,他想在国共夹缝之间,寻找一个可容许他这个“自由主义者”存身的地方,于是选择了香港,此行曹聚仁专门请教了他的恩师和引路人邵力子。邵在国共两党中都有广泛的人脉,五十年代和张治中、屈武等为两岸和谈出力。所以在曹景行眼中,“父亲最终扮演这个角色顺理成章。”

195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一则报道使世人注意到曹聚仁这个名字。报道中透露:“几个月来,有关国民党与红色中国即将进行和谈的传言传遍了远东地区。……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曹相信,台湾独立没有前途,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通过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

香港《真报》立即跟上,此后,关于“国共和谈曹聚仁牵涉在内”之类的消息在海外许多报纸上成了新闻热点。

尽管台北官方矢口否认两岸间有过任何秘密接触,但曹聚仁的妻子邓珂云去世前告诉自己的子女,两岸建立联系,最初是台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曹聚仁。在她留下的红色封面的笔记本中写道:“曹聚仁写信给北京高层,由她亲自转至邵力子,再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交到周恩来手上。”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之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政协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方针、政策,并呼吁“和平解放台湾”。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至此,北京的对台新政策成型。只等曹聚仁束装就道去北京。

就在曹从香港启程赴京的前3天,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第一次见周恩来

在曹景行的记忆里,那是一个不太闷热的下午。1957年7月13日,他九岁。他的父亲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身份,在颐和园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那之前邵力子夫妇则陪着我和母亲在园中游玩。邵夫人送我们回宾馆时,邵老则去参加会见。”

无论是曹聚仁的《北行小语》,还是邓珂云的笔记,那天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曹聚仁随周恩来、陈毅荡舟昆明湖。直到夕阳下山,游客渐散,才上岸进入听鹂馆吃晚饭。

席间谈论的内容,曹聚仁写了题为《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的文章,发表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这被视为北京第一次公开向海峡对岸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曹聚仁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接着问到海外华侨对于和平解放台湾的看法。记者也就说到,由于国共间的政治矛盾,增加了华侨间的精神负累,这一矛盾能消解,当然是国人之福。”

这一次,作为“闲谈”,曹聚仁认为尤其重要,“老老实实的把胸中要说的话说了出来。”直到午夜才告辞归城。

7月29日,也就是曹聚仁离开北京之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岸高层间秘密沟通,曹聚仁频频往返。

1956年10月3日下午,北京举行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出席的中共高层人物中不见毛泽东—他在中南海的居仁堂等着曹聚仁。那天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曹聚仁没有文字记载公开发表,他只有这样一段话:“……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的转变呢!”

四天之后,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曹聚仁又有了和周恩来的会面。这次谈话内容在《周恩来年谱》中记录得很详细: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抢先报道金门炮战

1957年夏天,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即便如此,曹聚仁在1957年中仍两次回过大陆。一次是4月到北京。他与毛泽东又有一次交谈的机会。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针对大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曹聚仁在给“台座”(指台湾蒋家父子)的信中转告周恩来的话,“千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台座”有何反应,没有资料证明。但1956年两岸开始接触时的气氛,到1957年下半年似乎已经起了变化。外有“波匈事件”,内有“反右运动”,两岸间的第一次和谈机会稍纵即逝。

1958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突然紧张起来。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对炮击金、马最后拍板。第二天,毛泽东又致信国防部长彭德怀部署战事,并定下“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方针。

这年夏天,美国介入黎巴嫩战事,机会来了。

8月22日,联合国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国家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第二天,毛泽东就下令向金门开炮。实际上,毛泽东从7月中旬就开始为此做准备工作,向福建调集军队。“8·23”炮战是正午12时突然开始的。但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却已以郭宗羲的名字报道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

一时间海外报刊媒介纷纷转载这条消息,“郭宗羲”这个名字也一下子为众所瞩目。消息来源自然是数日前已从香港飞到北京的曹聚仁,而向他提供这一军事秘密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三十年后,曹景行在香港遇到了当年主理《南洋商报》香港办事处的郭旭。他告诉曹景行,当时接到曹聚仁从北京发来的新闻稿电报,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就决定用自己的姓,造出“郭宗羲”这个名字发表。

童小鹏当时是主席办公室的主任,毛泽东接见曹聚仁,他都在场。他在回忆录中说:“这年八月,毛泽东接见曹聚仁,要他把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

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告诉曹景行,“此事毛十分重视曹聚仁,说这是政治性‘探视气球’”。

据曹景行研究发现,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50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对曹聚仁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金冲及的《毛泽东传》,此想法在1958年会见曹聚仁的一段谈话表露出来过。

接着,周恩来又两次接见曹聚仁。此时,台湾海峡危机的高潮已经过去。

归葬上海

曹景行回顾整个六十年代,“两岸和谈比五十年代更深更具体。”然而,此时两岸间的暗中交往要低调得多,也稀疏得多。蒋氏父子一度有意同北京和谈,当看到中苏趋于分裂,中共内部出现路线之争,“大跃进”又造成经济建设挫败,打消了和谈之意,重起“反攻大陆”之念。1960年台湾海峡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原因即在于此。”曹雷说。

曹聚仁的一位朋友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上说,曹生前向他透露,1965年两岸间曾达成过六项和谈条件。上海作家叶永烈,也曾在台湾日月潭畔的涵碧楼看到有记载,曹聚仁1965年某日在那里见过蒋氏父子。

1966年国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坚守在香港的曹聚仁日子也越过越艰难,有好几年可谓“贫病交加”。在他给女儿曹雷的家信中说道:“国际局面变化很大,我这个灯台守,只能痴汉等婆娘似的,等他们送媚眼来,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双耳。”(1971年7月28日)1971年12月31日的一封家信中他说:“我的中心,决意转在澳门,因为我到台湾去既不能坐飞机,又不能坐轮船,只好坐渔船到左营,从左营飞日月潭,见了面就回来,不能让香港当局知道的,一切以住澳门为便。”

半年之后的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曹雷回忆说:“父亲临终前弥留之际,母亲在他身边,还听他反复说要交待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见毛主席,但已经说不清也写不出了。”

家人把曹聚仁的骨灰带回大陆,葬于上海青浦福寿园墓地。

“谈的深度可能超过我们想象”

时代周报:关于你父亲曹聚仁的国共“密使”身份,直到今天还是扑朔迷离?

曹景行:这是一个十多年漫长的历史,里面不知道发生多少事情。但是这个当中浮出水面的只有几块石头,这几块石头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要写的东西,我也不能说就只有这几块石头,我可以猜,但我没有把握。只有浮出水面的那几块石头,才是真的依据。

时代周报:为什么台湾到现在都不承认曹聚仁做过“密使”?

曹景行:台湾方面本来就是个人对个人的,而大陆方面是整个国家在行动。当时我1956年去北京的时候,见到的这个参与活动的人当中,有张治中、屈武、陈叔通、童小鹏,这些人都是直接参与的。当然邵力子是主要人物。

台湾方面完全是单线,我估计知道的人不超过四个,甚至不超过三个—蒋介石,蒋经国,还有我父亲的直接联系人。这个直接联系人叫王济慈,是我们的同乡。我问过焦仁和,他做过蒋经国的秘书。他说蒋经国是片字不留的人。所以就不会有像大陆这边所谓的档案。

对他们来说,如果这个事情(指曹聚仁往来两岸)给各方知道,对他们当时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比大陆这边大。大陆是公开的,我希望你回来。台湾是不公开的—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决策者,但只有老蒋和小蒋知道。而且当中有趣的是,有一个重要史料。就是200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档案,解密之后,台湾有人去看了。看了之后,对这批档案的内容做了报道,说蒋介石和蒋经国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北京通过曹聚仁来向台湾提出和谈,但是给他们拒绝了。

这个事情老蒋很明显在骗美国人,就是怕美国人知道。先跟你打个招呼,只告诉你一半,有这样的事,但我们拒绝了,让美国人安心。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做了调查,我父亲在香港搬家就搬了好几次。

时代周报:所以,真正记录当时情况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

曹景行: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公布它的机密档案。公布的档案都是处理过的。美国公布的档案许多也都切掉的,都要经过机密审查。在官方披露的资料中,《周恩来年谱》是披露最多的。出乎我的意料,大吃一惊。

还有一个北京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杨斯德(原中台办主任)。关于五六十年代的两岸关系,杨斯德说:“我们和蒋家的联系在好几条上同时进行,中间人包括章士钊、曹聚仁。”杨老还有一句总结性的话:“对曹聚仁我们用的很好。”或许这可以视作一种非正式的“结论”吧。童小鹏回忆录也有简略提到,包括罗青长的说法,徐淡庐的说法。我父亲到北京都是徐淡庐接待的。他是我父亲的联络人。所以《周恩来年谱》、童小鹏回忆录、另外一个是《毛泽东传》,作者叫金冲及,中国党史官方最权威的,就这几个了,其他都是传言。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之后会整个解开吗?

曹景行:不知道,但东西在的。有一些史料,比如美国情报局公开的,就是新的资料,我不知道在英国、香港的档案里面有没有,但现在没有精力去查这个事。在香港的英国人会不会把这些都带回英国去,也不知道。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的史料肯定有一大堆,但也没人去注意,也没有途径去看。当时英国苏格兰场的MI5(军情五局)是对内的,MI6(军情六局)是对外的,当时在香港也要跟着做,1997之后就解散了。这个他们肯定有长期跟踪的。我还碰到过一个长期跟踪我父亲的探员,现在退休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旅行团,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那时我还在上海,没在香港。他可能是处理我父亲的事情,知道我,他很谨慎,有点回避我。

时代周报:也有很多人认为,曹聚仁是亲共的。包括他50年代在“大跃进”时对大陆的宣传。加上台湾很多人都不知道此事,人们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曹景行:因为台湾不公开,我也不知道他们(指曹和蒋家)见没见过。也许见过,也许不止一次。谈的深度超出我们想象的,也可能有。当时双方都没有公开,他是作为《南洋商报》的记者来北京采访,所以他会写北京。这是明的。现在一些人认为,他专门写北京的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写得很好。其实看看东南亚的华人,他们对当时新中国的向往,现在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了,回过头来谈这个事,当然更全面。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