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这部电影在圈内口碑爆棚,却在上映后遭遇了滑铁卢……

2019年这部电影在圈内口碑爆棚,却在上映后遭遇了滑铁卢……

2019年11月底,有这样一部奇特的电影上映:

--它的前期拍摄成本仅几十万,却在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一鸣惊人,获得“最佳电影文本”奖,赢得《无名之辈》的导演饶晓志力挺,为它监制,保驾护航。

--它上映前,宁浩、吴京、郭帆、文牧野、姚晨、路阳等多位影视圈大咖自发为它助阵,给予极高的评价;连影院也毫无吝惜,用排片鼎力支持。

--然而,上映后它却遭遇了滑铁卢。首日上座率仅1.7%(同日是《我和我的祖国》上映的第61天,上座率3%);截止今日,票房仍未超过1000万。

这么大的反差,难道之前诸位大咖的力荐只是打人情牌?

不! 在古木看来,它不但是部佳作,还是2019年最令人惊喜的影片!

古木将它推荐给你,不是为它鸣不平;而是知道,辛苦了一天的你,一定能从它那里获得几许欢快、几许宽慰、几许温暖、几许浪漫。

答应古木,不要看了片名就跑。

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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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夏洛克》


01

它为何会在上映后滑铁卢?

首先、它的片名很劝退。《平原上的夏洛克》给人一种不中不洋的违和感。

“夏洛克”意指夏洛克·福尔摩斯,是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的经典神探形象,经由本尼英伦腔十足的完美演绎,风靡全球。将这样一位英国神探,放置在富有农耕特色的平原上,有一种土里长出了炸鱼薯条的突兀感,实在不太相宜。

其次、它的宣发很劝退。通常而言,明确的类型定位,是吸引目标受众最有效的策略。然而,下面这张宣传海报却给影片贴上了林林总总近十个标签。这些标签每一个用的好,都能触达不少受众;放在一起却互相拆台,让人生出这样的困惑:这到底是一部什么电影 ?

这种困惑或许正是宣发方的策略:让观众产生好奇,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但是,这个策略对于一部“导演、演员、题材”均无高号召力的电影,实在过于激进。

再次、它的题材很劝退。这并不是说农村题材没有佳作。《李双双》《喜盈门》《一个都不能少》《活着》《红高粱》《黄土地》《那人那山那狗》等,都是不容置疑的经典之作;还有近年的《喊山》《心迷宫》《Hello! 树先生》,去年的《过昭关》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但几部佳作,尚不足以打破题材自身的限制。

从上方古木整理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农村题材电影低票房、低市场号召力,是普遍现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宏观层面时代发展、城乡差距拉大等因素,也有微观层面创作者心态浮躁、受众娱乐性偏好等因素,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以上三点,在古木看来,就是造成《平原上的夏洛克》在上映后滑铁卢的主要原因。


02

为什么说它是2019年最令人惊喜的影片?

古木有五个理由:

第一、导演虽是新人,但功底扎实有新意

《平原上的夏洛克》虽然是导演徐磊的长片处女作,却不是他第一次“触电”。

事实上,徐磊曾先后到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学院、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并在此后的十余年以摄影、编剧和导演的身份参与了多部广告、纪录片和电影的制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从视觉风格上就可以看出,本片对农村题材的表现有很大突破。

导演在纪实风格的基础上,通过镜头的运动、景深的变化、光线的对比和色彩的铺陈,使画面既保有生活朴实的质感,又具有细腻诗意的描摹,层次丰富、富有张力、饱含温度。

此外,导演对于镜头视角的选择,也常常出人意料。

影片中至少有三到四个镜头,是完全从影片人物身上跳脱出去的。这就使得影片内多出了一位看客。作为观众,我们从这位看客的视角偷窥到了我们本不会看到的东西。这种“嘘,给你看个好东西”的交流感和私密感,让我们的观影体验意趣十足。

从蒙太奇风格上来讲,影片大量的使用了“跳切”的手法,将事情的开端和戏剧性转折并置,创造出极强的戏剧张力和荒诞色彩。

在整体风格有所突破的基础上,导演还创造出了个别极具美感的镜头(例如:往塑料遮雨棚上倒金鱼,超英骑马夜奔,超英、占义、树河最后走入瓜林等),让人从心底里升腾出一种感动,久久难平。

不仅如此,导演在叙事上也很有新意。

从之前各位大咖给这部影片贴的标签就能看出,导演在叙事上调用了多种类型的风格元素,却又没有把任何一种类型贯穿始终。这就使得我们在观看影片时,既熟悉又陌生,既兴奋又害怕,既惊喜又失落(说的似乎有点儿玄,类似与分别多年的初恋偶遇的感觉~)。

最后,影片西部风格的配乐也很有趣,古木在此就不多说了,留给大家在影片中感受。

第二、演员虽是素人,但表演质朴有彩头

相较于导演扎实的功底,本片的演员可以说是 ”浑然天成“的。

导演最初也试过专业演员,但实际拍摄出来效果并不理想。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专业演员的表演痕迹重,失了人物的地气;二是演员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到环境中,看起来违和、不自然。

因此,影片最终全都由素人本色出演。主角超英是导演的爸爸,本名就叫徐超英;占义是导演的亲戚,本名也就叫张占义。大家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环境中,喂马、拆房、搬砖、做饭、浇地,以毫不矫饰的方式呈现自己本来的样子。

这就使得他们的表演有厚重的情感支撑和丰富的生活细节,格外动人。

据说“占义将痰抹在头发上”这场戏,导演考虑到观众可能会有生理上的不适,最初没有具体设计,用了远景。结果占义到了现场灵光一现,开始自行发挥,呈现出极为滑稽、质朴的神情和动作,为本片贡献了一大笑点(古木看到这里差点儿笑岔气了)。

这样灵气十足、浑然天成的演员和表演,真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第三、故事虽然简单,但风格荒诞有思考

影片的故事要从超英卖牛开始讲述。

超英卖牛挣了17万,打算用这笔钱翻盖新房。

盖一座“四明四暗”的房子,既是超英亡妻对他的嘱托,也是他身为一个农民难以甩掉的执念。

于是超英的朋友占义、树河和一众村民前来帮忙。没想到树河在为大家采买食材的路上意外遭遇车祸,重伤入院,而肇事司机逃的不见踪影。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树河的侄子和村民觉得,与其报案抓不着肇事者,拿不到赔偿;不如当树河是自己摔的,走农合报销,拿回70%的费用(这点下面会具体解释)。

但超英觉的,树河不能白白被撞了,应该报案。

于是,他自掏腰包,承担了树河所有的医疗费,报了案。

警察看了一下现场便告诉他,案发地没有摄像头,在没有目击者、现场又被雨水破坏了的情况下,想要抓到肇事者,很难。

于是,超英和占义决定自己上马,化身“平原侦探”,展开寻凶之旅。

几个农民想要寻凶谈何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求仙问道,土法查案,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肇事者。

故事虽然简单,但影片在叙事的过程中,将农村青年外逃、阶层压迫、城乡差距、人情社会等一系列的观察放入其中,并搭配了两种不同的策略——“点到为止” 和 “荒诞叙事”。

“点到为止” 能够保证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即有所思考,又不觉得沉重压抑。此中平衡的把握,对导演的功力是一种考验。

“荒诞叙事” 则以 “举重若轻、笑中带泪” 的方式,将导演真正想要揭露的问题表达出来。

在古木看来,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 制度困境

从树河被送到医院急救开始,超英就反复面对着一个难题:要不要报案?

如果报案——农村道路缺少监控设备,没有目击证人、肇事者逃跑,警察基本上也束手无策。法律上,医疗费用应由肇事者承担,没找到肇事者前由受害者垫付。

如果不报案——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按照普通的医疗案例,报销70%。

以博弈论来看,最理想的选择(肇事者承担所有医疗费用)无法实现,不报案承担30%,自然优于报案承担全部。

发生车祸,找到肇事者,本是人之常情,亦是公理之所在。但农村建设的不完善,执法机构的不得力,和法律制度的不全面,使得受害者在寻求公理的过程中背负沉痛的代价——多么荒谬!

(2) 身份错位

想找肇事者,既然指望不上警察,也只能自己上了。于是两个既不擅长逻辑思维,也不具备刑侦能力的老农民,开始一本正经的寻凶。

这种身份错位,不是导演徐磊臆想的,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经历。(曾经导演的亲戚被撞,家人将他送到医院后,没有报警,自认倒霉,但也不甘放弃寻找肇事者。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了,却让导演难以忘怀。)

如果执法部门总是无法充分履行职责,让普通民众“打肿脸来充胖子”,那社会的荒唐程度实难想象。

(3) 人情 v.s 正规渠道

为了找出肇事车辆的信息,超英和占义请超市老板帮忙,让他们看一下门口的监控录像。然而,好话说尽皆无用,不顶超英一个电话打出去,找熟人托关系,用“六度空间理论”很快就找到了关键人物,看到了监控。

随后,占义在追查可疑车辆的过程中,与小区保安发生肢体冲突,被公安拘留。公安局的于队长语重心长的教育超英,要通过正规渠道去解决问题。

结果当于队长带着超英找到可疑车辆的车主时,二人竟被训了一顿。

原来可疑车辆的车主是那个市的著名企业家范总。范总的人脉四通八达,上可跟市长一同出席会议,下可跟公安局局长聊天吃饭。小小的于队长,他完全不看在眼里。

最终,于队长既没问话,也没查证,带着超英灰头土脸的离开了。面对超英的质疑,于队长只得叹息,“叔,我心里有数”。

如果“正规渠道”始终是权威人士的“人情”,那“人情”就成了普通老百姓们唯一的“正规渠道”—— 令人唏嘘。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后面还有两点,考虑到单篇篇幅,古木将它放在了下一期。


预告:

第四、人物虽然庸碌,但血肉丰满有点酷

第五、农村虽有痼疾,但人情浓厚有温度


内容很精彩!千万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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