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与咖啡因的故事

可口可乐与咖啡因的故事

[美]巴托·J·埃尔莫尔 著 林相森 张雪媛译

咖啡因——一种白色、透明的兴奋剂,以纯净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它是现代食品工业系统中频繁出现的药品,从咖啡、茶叶到苏打饮料和功能型饮料,很多天然和合成的饮料中都能找寻到它的身影。人们每天都会消费一些咖啡因,无论是早上起床、中午用餐抑或是晚饭之后。许多人承认,若是早上不喝一杯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整天都会没精打采。可以说,咖啡因是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如此自然地渗透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没有人会怀疑它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咖啡因吗?如果你问一个正在喝可乐的人,他握着的饮料中的咖啡因到底从何处来,你觉得他会知道答案吗?你自己又是否知道呢?

事实证明,咖啡因如此常见的背后有着更为神秘的渊源。输送咖啡因的商业渠道十分复杂,并且多年来鲜为人知。多数人对于咖啡和茶叶贸易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但是关于咖啡因的加工处理,知道的人又有多少呢?像可口可乐这样的饮料公司是如何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数量巨大的咖啡因原材料的呢?为了得到答案,我们需要追溯到19世纪末期,那个现代咖啡因加工行业刚刚兴起的时代。

寻找咖啡因

当时,可口可乐的创始人约翰·彭伯顿坚持使用西非的柯拉果提取所需的咖啡因,该果实由生长在西非热带森林中的一种常绿植物柯拉树所结。彭伯顿错误地认为从柯拉果中提取出的咖啡因会比“以往用咖啡或是茶提取出的本国的”咖啡因优质得多。他确信,使用了这种异国的、不同寻常的原材料,生产出的可口可乐饮料在与商业对手的竞争中会胜出。但是,由于这种由柯拉树结出的果实产地距离美国十分遥远,产量也不是很大,提取成本自然而然会高出很多。19世纪末,英国和德国的企业对西非的柯拉果加工工业进行投资,以促进其产量的提高,甚至在如牙买加等“新世界”(New World)的前哨地区进行了种植试验。尽管有了这些对殖民地的投资,但柯拉果的产量依然不是很可观,1899年向英国出口的柯拉果总量仅18 000磅。因此,可口可乐公司需要寻找一种更加经济的咖啡因来源。

然而,彭伯顿从未完全放弃使用柯拉果,他的秘方最终还是保留了少剂量的柯拉果粉末。不过,他决定寻找获取咖啡因的其他途径,希望能够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得更多原材料。幸运的是,在当时的时局下获取咖啡因不是什么太难的事。19世纪末,茶叶和咖啡的生产空前繁荣,因为垂直一体化的生产者们使用新的工业机械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由于供给充足,西方的消费者们对于咖啡和茶叶的质量变得挑剔。因此,那些不符合人们期望的低品质茶叶和咖啡,不可避免地被淘汰,最终在仓库中堆积成山而无人问津。19世纪末期,欧洲的国际茶叶交易所中,“茶屑”(破损的茶叶)因为被禁止用于消费品而遭遗弃,这种情况在美国及英国都曾出现。但这些废弃的茶叶对于可口可乐公司而言却是个金矿,有了它,大量廉价的咖啡因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

1895年,一位移民化学家路易斯·舍费尔博士(Dr.Louis Schaeffer)从德国的斯图加特地区来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梅伍德市(Maywood),他建造起美国的第一家咖啡因萃取工厂。时年39岁的舍费尔曾就读于德国的一所大学,并在德国的化学工业领域工作了20多年。像他这样的化学家还有很多,他只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来到这个小镇的德国化学家、制药家中的一员。

他们共同将这个距离纽约市15英里、寂静的小城打造成美国化学制造业的中心。这个小镇吸引企业家的地方在于横穿小镇的一条铁路,通过该线路,运送原材料以及将加工后的成品运送给需求者变得更为便捷。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梅伍德市拥有五家大型化工企业以及多家制药企业。

在梅伍德市建立咖啡因加工工厂的费用是高昂的,尤其是在美国贸易法颁布之后。根据规定,进口的茶业碎片必须与石灰及辛辣调味料的提取物混合[1897年《茶叶进口法案》(Tea Importation Act)的一则条款,目的是将次级茶叶逐出美国市场]。舍费尔生物碱工厂(Schaeffer Alkaloid Works)抱怨道,这样的规定使得他们需要为这沉重的混合物支付更多的关税以及更高的运输成本。即便这样,舍费尔仍能找到盈利的途径。到20世纪初,该公司成为了可口可乐的主要咖啡因供应商之一。1910年,该公司与该镇的其他企业合并为梅伍德化工厂(Maywood Chemical Works)。

追随着舍费尔的脚步,美国的一些化学制品公司开始发展起来。1904年,孟山都化学工厂(Monsanto Chemical Works)开始从事咖啡因的商业化生产。当时,孟山都公司只是化学工业界的一个新手。1901年,可口可乐成立后的第15个年头,在药品加工工业混迹30年有余的芝加哥本地人约翰·F.奎尼(John F.Queeny),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成立了孟山都化学工厂——以其挚爱的妻子奥尔加·门德斯·孟山都(Olga Mendez Monsanto)的名字命名。该公司起初只有一条生产糖精的生产线。糖精作为一种从煤焦油中提取出的人工甜味剂,逐渐成为食品加工界的宠儿。从当时的市场环境来看,从事糖精生产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奎尼的公司是美国当时唯一一个糖精生产商,面临来自强大的德国垄断公司的压制,后者惯用的手段是通过价格战来驱逐竞争者。奎尼并没有多少资金,生产经营所需的5 000美元启动资金几乎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此时他需要一个合作者,而可口可乐公司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当时,可口可乐需要寻找更加便宜的甜味剂,和蔗糖混合制成可乐糖浆。可口可乐公司想要削减原材料成本,所以使用糖精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办法。1903—1905年,可口可乐购买了孟山都所有的糖精产品,为这个尚处于初始阶段的化工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如今,在孟山都的网站上还能看到其对于可口可乐早年的扶持的感激之情。没有可口可乐公司,就没有孟山都公司的今天。

孟山都公司的生产线不断多元化,并在1904年开始进行咖啡因萃取加工,这为可口可乐公司提供了另一个国内供应商。十年时间里,孟山都以及舍费尔的梅伍德公司迅速成长为能与默克公司在国际咖啡因市场上相抗衡的美国企业。1908年,两家美国企业游说成功,促使美国政府放开对茶叶碎片的管理,取消关于混入石灰及阿魏胶的规定。这一规定使得梅伍德化工厂(Maywood Chemical Works)以及孟山都在与国外生产商的竞争中拥有了更多的优势。截至1914年,美国市场对于成品咖啡因需求量的2/3都由美国国内咖啡因生产商供应。

这样的局面是阿萨·坎德勒(20世纪初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所乐于看到的。他和之前的约翰·彭伯顿一样,希望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咖啡因的供给。在这样一个竞争性市场中,可口可乐公司能够以每磅3美元的价格得到生产所需的兴奋剂。1914年,6盎司的可乐饮料中含有76毫克的咖啡因,由此计算,一瓶可口可乐中花费在咖啡因上的成本不到0.06美分。

从当时来看,这部分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但是“进步时代”有关咖啡因对身体健康不利的言论给可口可乐公司的咖啡因供应系统带来了不小的威胁与打击。可口可乐公司宣扬其含咖啡因饮料对人体无害的言论受到了来自文化力量的强有力冲击。与前端系统供应者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关系后,可口可乐公司需要担心的是商品链中的另一部分问题: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抵制咖啡因

20世纪初,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咖啡进口国。长期以来,相对于茶叶,美国人对于咖啡有着更强的偏爱,这主要是因为茶叶的生产受到大英帝国统治的历史影响。截至1910年,美国人均消费的咖啡量达到12磅,相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9磅及1783年的0.125磅有比较大的增幅。而每年茶叶的消费量相当少,截至1910年左右,人均消费量只有1磅。总之,咖啡成为了美国人民爱国的象征、全民的饮料。

这些咖啡因让人们变得烦躁不安。咖啡因的分子结构与腺苷相似。腺苷是一种神经镇静剂——与酒精和镇静剂相仿——在人体内自然合成。当咖啡因取代腺苷与大脑内的神经突触接触时,就不再释放唤起睡意或是抑制兴奋的信号。因此,血液中高浓度的咖啡因会影响神经回路的正常运转,引发一系列的精神疾病,其中包括消化不良及神经过敏。考虑到这些生理方面的副作用,摄入大量咖啡因的消费者及公共卫生组织的官员开始质疑:咖啡因是不是一种适合日常摄入的无害兴奋剂?

考虑到国民对于咖啡的狂热可能给身心健康带来的隐患,公共卫生改革派在20世纪初发起了一项抵制咖啡因的运动。这次事件是1906年爆发的关于倡导纯净食物和药品的运动的延续,那年专门揭露丑闻的记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出版了《屠场》(The Jungle)一书,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糟糕的卫生状况。辛克莱的调查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食品加工业安全性的争论,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强对主要食品生产厂商的监管。人们一致认为,在决定什么样的食物或是化学物品无公害这一方面,联邦专家应该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

这次抵制咖啡因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投机主义的商人煽动起来的。比如企业家C.W.波斯特(C.W.Post)是当时美国最大的谷物类商品巨头之一,他在20世纪初巧妙地增加了人们对咖啡因的恐惧感,以促进咖啡替代品成为人们首选的健康饮品。波斯特在1895年推出了著名的波斯敦(Postum)的类咖啡饮料,它是由多种谷物混合制成的。为了让这一产品能够畅销,他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刊登了抵制咖啡因饮料的文章,宣传那些过度饮用咖啡的人会出现神经紊乱的事例,以达到“妖魔化”咖啡因的目的。

关于咖啡因的讨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地方和联邦层面的执政机构里。在20世纪之交,联邦立法者主张禁止含咖啡因饮料的生产和流通。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位州参议员向1907年的大会提出禁止含咖啡因饮料在州内流通的草案。尽管该草案得到了极大的支持,但草案的反对者们仍最终以51∶39的微小优势取得了胜利。在阿拉巴马、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佐治亚等地,州议员们也提出了类似的禁止含咖啡因饮料流通的议案。

地方的反对派们经常将可口可乐作为抨击的对象,称其为有害的消费品。而可口可乐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可能在于它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极大受欢迎程度似乎违反了自然规律。激进者们强调,咖啡因是被可口可乐的药剂师们作为配方的一部分加进去的,这就意味着存在可口可乐公司在产品中故意添加可能导致上瘾物质的阴谋。一位反咖啡因的得克萨斯州议员在1909年的州众议院大会上说道:“可口可乐在产品中添加咖啡因这种致瘾剂,是为了让人们对可口可乐产生持续的渴望和需求,从而谋取利益。”

可口可乐公司在对抗这些污蔑的控诉中,坚持说可口可乐饮料中只含有“纯净的咖啡因”,它与咖啡和茶叶中所含有的咖啡因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阿萨·坎德勒作为一名福音派信徒,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一直以来坚定地反对放纵和无节制的行为。他在一封信中再次明确强调了他的观点,以回应1907年北卡罗来纳州抵制咖啡因运动对可口可乐的诽谤,以挫败那些抵制咖啡因运动的参与者们。在一封写给“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们”的信中,坎德勒努力让人们相信,可口可乐“含有的咖啡因还没有一杯咖啡或是一杯茶水中的多”。坎德勒一再坚持,可口可乐这种软饮料是健康的、无害的。

这种为自己辩护的逻辑,反映了“进步时代”在食品和药物政策的争论背景下,对“纯净”的真正含义的维多利亚式假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纯净”和“自然”这两个词汇总是紧密相连的。随着城镇的发展,市民们开始远离乡村,远离粮食生产地,于是田地和牧场渐渐成为了人们心中纯净自然的所在,而进行食品加工的工厂却往往因可能存在掺假的行为失去人们的信任。在多数情况下,纯净意味着源于土地、源于自然。坎德勒通过将他的产品与咖啡、茶叶等天然农产品联系在一起,从而消除人们对于可口可乐可能会损害健康的担心。

但是他的这种言论并不能使人信服,尤其是在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局长哈维·W.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看来。作为广为人知的“改革派化学家”,威利密切关注着美国日益增长的咖啡因摄取量,并致力于对此做出点改变。从1902年开始,他带领着化学局的“缉毒小分队”着手调查进入国民食品供应链中的各种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颁布之后,威利的小分队便可以依法没收跨州运输对人体有害的食品和饮料制品。对于威利以及小组中的其他化学家而言,最主要的任务便是终结那些劣质有害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1909年10月,在该目标的指引下,依据宪法中商业贸易条款所赋予的联邦政府管制权,威利下令截获了从可口可乐公司亚特兰大的工厂运往查特努加市瓶装厂的40大桶和20小桶浓缩糖浆。在表达对于可口可乐公司的不满时,威利解释道:“无论可口可乐使用的咖啡因是否从纯天然的植物中提取,也不管他们如何在产品中添加这些咖啡因,都无法掩饰咖啡因这种植物碱的有害本质,可口可乐公司的声明无非是让人厌恶的托词罢了。”在发起对于可口可乐公司的公诉时,威利决定让消费者们“擦亮眼睛,看清饮料中过量添加的咖啡因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威利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他曾经多次检举可口可乐,称其违反了食品和药品法,但都遭到了他在美国农业部的上司的阻拦。1908年11月,他首次提议没收可口可乐糖浆,但被美国农业部的律师乔治·麦凯布(George McCabe)告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1909年2月,他遇到了同样的阻拦。美国食品药品检查委员会(Board of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也曾断然拒绝威利的提议,称如果他的部门对可口可乐公司实施禁令,那么同理也需要对茶叶和咖啡的进口和贸易商进行同样的处理,这岂不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但是,威利是个执着且充满自信的人,不会因为受到拒绝而就此罢休。这样一个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人,如果写自传的话,会以非常自负的语言写出传记开头,声称他已经“研究”过自己的“战果”,并“发现这些比我的理论要有意思得多”。自从1882年进入美国农业部之后,威利就一直在寻找能够让其流芳后世的机遇。25年后,他仍在不懈地寻找重大的发现和突破。尽管他推动实施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并使得化学局更加专业和系统化,但他仍然觉得在美国农业部上司们的阻碍下难以施展抱负。在他看来,这次与可口可乐公司的博弈将是使他名声大震并向世界展现他勇气的绝佳契机。

威利起诉可口可乐公司的案件于1911年3月13日在位于美国田纳西州东部地区查特努加市的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件引起了全国各地各大媒体的关注,成为了各大出版物的头版头条——“可口可乐被认定有损健康”“8瓶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剂量足以致命”“可口可乐公司受审中”。《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Daily Observer)称此案是南部联邦法院审理的“最重要的案件之一”,《美国药剂师和制药记录》(American Druggist and Pharmaceutical Record)杂志也称该案件“从多种层面来看都是历史性事件”。此时的威利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全国的媒体杂志都在报道他的事迹,其中包括其偕同比他小30多岁的美丽的未婚妻安娜·凯尔顿(Anna Kelton)进行周末短途旅行这样的爆料。威利开始频繁参加各种豪华晚宴,向查特努加市上流社会的贵族们发表演说,沉浸在功名利禄中而变得飘飘然。

威利得势的背后有着来自诸多名人和世界级科学家的支持,其中包括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奥斯瓦尔德·施米德贝格(Oswald Schmiedeberg),后者被誉为那个时代药物学界的先驱。威利同时也倚仗来自牧师乔治·R.斯图尔特(Reverend George R.Stuart)的支持,他是一名来自田纳西州克利夫兰市的南卫里派传教士,在整个案件审理中作为政府的证人,坚称咖啡因是道德堕落的致瘾剂。此时的形势对威利十分有力,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神学的角度,都使其立于不败之地。政府的律师团——由田纳西州东部地区的美国地方检察官J.B.考克斯(J.B.Cox)以及他的助手W.B.米勒(W.B.Miller)带领——着重强调两点事实:首先,可口可乐中含有被认定为“人为添加”并“有害健康”的物质——“咖啡因”;其次,可口可乐的名称言不符实,因为该饮料中已不再像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含有古柯叶的成分。关于咖啡因的问题,重点在于证明“人为添加”。政府方面相信,证明可口可乐中的咖啡因不是该产品的自然成分而是带有明确致瘾企图的添加物是相当容易的。

当然,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发家之地展开的这场斗争并未给它带来什么不良的影响。查特努加市的人们深爱着这个公司,因为这里曾经孕育了可口可乐瓶装厂。这里是可口可乐的故乡,也是一座反感政府插手地方事务的南部城市。米勒和考克斯需要弄清楚这里的人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并且表明他们真的了解田纳西州的文化和风俗。

为了得到地方陪审员的支持,种族问题成为米勒和考克斯大肆渲染的焦点。在开庭的首日,他们传唤了证人——食品和药品监察局的J.L.林奇(J.L.Lynch)。他在1909年7月对可口可乐公司在亚特兰大地区的糖浆生产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他指证,曾亲眼目睹可口可乐浓缩糖浆的生产过程,并描述了进行原料混合搭配的工作间。林奇指出,主要的工作是由一个“黑人厨师”完成的:他从各个贴有标签的容器中取出原材料并按量混合,将这些材料投入一个蒸汽加热的铜壶中,并用一把长柄木勺搅拌加热的混合物。公诉人对“黑人厨师”的着装和动作进行了重点描述:

米勒:你能对那个在工作台上调制原材料并将配料倒进铜壶的“黑人厨师”的着装进行详细的描述吗?

林奇:呃,十分糟糕,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汗衫,鞋子破得很厉害,还能看见脚趾从裂开的鞋面露出来,裤子同样是脏兮兮的,非常破旧。

米勒:能说明一下他是否在流汗?

林奇:是的,可以说是汗流浃背。

米勒:那能否说一下他口中是否咀嚼着烟草?

林奇:是的,先生。

米勒:他有没有不时地吐痰?如果有,都吐在哪里?

林奇:他想吐的时候,便随意地吐,工作台或是地板上。

米勒:那个工作台和他将配料倒入铜壶的工作台是同一个吗?

林奇:是同一个,先生。

米勒:那么,请说明一下,在倾倒原料筒或是原料筒中的原材料时,是否有部分材料泼洒到了工作台上?

林奇:是的,先生,有大量的糖浆洒落在工作台上。

米勒:那么,那个“黑人厨师”是怎样处理那些洒落在工作台上的

糖浆的?他怎么把那些糖浆盛入铜壶中?

林奇:他会用脚或是木板将部分糖浆推入铜壶中。

米勒:用他的脚?

林奇:是的,先生。

米勒和考克斯相信这种严重触犯了黑人种族隔离法的行为会让南方的陪审员们作呕,并使他们从心底里产生对可口可乐的厌恶。是啊,他们怎么能让自己接受这种恶心的饮料呢?这种被黑人的唾液和汗水沾染的混合物!如果要惩处不卫生的饮品,那么可口可乐必然是首当其冲的。

政府一方强调,在某些情况下,饮用可口可乐会有致命的危害。两名药理学家对兔子和青蛙进行了实验,发现它们在服用了一定实验剂量的可口可乐糖浆之后猝死在了实验室中。对此,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辩护律师J.B.赛泽(J.B.Sizer)称,政府方面的这些声明是对可口可乐危害性的过分夸大。在实验中,兔子服用了超过合理用量范围的“第5号材料”(Merchandise#5)——柯拉果和古柯的提取物。赛泽辩护道,即便是一个成年人在服用了同等大剂量的糖浆后,无疑也会产生身体上的不良反应。对于青蛙,考虑到它们的体形及重量,喂食的这些糖浆中咖啡因的数量算是超级多了,相同比例的大剂量的咖啡因当然会使成年人也难以消受。

到了最后,双方激烈的争论陷入僵局,可口可乐公司的律师团队意识到他们有另外一条出路。如果他们能够证明可口可乐的商标没有误导性欺骗,并且能够证明咖啡因不是人为添加的成分,那么他们就能够绕开咖啡因是否有损身体健康的讨论。尽管可口可乐公司的辩护律师们找来了证人,以回击政府方面关于过量咖啡因对身体有害的专家证词,但在案件审理持续不到23天时,他们向爱德华·T.桑福德(Edward T.Sanford)法官提出让对方撤销指控的请求,理由是政府无法提供可口可乐在误导性商标方面违反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的证据。可口可乐公司的另一位辩护律师R.H.威廉姆斯(R.H.Williams)向桑福德法官解释道:“我的合法主张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可口可乐’是以其特有的名称出售和为人所熟知,并且不含有人为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就不算违反了该法律的相应条款。”威廉姆斯继续解释道,可口可乐的商标具有独特的含义,其性能和品质也为人所知。人们在饮用时就已经知道该饮品中含有咖啡因这种成分,所以怎么能将其定义为含有未经告知的添加物呢?

几天之后,经过对威廉姆斯言论的慎重考虑,桑福德法官示意陪审团对可口可乐公司一方给予支持,认为政府对可口可乐使用误导性虚假商标的控诉是缺乏证据的,基于此,控诉无效。桑福德在向陪审团进行解释时说道:“根据第7款和第8款,除了糖果以外的食品中的有毒有害成分被称作‘人为添加’的成分,但这个定义能否用在可口可乐饮料则很难说。”他举例道:“香肠中含有一些对人的身体有害的成分,但是只要在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不再添加除常规成分以外的其他有毒有害物质,那么它就不符合法律条令中关于‘人为添加’成分的定义。”可口可乐也是一样,“它独特的名字,使其从一开始就与别的产品有所区分”。它以“是一种含了咖啡因的饮料”为人们所熟知。事实上,在桑福德看来,“少了咖啡因的可口可乐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可口可乐’,并且不能为大众带来如同其名字所暗示的快乐的感觉”。因此,他总结道:“根据法律条文的真正含义和解释,可口可乐中的咖啡因并非‘人为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对于可口可乐的指控因此不成立。”

可口可乐公司以及它的支持者们开了香槟进行庆祝,并将胜诉的消息通过新闻界大肆宣扬。佐治亚州的《哥伦布日报》(Columbus Daily Enquirer)将桑福德的裁定视为可口可乐公司“革命性的胜利”以及“政府一方溃不成军的决定性时刻”的标志。刊登于《俄克拉何马州日报》(Daily Oklahoman)的某公司广告中使用了施米德贝格博士关于咖啡因于健康有益的专家证词,并指出该证词“是美国政府对可口可乐公司一案在查特努加市的审判中提出的,审判的结果是政府败诉”。在芝加哥和纽约地区,该公司免费发放印有可口可乐公司在查特努加市审判过程中的辩护的宣传册。

本文摘录自《可口可乐帝国:一部资源掠夺史》[美]巴托·J·埃尔莫尔(Bartow J.Elmore)著,林相森 张雪媛译,格致出版社2018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期编辑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