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武当山文物曾遭到较大破坏，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为中国道教圣地，有着国家5A级旅游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众多头衔的武当山，最早在唐贞观年间就建筑了五龙祠，并成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到了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发动了20余万军民开始对武当山进行历时12年修建，到了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建成了大小宫观33处。由于历代皇帝对武当山的推崇，赐予了许许多多的宝物，因此武当山也被很多势力、盗贼盯上，因此在很多兵荒马乱的时候也造成了对武当山宫观的破坏和对财物的掠夺。
不说清代之前的兵燹以及天灾人祸的破坏，在上个世纪初也有几次较大的破坏，比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国民党五十一师将武当山庙产“充公”，砸毁像器、毁尽磴道铁索，破坏文物一事，还有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及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驻扎武当山各宫观时，以‘破除迷信，铲除偶像’为名，乱拆宫观、砸毁泥木像、将约几十万斤的铜质像器运到兵工厂。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件对武当山文物破坏的事情，却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影响巨大，甚至还被国务院在1957年当作典型案件进行了全国通报。
据通报中介绍，在1955年四月时，湖北省均县人民委员会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想办法挖潜力”，以县文化科为主，以“收集废铜”为名，到武当山的14个宫观打毁神像，得铜48000斤。后来又在1956年的三、四月间，经县长召开会议，由县人民委员会秘书带领干部，再次上武当山“收铜”，在48天内打毁21个宫观的神像201尊，得铜20200斤。中间虽然经道教人士的抗议和襄阳专署的制止，但该县文化科干部等并未遵照专署的指示停止其行为。因此，国务院建议湖北省对这件事情彻查并对涉事人员严厉处理。
对于这件事情，在1956年12月4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也向文汇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主持破坏古文物的人员，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郑振铎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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