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贡献
憋了三天的喜闹老汉，在初四早上，趁着儿子儿媳孙子睡觉，不到七点就悄悄出了门。
太阳才从远处的高楼顶冒出头来，睡眼蒙（目加龙）的，像是没有睡醒。喜闹老汉犹豫了一下，还是扬了扬手，算是和它打过了招呼。以前在村里，庄稼人下地，总是要对着太阳眯一下眼，像是感谢，又像是埋怨。几十年了，就成了习惯。
喜闹老汉平时在村里守着五六亩地，轻易不到城里来，过年了架不住儿子儿媳的再三劝说，主要也想和放假回来的孙子亲近亲近，腊月廿八，和开车回去接他的儿子孙子，一同到了城里的新家。说是城里，其实在小城的边上，挂着北环路，夹在四个村中间，地盘是郭村的，不过严格地说是“四不管”地区。
今年春节，喜闹老汉和村里留守的其他三个老伙伴商量好了：大年初一去政府前边的惠泽园看看愚公塑像，这是一个村的，算起来还是本家；初二从美韵公园到骏马岭溜达；初三到有长江支队展览园的东坡头公园，回来捎带阳高泉；初四上虎头山，拍个县城全景……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刚到儿子家的晚上，儿子儿媳孙子就拿着手机，说起什么冠状病毒，什么肺炎。腊月廿九，喜闹出去转了转，算是熟悉环境，中午回到家，孙子直接下令“爷爷，从现在开始，禁止出门”。接着，儿子儿媳孙子对喜闹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疫情教育。
喜闹活了快七十，什么没有见过，很不以为然，那年“跑坡”，也不知道撞了哪路神仙，同行的几个人回到家，上吐下泻，躺在床上半个多月，有一个差点丢了性命，唯独喜闹一点状况没有，该吃吃，该喝喝，照样“跑坡”，狠狠赚了一笔。
除夕到初三，四个人窝在家里。儿子儿媳孙子各自拿着手机，大呼小叫。喜闹吃了睡，睡了吃。初三早上起来，喜闹心里暗暗犯愁，这样的生活真是不好过，脸自然不自然地就拉了下来。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他和住在北关村的小狗通了一个电话，说明天能不能悄悄去东坡头转转。小狗说，不行不行，家里娃看着，村口戴红袖章的看着，算了吧算了吧。撂下手机，喜闹撇了撇嘴，这家伙，从小到大都是胆小鬼。算了，明天自己一个人出去转转，看看这城里比银树坪大多少。
第二天，喜闹自己偷偷出了门，路上的车一辆也没有。喜闹记得夏天装修房子时，来的那一天，大车小车跑得比蛇还快，自己都过不到马路对面，着实吓人。今天倒好，一个鬼影影也没有。走到立交桥，站在路中间，喜闹东南西北打量，甚至手搭凉棚，也没有看到设置的检查点，心里就骂了小狗两句“狗日的”。
不料，刚刚过了加油站，一南一北的进村路口拉上了红布条，还有标语“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喜闹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了，看来都是真的。走了不到三百米，又是一南一北两个进村路口，照样拉着红布条，站着戴红袖章的人。喜闹的心紧了紧，想回去，四周看看，空荡荡的路上似乎没有人，又似乎有人，他不想丢了面子，继续往前走去。
顺着路南边，到了一个陡坡。坡的西边停了一辆白色的小车，反光镜拽着一条红布条，另一头缠在东边的水泥电线杆上，足足有三十米。一辆车正在进入，有个人拿着本子凑到车窗前，应该是要登记。喜闹也登记过别人的车，在银树坪村口，三四月间，防火，对了，还要登记外来人员。喜闹低下头，小跑着向坡底去了。
陡坡原来是通往十字街的。大街上没有再遇到检查点，可能是没有居民区的缘故。想到这点，遇到小街小巷，喜闹就不再琢磨着走近道，干脆顺着大街走，果然一路畅通。只是传说中大年初一都不歇的店铺，一扇一扇门毫无例外地关着，全部噘着嘴瞪着喜闹，仿佛这个乡下老汉坏了它们的生意。喜闹把脚步跺得重了一些，像是要和谁吵架，让反感的护沿石狠狠“推搡”了一下。
阳光让门上墙上高处低处的玻璃甩到冰冷的水泥地面，只好委屈地跟着喜闹的方口鞋向前挪，不敢呻吟半句。喜闹不由得向上拉了拉耷拉在下巴的口罩。孙子教的，戴不戴都别扭。
西门口开始，戴红袖章的人，拉红布条的路口，逐渐密集起来。西关村口，凤凰小区，路越长，点越多。
惠泽园的本家雕塑远远瞅了一眼，没有停，喜闹想赶紧回家，像孙子说的那样“坐在家里，为国家做贡献”。
成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