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战危害人类已久，我国民众也深受其害
文/高东广（著名军事战略专家）
理论界把“生物战”定义为：运用各种生物武器伤害敌对国人、畜、毁坏农作物和生态环境的作战方式。当前生物战剂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根据生物学特性,战剂分为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和毒素战剂等四类。人类战争史表明，生物战不仅仅是伤害直接参战人员，而且危害战区范围内的广大民众，破坏经济建设、各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此造成敌对方广大地区传染病流行，大面积农作物坏死，以达到削弱或破坏对方战斗力、破坏其战争潜力并造成民众心理极大恐慌等战略目的。一战期间，德军利用马鼻疽杆菌、炭疽杆菌袭击协约国军队的人员和马匹，最先在战争使用生物武器。二战期间，日军在我国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地撒布鼠疫杆菌，引起鼠疫流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平民。我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生物战”。一战期间，德军利用马鼻疽杆菌、炭疽杆菌袭击协约国军队的人员和马匹，最先在战争使用生物武器。二战期间，日军在我国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地撒布鼠疫杆菌，引起鼠疫流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平民。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战争总是与文明相生共伴。据统计，发生了大大小小16000多次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从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再到信息化作战的今天，战争总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形态、作战方式方法、保障方式方法等不断演进。这当中，许多国家遭受过生物攻击或毁灭性打击。而运用生物攻击对方，往往采取的是心理威胁、制造恐怖、水源生态污染甚至改变基因等方式。早在石器时代南美土著人在箭上使用的毒物（包括毒食、箭毒、毒物）和从两栖动物中提取的毒素。古往今来，污染物（运用能贮、能传染的物品）就曾被有意用来对敌方传播感染疾病。
在西方，战争史上有明文记载的“生物战”是英军对美洲印第安人发起的。1754年，英军和印第安人战争发起后，连续几年没有达到消灭印第安人的战争目的。为了达到彻底达到灭绝种族的目的，英军指挥官下令使用了“天花”细菌来对付士著印第安部落。1763 年英军实施了这一计划。将来自天花感染过医院的毯子和手帕交给了土著美洲人，自此，引起了俄亥俄河谷的土著关洲部落天花大量流行。死伤惨重。在鞑坦人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之战中,久攻不克。1346年，鞑坦人将已方多具死于鼠疫的士兵尸体设法抛人卡法城中，致使鼠疫大量流行，在大量兵士感染鼠疫后，守军只有兵败而弃城而逃。撤退的兵士们通过船运到达康斯坦丁，开罗、威尼斯等地中海港口。引起了世界上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随着科技迅猛发展，生物武器不断演进。而生物武器相比原子弹、精确制导武器威力似乎更大，更加令人谈虎色变。
德军在一战期间进行了一场庞大的“生物战”计划，研发了一批生物武器，进行了攻击训练，采取派特务的方式悄悄“播撒”。1917年2月，德军飞机曾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上空撒下污染了细菌战剂的水果、巧克力糖等，其危害不言而喻。此外，德国还运用此法感染了法国骑兵部队的军马,并将感染了炭疽芽孢杆菌和炭疽胞芽杆菌等有意出口到盟军中，结果在1917、18两年间引起多匹骡马死亡。日本军国主义1932年入侵我东北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活人“细菌”实验，对我国军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日军在哈尔滨平房车站附近的生物战研究机构“731”、长春的生物战研究机构“100”、南京的“1644”部队等，都是进行生物武器实验与生产的。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中，大量使用毒气残害我广大军民。他们实验室中本国研究人员也有很多人受到感染，死伤上千人。日军在侵华期间生产过七百多万发毒气弹及破坏水源、杀伤人畜的生物武器。日军法西斯暴行受到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和谴责。
继德、日之后，这一时期，同盟国也发展了生物武器以对付德国可能的生物攻击。1939年,英国开始秘密进行攻防生物武器的研制。美国从1941年开始研制生物武器。马里兰州的狄特里克堡是美国最大的生物武器研制基地。此外，美国还建立了大规模的野外实验场和生产厂，并利用国内的许多科研机构和院校进行生物武器研究。1944 年,美国研制了5000枚炭疽炸弹,并运到英国，准备一旦德国使用生物武器时进行报复。
生物战危害极大，中国人民也曾深受其害，我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生物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