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破译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网友:请来破译甲骨文

西方学者破译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网友:请来破译甲骨文

2016年,为了促进甲骨文的破译工作,中国文字博物馆给予重金刺激:破译出一个未解的甲骨文,奖励10万元人民币。然而六年过去了,真正被破解的只有一个“蠢”字,复旦大学教授蒋玉斌获得10万元奖励。

自19世纪末,清朝学者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为止已有120多年,无数顶尖学者投身破译工作,尽管甲骨文与现代汉语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中国也保留诸多商代史料,但至今真正被成功破译的还不到一半。

然而西方学者在破译上古文字上,却有着惊人的成就:一百多年前,他们先后破解了几乎沦为“死文字”的古埃及文与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于是,有网友建议让西方学者来试一试破解甲骨文。那么,西方学者能不能破解甲骨文呢?

欲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看一看西方学者是如何破解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的。

习惯了字母文字的欧洲人,最初遇到古埃及文字之时,以为是象形文字,就可以连蒙带猜,但将以为被识别的文字合在一起后,根本无法完整地释读句子。直到1799年,古埃及文的破译迎来了一件重要文物。

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军官布夏尔在埃及罗塞塔发现一块石碑,碑体为磨光玄武岩,上面刻着三段文字,分别由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古希腊文组成,史称“罗塞塔石碑”。当时学者猜测,这三种文字讲述的是同一件事。

由于古希腊文已被破解,于是“罗塞塔石碑”就成为破解古埃及文的一把钥匙。但即便有古希腊语的对照,无数学者依然无法破解上面的古埃及文,直到法国天才商博良(见下图)出手。

古埃及文献中,最容易辨认的是法老姓名,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被一个椭圆形的框圈起来的,商博良决定由此入手。于是,他找了两个著名的法老——托勒密(Ptolmes)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通称埃及艳后),由于他们是希腊后裔,因此商博良认为古埃及文字记录他们名字的时候,可能会用古埃及的符号对应他们姓名中的每个字母。后来,商博良验证认为埃及人写法老的名字时,都是通过“拼音”的方式,用象形文字拼出来的。

1822年,商博良发表论文,指出古埃及文并不完全“象形”,其实是一种集表音和表意为一体的文字系统,有些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发音,有些符合表意。后来,西方学术界认可商博良的研究,认为他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的意义与结构。

与破解古埃及文相比,破解楔形文字难度无疑更大,起初与破解古埃及文一样,也没有什么头绪,直到英国学者罗林森(见下图)发现了贝希斯敦铭文。

贝希斯敦铭文刻有三种楔形文字,即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由于古波斯语与今天波斯语还有一定微弱的联系,因此通过现代波斯语,西方学者了解到了一定的书写规则,但这完全不足以破解古波斯楔形文字。之后的破解,也是从具体人名上出发:

学者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史》记载:“巴兹的研究结果表明,罗林森的解读方法基本上与格罗芬特的方法相同,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即首先确定专有名词,再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然后再把具体字母与具体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对号入座……由于贝希斯顿铭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基本都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希腊古典著作,这就使罗林生成功解读古波斯文成为可能。”

简而言之,罗林森认为古希腊著作真实记载了古波斯的名人,只是他们的记载是古希腊语的“音译词”,所以将之分解成字母,然后与古波斯楔形文字符号一一对应,这与商博良的办法有些类似,最终破解了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甚至包括每个楔形文字的读音。

当然,罗林森后来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怎么破解的,对于过程的解释总是轻描淡写,面对别人的追问时回答说:“我已经讲不出我当时确定每个字母读音的方法。”

1857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主持下,罗林森、欣克斯、朱利叶斯三人同时解读了一份楔形文字铭文,考评认定是“细节略有出入,但总体一致”。就此,他们对楔形文字的研究结论得到认可。后来,这三人被称为“楔文三杰”,其中罗林森被誉为“亚述学之父”。

古波斯语破解之后,贝希斯敦铭文上的埃兰语阿卡德语也随之被破解。由于古巴比伦人编撰了一部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词表和语法书,因此最古老的苏美尔楔形文字也被破解。到了1900年时,总数高达十余种的楔形文字基本被西方全部破解。

以上就是西方学者破译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的大致过程,既然这两种几乎沦为“死文字”的文字都能破解,那么网友建议的请西方学者来,到底能不能破解甲骨文呢?其实,即便商博良、罗林森等来破译,也基本上很难比中国学者的成就更高。

首先,无论是古埃及文还是楔形文字,尽管其中存在象形表意的符号,但总体却与西方字母文字结构类似,造字逻辑主要是表音表意的符号组合,而甲骨文与其形式上大不相同,也已经包含六书造字法,远比这两种文字复杂,破解起来难度更大。

其次,这两种文字造出之后,尽管中间跨度有数千年,但无论音形义还是行文逻辑,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才让西方学者几乎全部破解。但甲骨文却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每一个文字几乎都有多种写法,都反映了时代变化,其中传承下来的还可以辨别,没有传承下来的或缺少演化环节的就很难破解了。

第三,这两种文字的每一个符号,似乎意思非常明确,没有什么其他引申意思之类,而甲骨文中不少汉字,都存在一字多义现象。即便破解了单个甲骨文字,但由于一字多义的现象存在,因此释读一段甲骨文句子时,稍不考证严谨,对句子的意思理解很可能就完全错误。

第四,极为美妙的是,这两种文字当时都留下了足够的“破案线索”,比如用三种文字记载同一件事,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词表和语法书,古希腊著作中恰好非常准确地记载了相关人名等等,从而让西方学者可以破其一点、进而破译全部。但破解甲骨文的参考文献几乎都是后来的,比如传承至今的汉字,周代对商代的记载等。因此,彼此破译条件也大不相同。

除此之外,相比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甲骨文的破译还有很多其他难度,在此不再一一赘言,但仅以上面四点来看,能破解古埃及文、楔形文字的西方天才们,也很难将甲骨文破解出来。

其实,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大约一共整理出15万片,流失在海外的甲骨文超过2.6万片,西方学者能接触到很多甲骨文。但百余年过去了,并没有听说西方学者率先识别出某个甲骨文。

记得以前国内一些大师谈及西方学者破译上述两种文字时,称赞他们“热衷于各种新奇的事物,有着强烈的探索精神”,但面对甲骨文时,似乎研究者寥寥,也没什么成果。到底是没有兴趣研究,还是不敢研究,或是感兴趣却没有成果,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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