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保密锄奸斗争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保密锄奸斗争

自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后,大量派遣受过训练的奸细深入内地,准备长期潜伏下去以暗中配合以后的侵略战争。1939年6月8日,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的《关于保守军事秘密》的训令中指出了抗战开始以来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日寇“一方面集中巨大兵力进行扫荡华北、进攻西北,另一方面则加紧其政治阴谋,收买训练大批汉奸、敌探、托派、小偷等,潜入我抗日根据地,甚至打入抗日军队进行侦探军情、偷窃文件以及其他阴谋活动,以配合其武装进攻”。敌人的窃密活动,不仅极大危害我军事秘密安全,也对我抗日游击战争的成败造成直接威胁。

日本在中国组织了庞大的谍报网,建立了大量的谍报机构。此外,日军还发展了大量的中国籍间谍,潜伏在中共及抗日武装队伍中。青州日本宪兵分遣队就曾成功“策反”了一名中共党员成为间谍。1940年8月,以此人为中心在山东益都城内建立起一个伪中共党组织,四处活动,召集了不少抗日分子。一个多月后,中共益都县委书记误以为这个组织是真正的中共党组织,结果整个益都党组织都被暴露,损失严重。

日军奸细的存在,能随时提供情报,对根据地造成的损失极其惨重。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地区,由于当地暗藏汉奸告密,结果一连有12个抗日村长被敌人杀害。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对我根据地制造摩擦,开始派遣特务进入根据地以挑起纷争。在泰山地区就曾发现自称共产党员的流氓恶棍300多名,利用党员身份四处劫掠,极大地破坏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

针对当时的险恶环境,山东抗日根据地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同时,开始了一项新的更加艰难的工作――保密锄奸斗争。保密锄奸斗争一方面要坚决镇压日寇的各种侦探奸细,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国民党的反共特务。

部分人对保密锄奸有一定的误解,以为锄奸就是秘密暗杀,就连当时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也曾这样认为过。实际上,共产党的保密锄奸工作具有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且配有系统的政治教育改造工作。

1939年1月,中共山东分局成立保卫局,保卫局不仅是一个司法机关,也是一个军法机关,处理一切民、刑、奸犯及军事犯。保卫局就是山东根据地最早的保密锄奸工作机构。当时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对于保密锄奸这项新工作还没有经验,缺乏保密锄奸常识,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由于普遍对保密锄奸缺乏了解,将保密锄奸工作神秘化,导致中共党委不知道甚至不敢领导锄奸工作,群众不敢打听甚至避谈锄奸工作,锄奸工作只在小范围内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建立完善组织机构以全面开展保密锄奸工作。1939年12月保卫局改为社会部,专门搜集共产党内部的特务、汉奸、奸细。这一时期锄奸政治宣传动员普遍开展,神秘化被克服,广大群众开始认识、了解并积极参与到抗日锄奸工作中。

1941年2月,中共山东分局专门建立了各级公安局。到1945年抗战结束,中共领导下的各级公安局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以公开合法身份开展锄奸工作。这一时期的锄奸工作建立了系统完善的制度,查处奸细重真凭实据,审讯奸细须程序合法,惩处奸细需量刑适当,严防以个人缺点和政治思想不成熟作为犯罪的事实,严防主观臆断和妄加判定,如果情形紧急确实需要立即铲除,事后也必须说明情况按级上报,处理失当应作为随意杀人受法律制裁。

1943年,山东分局决定在军队中建立十人团制度,十人团是中共部队在平原地区、山地边缘接敌区、敌占区活动的小部队中建立的锄奸组织。同年,山东根据地组建武工队,山东军区派出600多名干部组成43支武工队,到铁路沿线和边缘区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微山湖的铁道游击队。武工队对敌方式灵活,经常潜入伪保长家中或者伪军炮楼与其“谈话”,对敌伪汉奸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所谓的谈话,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算“红黑点”。武工队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记黑点,做一件坏事就记一个黑点,当黑点达到一定数量后,武工队将代表政府对其执行死刑;如果为根据地做好事就记红点,做多了可以将功赎罪,政府和人民不再追究。

在锄奸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保密纪律。根据地各级机关开展了保密工作检查,在工作中清查是否有漏失秘密文件,定期在工作人员中研究汉奸特务的情报工作,以加强反奷细教育,提高警觉性与增强党性教育。如有暴露秘密的,应及时提岀加以警告。同时对同级首长有违犯机密规则者,锄奸干部立即建议,严重者报告上级首长处分甚至撤职。对于各级部门,都经常进行审查,确保掌握在可靠的干部手里。

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保密锄奸工作分特派员、纲员、助手三级,彼此之间没有横向联系,只与直接联系的上级指挥人员发生联系。纲员负责主要日常工作,向助手安排对嫌疑人的具体监视任务,向特派员上报工作情况。为防止被奸细或特务发现,纲员必须学会伪装。纲员检查或分配助手工作时,要到偏僻地方,以防人偷听;向特派员汇报工作时,要到隐蔽敌方接洽,用暗号联络(如手摸胸、摘帽子、擦汗、穿鞋扣衣等),时间要短,汇报要简短扼要,以防被人注意;平时即使在路上偶遇特派员,假装不认识,不主动打招呼;平时工作中不出风头,不谈论中共问题,但是也不能发表不利于中共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

根据地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路人、封锁路口,专以防奸、防盗、捉特务、社会戒严为任务,也是锄奸的重要力量。电影《地雷战》中的地雷英雄“赵虎”的原型是胶东区的赵守福和于化虎,他们利用手中的地雷炸日军,锄汉奸,威镇敌胆。此外,根据地民兵运用各种办法打击日伪和汉奸,例如“老鹰捉鸡”战术。鲁中奉山区民兵,化装成小商小贩,深入敌区,捉特务汉奸。滨南战斗英雄张思孟,探入店子据点附近,两天就抓获6个汉奸。胶东平北民兵悄悄进入平度城内捉到六个伪政权的重要人员和特务。又如 “猫儿捕鼠”战术。在围困据点的情况下,以民兵日夜轮流着埋伏在据点附近、敌必经的路口,专门捕捉敌派出的特务、侦探、催给养的汉奸。这种办法各地应用的非常有效,特别是鲁南围困埠阳时,敌人派出的特务、汉奸一出门就被捉了,使特务头马仙洲在据点内完全孤立,八个月内都没有建立起来伪政权。再如“太公钓鱼”战术。主要是边沿区民兵在自己家乡附近,利用熟悉的地形以及青纱帐时间,专门等鱼上钩的办法,来往游动的“鱼”越多,钓的就越多。去年青纱帐期间,鲁中费东仅一个庄就钓着二十五个出来进行敲诈的特务和伪军。清河广北车里庄,在同期间光用粪叉子就钓着了三十多个。

在抗日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是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锄奸工作的顺利进行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山东根据地大力开展保密锄奸教育。锄奸人员经常利用集镇赶集、过春节等机会,向民众发送报纸刊物,以表演戏剧等形式宣传保密锄奸工作,还开展公审大会、锄奸大会等,将当地民众最痛恨的汉奸扎成纸像,经大家公审判决。这样做,一方面给当地坏分子带来精神上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激起民众的反奸运动。同时,加强正面宣传,对在锄奸工作中立功的群众进行表彰,也是锄奸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级锄奸机构经常组织民众参加锄奸座谈会、锄奸晚会,形成“匹夫有责”的锄奸氛围。《滨海区1944年锄奸工作报告》显示,1944年滨海区民众参与锄奸达4万多人,接受锄奸教育的民众达13万人之多。经过保密锄奸教育,群众普遍提高了警惕性和的锄奸热情,大家均发誓不做汉奸,保证将做汉奸的家属争取回家或秘密抗日,积极举报潜伏在根据地的日本特务与国民党特务。在鲁西就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受过敌人训练的老婆子,到了庄子里打听有没有八路军。庄里的民兵就问她:“为什么打听呢?”她说:“俺的儿子在队伍里面,所以来打听打听。”民兵已经警觉到这事有点不对,就故意说:“咱这儿是爱护村,你儿子在八路里,那你一定是暗八路,把她捉起来。”老婆子就急忙说出:“我也是和你们一起的,是皇军派来的。”这一来老百姓一齐动手,把她绑了起来。当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像这样的例子还举不胜举。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的保密锄奸工作,一直坚持健全组织、健全工作、密切领导、掌握政策,使保密锄奸工作全面化、正规化,努力保证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锄奸工作有过短暂的错误,也有着不懈的进步,有过牺牲,也有着辉煌的战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地锄奸人员与广大群众用一腔热血谱写了抗日战争的壮烈诗篇,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来源:山东党史史志网 作者:研究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