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老农捡废品去卖,众人问是否缺钱,他答:邓小平给我寄了钱的

四川老农捡废品去卖,众人问是否缺钱,他答:邓小平给我寄了钱的

上世纪70年代,四川广安有一座农家院子,当地老百姓都习惯叫它:邓家老院子。因为座落在川东,它和本地别的院子一样朴素大气。

院子里,住着一位老人。

他个子不算高,已经年过70,但精神却一直好得很。平日里,他经常拄着一根拐杖,在院子里忙碌着,一会儿收拾这、一会儿收拾那。因为他,院子里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

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也会出门,到田间、地头走一走,看一看。有时候,见到路上有可利用的废品,他就捡回院子里放着。等到废品数量凑得差不多时,他会把这些东西都送到废品站去,换些钱来用。

日子久了,附近相熟的老百姓见到他,总会善意地问一句:“缺钱用啊?” 每次听到这样的提问,老人家都会马上用四川话回答:

“邓小平给我寄了钱的!”

老人名叫淡以兴,邻居们都知道:他是邓小平的亲舅舅,而那间邓家老院子,就是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岁月匆匆,带走了很多记忆。但当地老人每每提到淡以兴,仍然会竖起大拇指,他们会说:邓家老院子出来的那些人呐,都是了不起的!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正是邓小平及舅舅淡以兴之间的一些往事,希望能解答以下问题:

其一,淡以兴为邓小平,都做过些什么?

其二,建国后,邓小平是如何对待这个舅舅的?

其三,邓小平为何从15岁离开广安后,就从未再回去过?他到底在顾虑些什么?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父亲邓绍昌对这个长子极为重视,他按照字辈给孩子取名:邓先圣。

一开始,邓先圣家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其父邓绍昌早年在成都法政学校读过书,在乡里算是最有文化的那群人之一。他做过很多事,教过书,也参加过当地革命军。但不久,因不愿跟上级同流合污,他不但被撤了职,还不得不去重庆避祸。

自这时候起,邓家情况就一日不如一日,孩子们也只能跟着母亲生活。邓先圣的母亲姓淡,也是当地人,家里条件不错。她虽为旧式妇人,但办事情却很有一套,村里村外都知道她的贤惠。

淡氏非常宠爱邓先圣,便寻思着给他找一个玩伴。正巧,娘家最小的弟弟淡以兴还不到两岁,淡氏便经常把弟弟带到家里来玩。这样一来,邓先圣从小就跟这个年纪相仿的舅舅感情极好。

他们一起在“翰林院子”上私塾,后来又一起上小学,一起摸鱼、一起放牛。期间,淡以兴还见证过外甥改名的事:

那是在邓先圣5岁那年,私塾老先生觉得他聪明伶俐,将来必是前途无量。但看着“邓先圣”这样的名字,老先生却不太高兴。他认为:先圣应该特指孔子这样的人,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叫这样的名字呢

于是,他便跟邓先圣商量:“我希望你将来能做个贤人,你以后就叫邓希贤怎么样?”懂事的邓先圣,高兴地答应了。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先圣便改名为邓希贤。后来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希贤出于安全的考虑,才改名为:邓小平。

在私塾是同学,回到家是舅甥关系,这种形影不离的时光,一直持续到邓希贤到乡里读初级小学堂时。当时,淡以兴的父母希望他回家去打理淡氏家业,不肯让他再读书,便把他带回了家。

不过,虽然不再读书了,但淡以兴一有空就会到姐姐家来找外甥玩。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听外甥讲课本上那些他没听过的事。

1918年,14岁的邓希贤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广安县立中学。在那个年代,能考上县中显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母亲淡氏非常骄傲,硬是省吃俭用,把儿子送进了县城。

但没过多久,邓希贤就收到了父亲从重庆寄来的信,让他:速到重庆,准备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以便将来能去法国留学。

不得不说,这是改变邓希贤命运的一次选择。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留法,邓希贤才能认识像周恩来、赵世炎这样志同道合的同志,而后又一起走上革命道路。

但在当时,母亲淡氏并不同意邓希贤出去,她舍不得儿子去吃那个苦,便对丈夫说:“才十几岁的娃,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哪个忍心啰!”

但丈夫和儿子都是有见识的,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顶好的好机会。于是,在丈夫的苦口婆心以及儿子的闹“绝食”下,淡氏最终还是答应了。

一年后,邓希贤没有让父母失望,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留学资格。但这时候,邓绍昌和妻子看着这么有出息的儿子,却又陷入了另一焦虑中:留法后的生活费,孩子倒是能自己边打工边赚,但刚开始要准备300块大洋的旅费,这个钱他们该上哪里去找呢?

为了这个长子,邓绍昌和妻子硬是卖掉了田产,却仍然不够。逼得没办法了,淡氏只能对丈夫说:我去娘家试试!

1919年的中华大地,军阀混战,哪家哪户都是不好过的。在整个广安县,有多少人家会如此费心送一个孩子求学。而他们需要借的数额,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但淡家人没有犹豫,他们毫不犹豫地卖地出钱,帮忙凑足了邓希贤的留学费用。而淡家之所以会这样做,跟淡以兴这个当舅舅的有很大关系。

9月份,邓希贤离开了重庆,前往上海,并由上海乘邮轮赴法。

至此一别,邓希贤再未见过父亲和母亲。其母因常年劳累,带着对长子的无限思念早早离世;其父邓绍昌于1936年逝世,享年50岁。

而舅舅淡以兴,则一直在老家生活。他娶妻成家,管着淡氏大大小小的事务。

邓希贤再次见到舅舅,是在1950年春天。这时候,他早已改名为邓小平。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军区政委,主政西南。这段时间他一面要组织清剿土匪,一面要要忙着修建铁路,忙得团团转。

一天,邓小平正在开会,警卫员来报:“政委,您舅舅从广安老家来了!”邓小平当时实在脱不开身,便让人先安排舅舅住下,然后打算继续开会。

警卫员怕舅舅等急了不高兴,便提醒邓小平:“政委,我给您提个醒,家乡老辈子来了,您不陪陪?怕是失礼啰,人家要说闲话的!”邓小平了解舅舅的脾气,挥了挥手,继续开会了。

就这样,直到白天所有的公事都忙完,邓小平才见到了舅舅。一见面,淡以兴就跟外甥半开玩笑地“抱怨”:“好哇,贤娃子,你当真当了大官,六亲不认了!”

邓小平听完,赶紧喊:“舅舅!”

淡以兴当然并不是真的生外甥的气,只是这30多年没见,想起已故的姐姐,他心里有太多感慨,有太多的话想跟外甥说。一开口,他便对邓小平说:“她没能见你一面,死不瞑目啊!”

说这句话时,淡以兴直抹眼泪。他口中的“她”,正是姐姐淡氏。姐姐临终前有多么想见到儿子,在外拼命的邓小平不知道,但他这个当弟弟的是很清楚的。

因为跟姐姐感情极好,自从邓小平离开广安后,淡以兴只要得了空,就会去看看姐姐一家。他眼见着姐姐年年盼着、等着,就是为了这个在外漂泊的长子。

见舅舅这样子,一向坚毅的邓小平也忍不住落泪。他一声声地叫着舅舅,回忆起母亲当年送自己离开老家时的情形。邓小平告诉舅舅:

“我拉着她的手,叫她别哭,告诉她我出去留洋,把书读好了回来,将来在外面做事再回来接她……”

邓小平没有再说下去。而后,邓小平又跟舅舅回忆起了父亲邓绍昌。

他还记得,1919年秋天,在他即将由重庆赴法前,父亲特意跑来给他过了一次生日。这对父子平时话不多,但那天邓绍昌却硬是带儿子去了太平门附近的一个餐馆。他兜里钱不多,却点了几个好菜,一个劲地劝儿子多吃点。

15岁的邓小平问父亲:“您为什么不吃?”父亲点了点头,但刚拿筷子就哭了。懂事的邓小平知道父亲担心自己,便安慰他:“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第二天,邓小平就出发了,在来来往往送行的人群中,他看见父亲不停地朝他挥手。

听到邓小平回忆这些细节,淡以兴知道:自己刚刚说外甥“六亲不认”,确实是不应该的。很多事,邓小平一直都记着,只是他不太愿意说出来。

这天夜里,舅舅和外甥就这样在回忆中度过。突然,邓小平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对舅舅说了一句:

“舅舅,1939年邓垦到延安后曾跟我说,是你变卖家产资助他去延安的!”

邓垦是邓小平的胞弟,比他小7岁。当年邓小平离开四川后,邓垦也先后到各地求学,成了一个进步青年。1939年,28岁的他听说大哥在延安,便打算去找他。

但和当年大哥离开四川时一样,他也是找不到任何盘缠。淡以兴得知后,二话不说,卖掉部分田产,筹了一大笔银票交给了邓垦。后来,邓家子弟要去延安,也都是找淡以兴帮忙的。

他们到达延安后,一个个都跟大哥说:“全靠淡家舅舅凑钱,我们才能走到这里!”这份恩情,邓小平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次见面,他特意提起此事,就是要当面感谢。

只是,邓家子弟们并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资助他们上延安,淡家成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很快,闻讯而来的当局特务便赶到了淡家。

虽然淡以兴早早地得到了消息,躲到外地去了,但淡家却因此被抄了家。为了生活下去,淡以兴不得不隐姓埋名躲在外地当帮工,而其妻杨明凤则去给别人当了佣人。淡以兴膝下本有4子,只能送了两个给别人。

淡家原本富裕,淡以兴早前也从未吃过什么苦。我们很难想象,在烽火年代里,这样的日子他们一家是怎么熬过来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一家一直在坚守着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决不出卖姐姐一家、决不做半点对不起邓小平的事。他们就这样熬着、受着,盼着“天亮”。

好在,他们盼到了。

舅舅一家为自己和弟弟受了这么大的罪,邓小平怎么可能不心怀感激。但这次见面,他还是说出了那句:

“您到重庆来看我,我晓得也该给您在重庆谋个差事,但是,共产党的差事不白给啊,老百姓会戳我的脊梁骨……”

淡以兴什么都没有说,他明白外甥的难处。在他看来,他们之间其实不需要这么多解释。分别时,淡以兴只给外甥留下了一句:

“舅舅我虽然没有啥子本事,但是养活自己还没得问题!”

四川人说话爽快!舅舅这句话,邓小平相信。

淡以兴说到做到,从此回到广安,踏踏实实当了半辈子农民。因为自己家早年被国民党抄了,他被邓小平的弟弟邓垦请到邓家老院子,在那里生活着。

当然,期间邓小平从未忘记这位舅舅,他一直坚持给舅舅寄生活费。哪怕是邓小平自己日子不好过的那段岁月,这笔钱从未间断过。在最难的时候,卓琳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们是不会不管你的……”

方寸之间,皆是规矩。我无法给您谋差事,但我养您!这就是邓公的办事方式。

1986年2月,淡以兴终于又一次见到了外甥。当时,邓小平到成都视察,广安县委便把淡老爷子送到了成都。

一见面,邓小平又跟多年前一样,赶紧叫舅舅。而后,他问:

“舅舅,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爬到其他人都不敢爬的神道碑乌龟背上去,那些小娃儿都喊我们两个是捣蛋鬼?”

淡以兴赶紧说:“咋个不记得!”

就这样,这两位80多岁的老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

但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淡以兴看见桌上的菜后,却非常不理解地说道:

“你当那么大的官儿,就吃这样的菜呀!嘎嘎都没得几砣?”

在四川话里,“嘎嘎”指的是肉。也就是到这时,淡以兴才明白外甥平时有多节俭,但他却一直给自己寄钱。

老爷子一感慨,便提出要跟外甥喝两杯。邓小平不想扫了舅舅的兴,便陪着。直到喝到第三杯,邓小平才劝舅舅:“不能再喝了,川剧里武松在景阳冈也是三碗!”淡以兴觉得有道理,这才放下了酒杯。

这是淡以兴,最后一次见到外甥。

1989年11月14日,淡以兴病逝,广安县委的同志们尽心尽力地安排着后事。消息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他伤心不已,但还是叮嘱当地:规格够高了,不要再送什么了。

其实,晚年的淡以兴日子过得不错,他的后代都和他一样低调做人,却很有出息。附近的老百姓,也都很尊重他们一家。淡以兴晚年唯一的希望,就是邓小平能回到邓家老院子来看看。他经常念着:“小平今年咋个还不回来喃?邓垦都回来看过我了,他咋个还不回来!”

为何邓小平始终没有回去?

事实上,建国后邓小平曾数次到四川视察,但他却一次都没有回过广安。甚至,当儿女们提出想回老宅看看时,邓小平都没有答应。

原因,邓小平曾在80年代的的一次灯会上,跟记者说过。

那次,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举办,邓小平听说后很高兴,带着家人一起去看。期间,有一位来自广安的记者,很好奇地问他:“就没有想过回乡看看吗?”

邓小平沉思了许久,摇摇头,说了两个字:我怕。

听到这两个字,孩子们才知道父亲的苦衷,他怕自己回乡会让当地兴师动众,会对地方上有影响。

淡以兴老爷子不算什么名人,但笔者始终认为:他是活通透了的那类人。无论是外甥筹钱,还是建国后守着邓家老院子,他这一生干的,都是自己想干的事。而最终,他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一切。晚年的他,以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外甥为荣。

邓家老院子,仍然在。

虽经多次修护,但很多老物件仍是当年的模样。岁月匆匆,它们见证了当年生活在这里的那一大家子:

那个无比心疼儿子的女主人;

那个一心为儿子谋划未来的男主人;

那个喜欢和舅舅玩闹的长子;

那些以哥哥为榜样的弟弟、妹妹们;

如今,邓公已离去多年,但在当地仍然有他的亲人,只是他们都很低调。其堂兄邓先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会给他丢脸!”

应该说,这句话说出了这些亲友们的心声。而我们在这样的话里,分明听出了两个字:家风。是的,家风。谨以此文,纪念邓公以及他那些了不起的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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