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颜真卿起兵勤王 唐玄宗却说:我不认识他,为何如此卖命?

安史之乱颜真卿起兵勤王 唐玄宗却说:我不认识他,为何如此卖命?

我们都知道唐朝的转折点是安史之乱,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后,一路进展迅猛,所过州县少遇抵抗,大多望风而降,只用了34天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唐玄宗叹气说:“黄河以北二十四郡,竟没有一个忠臣吗?”

忠臣还真有,颜氏兄弟便是。常山郡太守颜杲卿与堂弟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二人坚守城池,约定一同起事,谋划恢复河北,以截断叛军归路。得到十七郡响应,共聚拢义军20万人。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飞马奏报朝廷,唐玄宗得到消息后,很高兴,扭头对侍从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我不认识颜真卿,他为何替朕如此卖命?

这句话放到现在听,觉得很奇怪,作为臣子难道不应该守土有责,忠君报国吗?唐玄宗并不是脑子犯糊涂,如果了解到当时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就会理解唐玄宗为何发问。细说下来,就是历史上忠君观念的变迁。

“忠”这一观念的产生虽然可以追溯至战国以前,《四书集注》中阐释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这个字,最早的内涵不是说“忠君”。尽自己所能,就叫作忠。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君为臣纲”之前,最古老的儒家忠君伦理,强调的是君臣合作关系“道为君纲”,双方必须共同遵循道德约束。“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古代士人对自己的要求,是当君王不遵从道德约束时,臣子有权力解除双方君臣的义务,拒绝为其服务。

君若无道,孔夫子说:应该以有道伐无道。荀子说:“从道不从君,道在君,则从之,非从君也,实从道也。”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寇。”这一套有立场的忠君伦理,到秦朝时开始逐渐失去市场。司马迁在《史记·田单列传》中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

汉代开始塑造起忠义大于立场的观念,但离“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这样的变态观念树立,还要经过许多王朝的变化。

两汉时期由于门阀豪族的兴起,士人们更乐忠于自己的事主,而非皇帝,世家大族更是以自家利益为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处于大分裂,王朝不断更迭,充斥着阴谋和叛乱,忠君伦理体系更是形同虚设。

隋唐的重新统一,历史再次进入到稳定期。但门阀政治与豪族社会依然无法彻底改变,虽然科举取士使得情况有所改善,但门阀贵族依然处于掌控地位,他们既是皇帝的臣子,也是王朝的合伙人,“家国”发生冲突时,士人往往并不以国家为先。忠君伦理虽被强调,但终究无法形成深刻的共识。所以出现安禄山叛军所过之处,地方官纷纷弃土而逃,大批朝臣投附于安禄山。安史之乱平定前,同样又有大批安史麾下的将领投靠唐廷。

安史之乱中,万圣难寻,各顾其身,唐玄宗自己都可以抛弃大臣,跑到蜀地避难,大臣们自然可以为自己找点生路。这样的想法,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如何处理投降过的”贰臣“问题上,有过数次的争论。中唐以后,国势衰弱,君威不振,为加强统治,开始用“忠”来代替盛唐之时的“孝”,作为道德教化核心。特别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主张舍孝而尽忠。

到了晚唐时期,古文运动开始流行,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之前还有争论的安史之乱中的“贰臣”也进入了批判之列。士大夫们开始走向自省、修德、内圣,进而忠君治国的路子了。

从唐末到五代,因为动乱,豪族社会逐渐终结,到北宋时,平民社会崛起形成。由于科举制的完善,读书人成为了“天子门生”,不再完全依附家族势力,宋代即使宰相之家,三代未有进士,家族也会衰落下去。宋代士人们吸取从晚唐五代时期轻国重家,礼乐崩坏的教训,开始建设新的忠君伦理体系,大力提倡新的儒家忠君理论,对忠的观念较之于前代有了很大强化,虽然依然存有犹疑与权衡,但程度上在加强。

明清时期,两宋时期种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了,忠君观念上升为士大夫行为的绝对道德律令。明朝大力提倡“君父之纲”,所谓“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天下无不是之君父”。清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直接提出了忠君是人生第一大伦常,应当在父子伦常之上,彻底将儒家忠君理念的初衷颠倒过来。但翻看历史,明、清灭亡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所谓的忠臣出来为君王死。

今天我们重新翻起这段历史,还是那句话不要用现代人的国家观念,去解读古人的朝代更迭。对于传统,我们要放在历史中看,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切忌落入道德判断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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