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季翼农

抗日烈士季翼农

1937年日军全面入侵,我国家民族罹遭前所未有之大难,半壁江山沦为焦土,千万百姓惨遭屠戮,危急存亡,刻不容缓。国难见忠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大仁人志士奋起抗暴,慷慨赴仇,不计生死,经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日军,重光河山。无锡中共党员季翼农烈士,就是这八年中千千万万以生命捍卫国家民族的英雄之一。也许他的事迹并不惊天动地、生动传神,但却是八年峥嵘岁月中优秀中华儿女的代表,是那个时代平凡而伟大英雄的最真实的写照,足以光耀史册、流芳万世。
今年恰值抗战胜利70周年,翼农烈士诞辰100周年,经采访烈士遗属,考据文献,粗略整理概略事迹,俾后人缅怀先贤有所资。

1 长安桥下季家门

江南自古繁华地。太湖北岸的无锡县,擅河湖之利,土地肥沃,农桑发达,历来属江南经济重镇。县内长安桥乡(今惠山区长安街道),镇上大姓季氏,清末民初,季姓族人占镇上人口大半。1915年3月1日(农历正月十六),季翼农(别名清宝)诞生于长安桥季家。
翼农祖上在镇上经营棉花庄生意,虽然规模不大,但重品讲质,口碑颇好,远近乡里闻名。有房屋数十间,水、旱田近30亩。翼农父母继承祖传棉花庄生意,家境较为殷实。母亲王氏生于1880年,是典型的旧式妇女,聪慧勤谨,尤善经营。1924年丈夫病故,她刚45岁,更是含辛茹苦,独力支撑,不仅筹资供给3个儿女入大专院校学习深造,还为营救从事革命的儿子季楚书,支援朱理治、瑶琴他们,变卖田地,支持革命事业。抗日战争开始,日军轰炸无锡,季家所剩无几。翼农为抗战牺牲后,她又抚养翼农一双儿女。一生虽遭遇坎坷,却深明大义,矢志爱国爱家,3个儿女参加革命,2个成为烈士,仍坚韧不拔,乐观达命,堪称伟大模范,1976年97岁高龄过世。
翼农前面有兄姐5人,他最小。四哥楚书,生于1908年,1926年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1928年秘密入党。30年代初担任文化总同盟负责人潘梓年的秘书。1932年7月17日在上海反帝抗日的“共舞台事件”中被捕,同年被营救出狱后,立即以无限的热忱继续投身革命事业。五姐瑶琴(后改名小英),1913年生,早年入常州师范学校读书,思想进步。1932年为营救被捕的四哥楚书,奉母命赶赴上海,奔走努力,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瑶琴与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朱理治结为革命伴侣。1934年3月,瑶琴随丈夫奉调河北省委工作,不久任省委机关党支部书记。次年省委机关遭破坏,瑶琴隐蔽北京郊区良乡,1936年初因产后受风,患肺炎病逝。族叔焕麟,早年在上海民用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帮助党的地下组织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开展活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31年10月加入共青团,任社研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分会团首任支部书记,次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河南信阳县县委书记,利用民用电台为党开辟开封—竹沟秘密电台。后又转赴西安工作,开通西安至延安、兰州等地的秘密无线电通信电路,并培训报务员。楚书“共舞台事件”被捕,营救活动主要由季焕麟出面负责,折冲樽俎,多方斡旋。
翼农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心地尤其善良。少年时代,母亲叫他跟随家里佣工一起去佃户家收田租,常有租户贫病交加、经济困难,向他告求延缓或减免的,无不应允,乡里称善。

2 进步青年向革命

1931年,翼农16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旅程。
进入上海无线电学校后,受哥哥楚书影响,翼农对革命活动逐步有所了解与认识。而1932年,哥哥楚书被捕,姐姐瑶琴来沪营救,又与朱理治结合,翼农与3个投身革命事业的亲人同处一城,在感受亲人亲情温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直接受到革命言行的影响,不仅革命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而且开始积极参加一些进步社会活动。参与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的进步活动,是季翼农投身革命迈出的重要一步。社研成立于1930年冬,是一个接受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成员主要是上海高校的一些进步学生,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一度发展到1200多人,与当时上海共青团员的人数差不多。当时,社研的任务是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包括马列主义理论、中国社会发展史等。在这里,翼农努力学习社科知识,认真聆听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社联”)学者的讲课,逐步坚定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与信念。在加强学习的同时,他还以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上海的学生爱国活动。
根据社研的安排,翼农协助开展地下工作。30年代初的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地下工作险象环生,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患。因此,出于安全考虑,社研有时会安排眼生的季翼农协助朱理治、季瑶琴从事一些信息传递、人员接送、活动掩护等工作。每次承担这样的工作,翼农都凭借自己的机智灵活出色地完成任务。此外,他还时常协助季焕麟和80年代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开展地下工作,参与化解叛徒造成的危急情势。季焕麟和陈国栋都在上海从事无线电工作,1932年春一起入党。翼农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因常参加社研的活动,与焕麟又是叔侄关系,故与陈国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5年,翼农因为经受住了残酷斗争的考验,在上海无线电学校加入共青团。
在这期间,翼农还一手促成了一桩革命姻缘。1933年,经翼农牵线搭桥,陈国栋与季瑶琴的常州师范同班同学沈一尘喜结连理。现存的陈国栋、沈一尘结婚证书清楚地记载着“今承季翼农、张光杰先生介绍,于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在无锡新聚丰园举行婚礼”,介绍人一列,除了名字,还签有翼农的印章。这一年翼农才18岁,但这一成人之美的善举,充分显示了乐于助人的品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3 救亡图存保家国

1935年秋,翼农从上海无线电学校辍学,回到家乡无锡县开展革命活动。次年初,如愿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其组织关系转到锡北张村地下交通站徐泉林处。为迅速开展工作,翼农设法和老党员张村的徐泉林、长安的宋文光、八士的孙耀裕取得了联系。虽然那时无锡县的共产党组织还未重建,但考虑到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们时常自觉地在一起商议如何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为便于掩护,翼农受聘任职长安桥小学,以教师的身份向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7年11月25日,无锡城被日本侵华军占领。沦陷初期,无锡乡间民众为求自保,自发成立了防夜队、联防队、游击队等武装组织。至1938年上半年,四乡涌现出来的大小游击队多达39支,人数超过2500人。这些游击队大体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由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收集散兵拼凑起来的,如锡东鸿声的邓本殷部;第二种是由地主乡绅出面组织的,如梅村的强学增部;第三种是帮会头子和地痞流氓拉起来的,甘露的杨忠部、张泾的周振刚部、安镇的朱冰蝶部都属这一类;第四种是由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组织的,主要有查桥的陈凤威部、寨门的严公伟部、东北塘的朱若愚部。各类游击队首领的政治倾向和动机是不同的,有的是打着抗日旗号,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有的仅仅是为了防匪保家;有的是为捞取政治资本、为以后寻找出路打基础;有的则是受共产党的影响,真心实意救国救民。这些形色各异的游击队,由于是自发产生,又各自为政,因而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当时,除了共产党想团结、整合这些游击队,将其改编为真正的抗日武装之外,日军、国民党也企图拉拢和控制这些游击队。
为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共江苏省委于1937年11月在上海甫一成立,就明确将掌握并逐步扩大游击武装作为各地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由于那时无锡等地的党组织还未重建,隐身乡野的共产党员很难直接获悉上级的这一指示。鉴于这一情况,1938年初,上海的八路军办事处在自己编印的《华美晨刊》上,向散布各地的共产党员发出了迅速打入各地游击队组织开展抗日斗争的信息。翼农从《华美晨刊》上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虽然觉得任务很艰巨,但更多的是感到兴奋,因为这对他来说好似拨云见日、久旱遇甘霖。同年5月,中共无锡县委得到重建。此后,无锡县委与接受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组和八路军上海办事处领导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会”),共同派遣干部,深入游击队开展争取工作。从此,翼农等各地党员联络、团结、收编游击队的工作,就像大海上的航船,获得了灯塔的正确指引。
那时,为便于尽快、有效地开展收编工作,翼农就以季楚书弟弟的身份联系党内人员。他首先找到了斗山的陆富泉、朱秀谷、严振山等老党员,然后通过他们与无锡抗日联合会(简称“抗联会”)主席陈枕白接上了关系。此后,季翼农以“抗联会”成员的合法身份,按照“抗联会”的统一部署,确定他为策反收编小组负责人,参与了协助中共无锡县委争取改造游击队的收编工作。
翼农最先想到要前往开展收编工作的地方是东北塘、寺头和张村。当从陆富全口中得知已经有人去联络尤国桢等人后,他又对陆富全说梅村的强学曾有可能争取过来,并表示自己可以前去劝说强学曾。强学曾虽然是地主出身,但具有正义感,拉起队伍的目的主要是保家安民,没有打家劫舍的恶行。听罢翼农的建议,陆富全表示同意,并要翼农转告强学曾:“只有与朱松寿联合起来,才能加强抗日防匪保家乡的力量。”大约一个星期后,翼农兴奋地告诉陆富全,强学曾同意接受收编和与朱松寿联合抗日。其实,在此之前,陈枕白、李哲先等几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就将强学曾作为重点争取对象,秘密地在强学曾部担负政治工作,宣传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这些秘密工作,对强学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他最终接受收编打下了基础。不久,经过教育整顿,中共无锡县委直接控制了这支达300多人的地方游击队。
几乎在争取强学曾部的同时,翼农又在陆富全的支持下,联络了锡北陈凤威领导的怀西五乡联防大队。陈凤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对于无锡县委收编游击队联合抗日的工作自然是支持的,他对前来联络的翼农说道:“最好能联合起来,否则容易受到威胁。”但是,由于中共无锡县委争取游击武装的节拍慢了一点,加上又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限制,陈凤威及东北塘朱若愚领导的游击队已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十支队抢先一步收编,因此,无锡党组织收编陈、朱等部的工作难度加大了。为此,1938年冬,无锡县委书记王承业由陆富全引路,亲自到“忠救军”十支队二大队五中队同陈凤威商议收编对策。经过精心谋划,陈凤威部不久成功摆脱“忠救军”的控制,队伍还发展到了130多人。在争取陈凤威部的过程中,安镇的朱冰蝶部扣押了陈风威的部下,为争取更多的人员,翼农依靠自己出众的口才,说服朱冰蝶释放了被扣人员。事后,为表示谢意,陈凤威将一支6寸手枪送给了翼农。后来,为进一步密切与“忠救军”十支队三大队九中队朱若愚的关系,翼农又将此枪转送给了这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
在争取陈凤威部的同时,翼农和四哥楚书受上级指派,一同到尤国桢部工作,分别担任尤国桢的副官和秘书,朱泉宝为秘密交通员。尤国桢生于1907年,无锡县东北塘人,曾在茂新面粉厂做工,无锡沦陷后,在家乡与同乡朱若愚先后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1938年4月,尤国桢的游击队在“入编不受调”的前提下,被“忠救军”十支队编入三大队九中队。尤先任中队长,后任三大队队副兼除奸团团长,九中队长则由朱若愚担任。此后,在尤国桢的指挥下,该部于同年9月在石塘湾伏击日军列车,毙敌20余名;10月在北栅口怒杀伪政府特务大队长李忠林的卫士陈鸿寿,并在回撤时将一日军军官斩首于锡澄公路。从此,尤国桢的威名传遍无锡城乡,日伪军胆战心惊,同胞拍手称快。因此,王承业非常想将这支抗日队伍争取过来,派遣季楚书、翼农兄弟俩到尤国桢部工作,正是基于这个考虑。
为配合无锡县委团结争取尤国桢,1938年11月,“武抗会”派出地下党员陈达前来尤部正式商谈收编事宜。一天,在陆富全、翼农的陪同下,尤国桢与陈达派来的代表在东北塘春镜楼接上关系,此后又直接与陈达商讨收编事宜。经过商谈,尤国桢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愿意接受“武抗会”的领导。为表明自己的诚意,尤国桢拿出1200块大洋,作为抗日经费交给陈达。接受“武抗会”领导后的尤国桢部,士气高涨、精神振奋,抗日意志更加坚定。1939年1月28日,通过侦查和翼农等提供的城内日伪军情报,尤国桢掌握了伪无锡县政务警长吴正荣(绰号“沙壳子”)的活动规律,于当天傍晚派夏国良在观前街(今人民路中段)胥隆羊肉店门前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当场击毙。此事震惊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联络、争取游击队的任务,翼农除了忠实贯彻无锡县委的收编政策之外,还利用自己的良好人缘,巧妙与几支游击队的负责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联会”主席陈枕白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季翼农在与各游击队做统战、联络、收编工作中,与尤国桢、朱若愚的关系最密切。”
在参与收编工作的过程中,翼农还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想方设法为抗日部队筹集资金。当时,由于缺乏经费,他在开展联络工作时很注意节约,有时还自掏腰包,资助联络工作。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日决心,他还不惜当众烧毁地契,彻底减除农民的负担,说他是毁家为抗日也不为过。
1939年5月1日,叶飞率新四军第3支队第6团从茅山出发,在武进整编地方抗日武装后,改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东进抗日。8日,“江抗”经锡北到达无锡梅村,在梅村小学操场受到“抗联会”组织的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江抗”的到来,不仅无锡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且愿意接受改编的各路游击武装负责人也甚为兴奋,并期望尽快见到“江抗”首长。5月底的一天,按照县委书记王承业的安排,由陆富全引路,季楚书、朱若愚、季翼农、张鹤亭等,陪同尤国桢在梅村西仓附近会见了“江抗”总指挥梅光迪,副总指挥叶飞、何克希等领导。尤国桢当时向“江抗”首长表示要坚决抗日,希望“江抗”帮助自己整顿“忠救军”部队,因为“忠救都是小兄弟,自己不好说话。”,并当场决定三大队的二、五、九中队参加“江抗”。尤国桢和翼农回到锡北后,分别对这三个中队传达了与“江抗”指挥官会面的情况,中队长以下的人听后都很高兴,大家都觉得像获得了新生一样。不久,“江抗”在无锡县委的配合下,对几路游击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收编,其中朱若愚部在挣脱“忠救军”的控制后,失散官兵分头抵达梅村汇合,定名“江抗”特务大队,尤国桢任大队长。为表示诚意,尤国桢向叶飞上交1200块大洋作为抗日经费,并提供了600发驳壳枪子弹。当叶飞知道尤国桢进城杀敌除奸缺少6寸手枪子弹后,马上从警卫员身上取下从福建苏区打游击时一直保留着的22发子弹,送给尤国桢,鼓励他多杀鬼子。
尤国桢接受“江抗”领导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忠救军”的恐慌和仇视。1939年6月初,“忠救军”十支队三大队大队长董惠民写信给尤国桢的秘书季楚书,要求尤国桢迅速将部队开往塘南集中,对付“江抗”,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要团结一致抗日”。董惠民此时才明白,尤国桢已脱离他的控制。于是,他迅速报告“忠救军”总部副总指挥杨蔚,得到了“就地处决”尤国桢的命令。为避免惊动尤国桢,董惠民决定办个“鸿门宴”:通过青红帮头子季伯勤(尤当时加入季的帮会,称季为先生)写信给尤国桢,请尤到长安桥大队部开会商谈要事。翼农察觉到这次会商是个阴谋,一再劝说尤国桢不要去。但尤固执地说道:“我尤国桢抗日没有错,季不会要我的命。”6月9日,尤国桢带着翼农、勤务员李元丰、文书陈盈、通信员朱泉宝,从东北塘王巷出发前往长安桥与董惠民会面。到长安桥后,听说董惠民在南蒋巷,于是一行5人又赶往南蒋巷。但当他们快到石新桥北堍时,早已埋伏在此的董惠民的卫兵赵全宝、顾小海、过永华迎面朝他们走来,并一齐喊着“向大队副敬礼!”。其实,这一声“敬礼”,是事先定下的开枪信号,但毫无防范的尤国桢还未来得及回礼,罪恶的子弹就朝他们飞来。尤国桢与陈盈被击中要害,当场牺牲,翼农、朱泉宝、李元丰等3人突出重围,跳入京杭大运河,侥幸逃脱。
翼农回到梅村后,迅速向上级报告了尤国桢遇害的消息。陈枕白、季楚书、李哲先经过商量,决定组织力量为尤国桢报仇。同时,为了稳定人心浮动的尤国桢旧部,“江抗”将其编成特务大队,任命朱若愚、李超为正副大队长,吴仁基为大队副官。特务大队直属“江抗”指挥部,下设3个中队,共200余人。
收编任务基本完成后,无锡县委安排翼农负责为“江抗”筹集军需物资的任务。为确保任务的完成,翼农连续两个月在江溪桥、坊前、锡南等地艰辛活动,1939年8月21日才返回长安桥家中。但翼农不能在家久住,因为紧张、残酷的斗争形势容不得他这样做,他必须立即投入新的斗争。这一次他不是孤身接受新任务,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他动员妻子一起到梅村从事抗日工作。为确保顺利前往梅村,当天,翼农请交通员朱泉宝晚饭后来家商量要事。不料,消息被“忠救军”顾小海获悉。对翼农策反“忠救军”三大队九中队参加“江抗”一事,董惠民、顾小海一直怀恨在心,时刻都在找机会除掉翼农。所以,当得知翼农在家的消息后,顾小海设计圈套,让翼农的妻弟传话,由顾小海弟弟顾阿三、赵全宝陪同,诱骗说有人要与他商量事情。因为是妻弟来传的话,翼农没多想,吃完晚饭,洗过澡,趿着双拖鞋就出发了。那时天色已近黄昏,当翼农走到西街桑树田时,警觉到周围情况不妙,但已无法脱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顾阿三、赵全宝接连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年轻的英雄血染大地,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
不久,凶手顾阿三被“江抗”镇压毙命。赵全宝后来改名换姓为邓进宝,隐瞒身份,蒙混了几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检举揭发,揪了出来批斗而死。两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凶手,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4 忠魂不灭壮河山

翼农牺牲后,中共无锡县委和“抗联会”确定他为烈士,并发给家属500斤稻子作为抚恤。1950年3月14日,苏南行署正式为季翼农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翼农娶妻邻村章氏,1936年完婚,先后育有一女一子。女苏英,由祖母艰辛抚养,上学,长安中学初中毕业后,1953年考入上海中学,生活费用主要靠国家给发烈属的助学金和时年70多岁的祖母养蚕卖茧钱。后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无线电系深造,这时老祖母已无力再助,远在北京从未谋面的姑父、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朱理治获悉翼农女儿就学困难,嘱咐秘书按月从他工资中拿出部分给予资助,直至大学毕业。
1961年苏英大学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工委五院一分院五所,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参与151导弹工程的国防科研工作。苏英子季军,为继承烈士遗志,从母姓季,无锡一中毕业后考入江南大学,改革开放后到上海经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季军看到电视上播放灾区的惨痛画面,再也忍不住那颗报国之心,立即联络企业界朋友,捐资捐物,支援灾区。震后一个月,他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江上舟,带了10部救护车、1800万现金,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义直接到四川重灾区去慰问。为给地震中大量因灾致残的孩子们一方乐土,又和江上舟一起募集筹措3000余万元,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残健融合”的先进理念,以“公办民助”的援助模式,在都江堰创办友爱学校。学校办起后,他又担任都江堰友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每年都会多次去友爱学校,关心学校发展和慈善基金的运作。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邀请他担任特邀理事,2012年5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邓朴方亲自为他颁发“集善银质奖”,表彰他对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以及为残疾人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红花无情笑东风,青山有幸埋忠骨。翼农葬于长安桥牺牲地,1989年长安乡人民政府竖纪念碑。而今,已成为长安桥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年年清明,长安桥的中小学校师生都会前来祭扫,缅怀先烈伟绩,弘扬先烈精神。长安中学还建立了“季翼农”团支部,传递翼农为国家和民族勇于奉献牺牲的精神。另外,1982年无锡县人民政府迁建锡北革命烈士墓,集中纪念240多位革命烈士,季翼农烈士碑赫然在列,供人们缅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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