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南衙北司之争——宰相与宦官一百五十年政治斗争的变迁历程

唐朝南衙北司之争——宰相与宦官一百五十年政治斗争的变迁历程

南衙北司之争是指唐朝后期,肃宗至昭宗的一百五十年间,政府中的南衙与北司之间的对立斗争。

其中南衙是以宰相为中心的中央决策机构,北司指的是以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为核心的宦官集团。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较量中,二者势力此消彼长,但总体上呈现宦官集团凌驾宰相之上,宰相在某些特殊时期主宰朝政的特点。

其中最激烈的斗争是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与文宗时的“甘露之变”,两次均以宦官胜利告终。

唐朝末年,宰相引节度使朱温入京消灭宦官势力,最终朱温发动政变,屠杀所有宰辅朝臣,逼迫唐哀帝禅位,南衙北司也随着唐朝灭亡宣告终结。

唐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朝堂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

即将宰相职权一分为三,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批驳审议,尚书省管理六部,负责执行政令,三省宰相各司其职,互相牵制。

在内廷方面,充分吸取东汉以来的宦官乱政教训,对宦官采取抑制措施。

宦官掌管内侍省,但“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閤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

说白了,宦官最高不过四品官,在宫内不过是干着一些打扫庭院、守卫宫闱和膳食供应之类的杂务。

而宰相在高祖李渊至玄宗李隆基的一百年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太宗李世民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到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的长孙无忌、李义府、狄仁杰、张柬之再到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姚崇、宋璟。

他们不仅辅佐帝王开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一个个天下大治局面,而且以百官之首的身份领导政府,甚至影响皇权。

尤其是李治时期,长孙无忌以国舅、顾命大臣身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权倾朝野,就连高宗李治立后都要主动上门征求其支持。

武则天时期,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柬之甚至凭借强大的影响力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禅位。

所以唐初宰相与宦官之间完全不可放在一起比较,打个夸张的比喻,宦官好似一粒尘埃,卑微的活在宰相这个耀眼的太阳照射下。

玄宗继位后情况有些许变化,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在其下设置包括枢机房在内的五房。

宦官负责枢机房与皇帝之间的信息沟通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对信息的内容传达施加影响,于是拥有了一定权力。

这一阶段,宦官的权力只是刚刚起步,对朝政影响有限,南衙对北司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宦官真正的崛起是在玄宗后期,标志性事件就是高力士参与朝政。

早在李隆基还是藩王的时候,高力士就伺候左右,在平定韦后和太平公主中发挥重要作用。

开元初年,高力士执掌内侍省,天宝年间,高力士逐渐参与朝政,累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打破宦官不过三品的限制。

据史料记载:

“每有四方进呈上奏文表,必先送呈高力士,然后进奉御前,小事便自行裁决。”

李林甫、杨国忠等上位为宰相,与高力士的运作离不开干系,诸王公主皆称呼“阿翁”,驸马们称其为“爷”。

同时,以边令诚为代表的宦官被委任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每次出行令各郡惊惧退避。

不过玄宗时期,宰相领导的南衙仍是朝政决策中心,宦官只是在一些内部环节施加影响,南衙权力地位仍在北司之上,直到肃宗时期,这一现状才发生变化。

马嵬之变后,肃宗离开玄宗,在灵武登基,这一过程中,宠臣李辅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李辅国就侍奉左右,成为其心腹太监,李亨登基后,李辅国历任元帅府行军司马、开府仪同三司、知内侍省事等要职。

肃宗还把统帅禁军的权力交给他,军权的移交标志宦官势力的全面扩张。

朝臣奏事往往先经他手然后才告知肃宗,就连宰相想见皇帝都须经过李辅国的安排,肃宗的诏书也需要李辅国的署名才能施行。

再加上肃宗性格懦弱,致使李辅国架空皇权,权倾朝野,宰相李揆更称李辅国为“五父”,另外一位反对他的宰相萧华被他逐出京师,北司权势完全压过南衙。

在拥立代宗李豫继位后,李辅国更是对代宗说:

“大家(皇帝的俗称)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可见宦官集团的擅权跋扈,不过此时的北司仍依附于皇权,虽然掌握禁军,但根基不稳,代宗利用其与另一大宦官程元振的矛盾将他轻易铲除。

之后,程元振接管禁军,继续专权,因为小事贬谪宰臣裴冕,这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在朝臣压力之下,代宗将程元振解职流放,南衙暂时扳回一局。

再之后,出自边疆神策军的监军鱼朝恩凭借在吐蕃叛乱中护驾有功而掌管禁军,此后鱼朝恩专权程度更甚,宰相决定政事时,不先和他讲,他便瞪大眼睛说:

“天下之事,怎么不由我?”

但最终同样因为权势过大而被代宗联合宰相元载杀死于内廷,宦官也不再掌管禁军,权力重新回到宰相手中。

随着北司落败,元载权势极度扩张,甚至将反对他的大臣直接杖杀于公府,以至于谁也不敢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直到代宗利用御林军将元载捕杀。

从肃宗到代宗,南衙在法理上仍掌握朝廷决策权,但北司凭借皇帝的信任屡次粗暴干涉甚至压制南衙。

而南衙凭借根深蒂固的朝堂根基仍可以有效反击,流放程元振、元载专权就是例子。

不过宦官集团对中央禁军的控制,以及代宗成立枢密院,赋予宦官决策权标志北司已全面崛起,不过北司只是短暂掌管禁军,而且这种权力只限于个人。

因此这一时期南衙北司势均力敌,呈现轮流坐庄的特点,但宦官凭借对禁军的影响和与皇帝关系的密切,已经有超过南衙的势头。

代宗死后,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在他执政初期,依然秉持压制北司宦官,重用朝臣的做法,然而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之变改变了德宗的态度。

在这场长达五年的叛乱中,朝臣将领逃跑的逃跑,叛变的叛变,只有宦官始终非常忠心地陪伴在他身边。

平叛后,德宗将禁军神策军正式划归宦官,并设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窦文场、霍仙鸣担任。

在宦官重新拿回军权的同时,作为枢密使的宦官权力也在逐步扩大。

他们从往来传递信息到与宰相一起参与奏对,标志着北司从控制军事到染指行政,两枢密使和两神策军护军中尉合称“四贵”。

随着宦官集团的专政,不甘心的南衙发起强烈反击,于805年爆发二王八司马事件。

805年德宗去世,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

为了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军政大权,顺宗以翰林王伾、王叔文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为核心形成“二王刘柳”的革新派。

由于顺宗中风失音,不能理政,朝廷大事由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主理,他们先是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然后又通过人事调动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军兵权。

但由于上传下达渠道不畅,以及宦官及时醒悟,拒绝执行,致使禁军调动计划落空。

然后俱文珍等宦官直接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逼迫其将权力移交太子李纯,并逼顺宗下诏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又授意地方节度使攻击革新派。

此后革新派内部分裂,导致革新运动无法再进行下去,同时将王伾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

不久,俱文珍等宦官逼迫顺宗禅位,拥立李纯即皇帝位,是为唐宪宗。

而后将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淮、程异及韦执宜八人,先后贬为远州司马,持续一百多天的永贞革新彻底破产,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也意味南衙的反扑失败,北司取得全面胜利。

宪宗继位后立志削藩,抑制宦官专权,重用杜黄裳、武元衡、李绛、裴度等宰相,大力改革,增加财政收入,振兴朝廷军备,平定四川、淮西等藩镇割据势力,实现元和中兴。

南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摆脱北司控制,重新回到中枢决策地位,尤其是裴度,成为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元老,史称其“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

而北司在宪宗执政的十五年间相对低调,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率神策军在平定河北藩镇叛乱时大败,神策军地位由此衰落。

但枢密使制度却固定下来,枢密使的宦官取得较高的地位。宪宗晚年逐渐骄奢,妄想长生不老,但却因服用丹药暴躁易怒,最终被宦官王守澄等人暗害。

此后继位的穆宗李恒、敬宗李湛纵情享乐,不理朝政,南衙宰相萧俛等碌碌无为,而穆敬二帝宠信宦官,朝政被枢密使王守澄把持。

宰相李逢吉以重金贿赂王守澄,拉拢其为己用,两人合作,朝廷无任何势力能与之抗衡,而最后唐敬宗也被宦官所杀。

此时的南衙北司内部分化,派系林立,相互勾结,势力犬牙交错,不过南衙宰相依靠北司宦官扶持撑腰,北司权势再次压制南衙。

继位的文宗李昂不甘心被宦官控制,联合宰相李训等南衙大臣策划诛杀宦官,夺回皇权,于835年发动甘露之变。

文宗和李训以观露为名,将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宦官们迅速将文宗带回内廷,李训拉住软轿不放,但被宦官郗志荣一拳击中胸部打倒在地。

仇士良知道文宗参与李训的密谋,十分愤恨,在文宗面前出语不逊,而身为皇帝的文宗却羞愧惧怕,不敢作声。

而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率禁兵一千人持刀从内廷冲出。南衙这边,在政事堂正要吃饭的不知情的宰相王涯等人吓得落荒而逃,尚未逃出的六百多名朝臣全被杀死。

七十多岁的王涯被戴上脚镣手铐,遭受毒打,无法忍受,只能违心地承认和李训谋反。

在这次政变中,有四名宰相被杀,牵连遇害的朝臣家眷有一千多人。新任宰相李石每次奏事,常常遭仇士良斥责,李石虽时常与仇士良抗争,但却遭其暗杀,不得已李石提出辞职。

至此“天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南衙在与北司的斗争中完全落败,南衙中许多官员依附宦官,而北司终于成功的掌握禁军、左右内政,并拥有参与决策、左右皇位继承的权力。

穆宗以后的八位皇帝中,除了敬宗系由太子身份继位外,其余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 均为宦官拥立,宰相被他们排除在议定皇储的程序之外。

840年至859年,武宗宣宗二帝重振朝纲,武宗李炎在位期间,倚重宰相李德裕,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实现会昌中兴。

宣宗李忱勤俭治国,体恤百姓,减少赋税,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复兴,史称大中之治。

南衙在这近二十年时间里也得以重新振作,恢复一定独立的行政权,不过宦官专政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南衙再难和北司抗衡,武宣中兴不过是回光返照。

懿宗、僖宗、昭宗期间,宦官开始参与到行政过程之中,并进一步获得“贴黄”权力,即在臣下呈给皇帝的白色奏章下面贴上黄纸写的最终决议,这就使他们代替宰相拥有决策权。

此时宦官参与中央决策被广泛接受,南衙无任何反抗的力量,宰相的独立行政权力不复存在,宦官权力达到顶峰。

最终导致这种情况:

“唐末议政程序原则上应于延英由宰相、枢密共商,但事实上变成枢密直接决定宣行,完全非中书所能控制。”

尤其是僖宗时期的大宦官田令孜,僖宗甚至称呼其为“阿父”,僖宗朝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掌控在田令孜手中,北司对南衙的压制一直持续到昭宗时期的黄巢起义。

席卷全国的黄巢起义后,北司领导的神策军遭遇重创,全军覆没,中央权力中心几乎瓦解,藩镇势力坐大。

不甘心被宦官控制的昭宗与南衙联合推翻北司,双方都联合藩镇势力来打击对方。

宰相崔胤想借朱温的力量诛杀宦官,大宦官韩全诲则和李茂贞联合,请来其几千兵马驻守京城,保护长安。

903年朱温围困长安,李茂贞将韩全诲等二十多名宦官斩杀,后来朱温打进长安后将剩下的几百名宦官残酷地杀掉,困惑中晚唐的宦官问题终于被朱温解决了,北司势力至此灭亡。

而南衙命运也好不了哪去,904年朱温商议将唐昭宗接到洛阳,担心唐室大臣反对,于是诛杀宰相崔胤等人。

后来又在滑州白马驿一举屠杀裴枢为首的朝臣三十多人,并把这些尸体投入滚滚黄河之中,南衙势力也随着这股浊流消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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