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长征,有7名女兵强烈要求跟随,后来怎么样了

红二十五军长征,有7名女兵强烈要求跟随,后来怎么样了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2980余名,其中有七名女护士,正好组成一个班。因为数字的巧合,故有“七仙女”看护班之称。

该班属于军医院编制序列,是院长钱信忠领导下的一班女红军。

“七仙女”班的成员是:班长曾纪兰,副班长田希兰、护士张桂香、曹宗凯、戴觉敏、周少兰、余国清。

她们都是大别山的女儿,来自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而且都是从大别山这个红军的摇篮里摇出来的。

她们的妙龄少女时代,各自都有一页鲜红的履历,可以单独写一篇小传。

钱信忠少将

女护士戴觉敏的身世,在“七仙女”班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戴觉敏家在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的上戴家村,1916年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红色风暴的洗礼,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她的启蒙老师,直接把她引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戴雪舫是个教书先生,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与董必武交谊甚深。

1926年,戴雪舫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等小学校长等职。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不断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有一次,戴雪舫不顾个人安危指挥学生防空转移时,不幸中弹牺牲。

哥哥戴克敏,1924年18岁时考入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在董必武的影响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他曾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农民起义。

起义遭受失败后,他和吴光浩率领72名成员,转到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1928年后,戴克敏历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党代表、红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团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

他曾和徐向前共同起草过《军事问题决议案》,对指导红军建设和作战起到重要作用。

徐向前元帅生前仍念念不忘这位红军战友,说他在红军中威信很高,“可以说是大家的表率”!

令人痛心的是,1932年夏天,时年仅26岁的戴克敏不幸壮烈牺牲。

戴克敏

戴觉敏在父兄的影响下,12岁就参加了儿童团,随后又跟随父亲就读于麻城小学、新集列宁高等小学,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一代巾帼少年。

戴觉敏曾作为儿童团的代表,参加出席过鄂豫皖苏区的儿童团代表大会,当选为少共儿童团常务委员,这是她迈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1932年春,戴觉敏在新集列宁高等小学读书时,红军总医院来招收护士,她高兴得手舞足蹈的,顾不上征询她的校长父亲的意见,就跟她的堂妹戴醒群一起,报名参加了护士班。

她在红军总医院驻地箭场河,经过半年的护理业务训练,成为红军中的一名白衣战士。

就在这一年,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先后牺牲。她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悲哀和痛苦,擦干眼泪鼓起勇气,继续在总医院为伤病员服务。

她继承父兄的遗志,踏着父兄的血迹,一步步走向坎坷征途。

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两年间,戴觉敏所在的红军总医院已分成若干分院,连同伤病员一起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的密林里,继续坚持医疗护理工作。

说是红军总医院,事实上也没个固定的地点,遇到敌人搜山“清剿”时,医院还必须转移“挪窝”。

有时敌情十分紧张,她们就背着扶着伤病员打游击,跟敌人“捉迷藏”。

深山密林里,找到石崖山洞居住,尚可躲避风雨;否则,她们就得砍树枝、割茅草、搭窝棚,好使伤病员将息休养,而医护人员只能背靠大树露宿过夜。

根据地后来被敌人分割成几小块,几乎变成了无人区域,粮食医药奇缺,生活极为困苦。

有时候,男护士冒着生命危险,从山下弄到一些稻谷背了回来,女护士就连夜用石板搓出米粒,赶天明煮成稀粥,端给伤病员吃。

戴觉敏和她的姐妹们,则把稻谷皮壳炒焦碾成炒面,每人舔上几口充饥。这东西也不敢多吃,吃多了腹胀疼痛,甚至危及生命。

严冬时节,连野菜野果子也找不着,她们就只能扒树皮、挖葛藤根,与伤病员相依为命。

她们的战斗口号是:“一切为了伤病员!”剩下一把米、一把盐、一把野菜,也都留给伤病人员。没有药品,她们就用盐水、烟叶、南瓜瓢子为伤病员治伤。

年仅十六七岁的戴觉敏,在极其艰难困苦的两年间,把她那一颗纯朴而又赤诚的少女的爱心,完全奉献给了红军伤病员。

在那血与火的残酷岁月,戴觉敏一家有四位叔父惨遭敌人杀害,三位堂兄在同敌人浴血苦战中壮烈牺牲。

她的嫂嫂曹继楷,当时被敌人贩卖出去,流落异乡。她的母亲石兰英,受尽了敌人的残酷折磨,被迫离开乡土,四处乞讨,病饿而死。

就连跟她一起参加红军的堂妹戴醒群,随后也在抗日战争初期与张体学(生前任湖北省省长)结婚后,不幸被敌人俘去惨遭杀害。

有记者曾在北京访问过戴觉敏同志,她在叙述了以上情况后说:

“我是我们一家的幸存者。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大别山区又何止我们一家啊!完全家破人亡的事,太多了……”

她还告诉记者:她哥哥戴克敏和嫂嫂曹继楷的亲生女儿戴曙光,还是在解放后由郑位三帮助寻找到的,戴曙光是她们一家惟一幸存的一个亲人。

戴觉敏说的也是,她要不是跟随红二十五军“打远游击”,恐怕早已做了大别山的鬼雄!

“打远游击”就是长征。因为当时没有“长征”这个说法,军领导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就提出了“打远游击”的口号。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的前两天,“七仙女”班才奉命随军行动,参加闻所未闻的“打远游击”。

1934年11月16日,她们跟随部队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

罗山县何家冲

第二天傍晚,在越过平汉铁路的紧急时刻,军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到“七仙女”班,忽然宣布命令说:

“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你们女同志都要留下来,赶快返回苏区去,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这是政治部领导命令,必须坚决服从!”

那位同志给她们每人发了八块银元当作路费,就掉头匆匆走去。

突如其来的一道命令,把七个女兵吓得直愣神儿,惶惶然不知所措。

年龄最小的余国清,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众姐妹也都像丢了魂儿一般,呜呜哇哇地抱头痛哭。

戴觉敏边哭边说:“我们跑出来打远游击,刚走了两天,又命令我们回去……呜呜呜呜!”

“人不伤心不落泪,若是伤心双泪流。可是,我们光哭也不是个事,还是去找戴主任说说,争取参加‘打远游击’。”外号“三寸金莲”的张桂香,忽然在一旁提醒大家。

红25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

张桂香时年二十三四岁,家在河南光山县的林家冲,她从小就缠过脚,卖给地主当丫头,受尽了虐待和折磨。

16岁那年,她就参加革命,从事妇女工作。1933年冬,她由地方转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在光山东区一带打游击。

就在这时,她跟游击总司令戴季英结为一对“游击夫妻”。

戴季英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桂香一旦被留下来,就有失去丈夫的危险性。

可她似乎又抹不下脸面,不好意思单独去找,于是便不由拉着戴觉敏说:

“觉敏,走!跟我一块去找戴季英,你跟他是一个村的,他好赖也是你们戴家门中的长辈,还能不给一点面子?不管咋说,都不能把你这个侄女留下!”

向以“刀子嘴”出名的周少兰,当下就气呼呼地说:

“我们跟着部队打远游击,也是革命的大事,不是个人私事。要找,我们全班一块去找,跟戴主任说明情况,他不能不叫我们打远游击!”

可是,班长曾纪兰却不肯领这个头。她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无可奈何地把发给她的八块银元装在衣兜里,准备“向后转”返回苏区。

然而,众姐妹还是将她阻拦住了,吵吵嚷嚷地说:“我们决不向后转!坚决不回去!”“对!我们活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红军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恰在这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副军长徐海东从后面追赶过来。她们好像遇到救星似的,都不约而同地围上前去,拦住徐海东诉说了一番。

七嘴八舌之后,七仙女们说出了一致意见:就是要跟随部队参加“打远游击”!

徐海东见她们泪流满面,眼睛都哭红了,态度又十分坚决,忍不住挥了下马鞭:“红军战士流血不流泪!你们都给我把眼泪擦干,收拾好行李,跟上队伍走!”

七姐妹顿时又破涕而笑,如同鸟窝里戳了一棍,叽叽喳喳地活跃起来。

徐海东却不由严肃地说:“你们先不要笑!这次打远游击,远到什么地方还说不定。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你们一个也不能掉队!”

“谁要掉了队,不管被敌人抓住抓不住,都是很危险的事!”

当天晚上,“七仙女”班在穿越平汉铁路时,几乎是一路小跑,累得气喘吁吁的,压根儿就不敢停留一步。

铁路两侧,都有人在督促呐喊:“赶快跟上,跟上!不要掉队!”

可是,全班年龄最大的“三寸金莲”张桂香,以及年龄最小体质又弱的余国清,都在紧急关头掉了队,被后卫掩护部队收容下来,好不容易才突过铁路。

戴觉敏在穿越铁路时,也是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差点儿被枕木铁轨绊倒在地,幸亏有个男同志及时拉了她一把,搀扶着越过铁路,她才紧紧跟上队伍。

遗憾的是,那晚天空中阴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她竟没有看清那个“拉了她一把”的男同志是谁。

过了铁路以后,又是两天两夜的紧急行军,部队才进入桐柏山区。

这一路上,“七仙女”班都掉队了,零零散散地跟在队伍后面。她们的腿脚大都肿胀起来,脚掌也磨出了水泡血泡,一痫一拐地奔走着。

张桂香的一双小脚也给扭了,不得不骑着戴季英的乘马赶路。小护士余国清还叫男同志背过几里路哩!

谁知部队一进入桐柏山区,敌人就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情势更为险恶。

因为部队在桐柏山区难以立足,军领导决定掉头北上,绕过豫西平原,直奔伏牛山区。

就在这时,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又决定将“七仙女”班就地留下,叫她们或是返回大别山去,或是就地找个穷苦人家,给人当女儿做媳妇。

总而言之,既不能让她们拖累部队,也得给以生存的出路。

女兵们不乐意了,在曹宗凯的带领下,纷纷跑去找军政委吴焕,又哭又闹的,既诉说冤枉,也告戴季英的状。

“戴主任就是偏心眼儿!把我们都给撇下了,不要了!”个头挺高的傻大姐儿曹宗凯,猛不防冒出这么一句冷话。

吴焕先听了连忙制止地说:“你们几个姑娘,说着说着就走火了,嘴上也不按个保险机!”

曹宗凯也意识到自己说过头了,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偷偷看一眼军政委,忙又背过身去,捂着脸咯咯吃吃地笑。

最后还是戴觉敏巧妙地说了几句,才使“七仙女”继续跟随队伍长征。

戴觉敏和吴焕先的关系非同一般。想当初秘密串连闹革命,吴焕先就是她们戴家的常客,那会儿她就把吴焕先叫“七相公”或“七哥”。

她哥哥戴克敏不仅是吴焕先的入党介绍人,而且,他们两人的妻子都是曹学楷的胞妹和堂妹,亲故关系更深一层。

这时,戴觉敏就以这种特殊关系,深情地喊了声“七哥”,说:

“你跟戴主任说说,莫要把我们留下!我们大老远跑了出来,又要打发回去,都不认识回去的路。我们保证跟上队伍,决不掉队!”

吴焕先似乎也很为难,沉思了会儿才说:

“部队要向更远的地方转移,戴主任怕你们一路上吃不消,受不了,所以才决定实行精简。你们都不愿留下,那就跟着队伍走吧!这一路上的困难更多,你们可不许掉队哟!”

多灾多难的“七仙女”班,这才又跟上红二十五军长征。值得庆幸的是,军政委吴焕先给她们配备了一匹小马,一路上帮着驮点行李,谁要累了病了,还可以轮流骑上一程。

这样,也减轻了她们在长途行军作战中的实际困难。全军惟一的“七仙女”班,本该受到这种特殊的厚爱!

转战于中原大地的红二十五军,经由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很快就进入陕西商洛山区。

部队入陕后的第三天遭遇了一场恶战,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都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随军转战……

钱信忠亲自守护在军长、副军长身边,想尽一切办法釆取一切措施,抓紧进行抢救治疗。

医护人员心里都很清楚:要使三千红军脱离险境,必须保证两位军事主帅的生命安全!

日常生活护理方面,钱信忠则决定由周少兰专人负责。这样,周少兰就被固定在徐海东身边,成为徐海东的特别护理员。

周少兰时年18岁,个头不高,身材苗条,素有“小巧玲珑”之称。长长的脸子尖下须,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仿佛也会传神说话。

这个家在皖西六安县的茶乡姑娘,小时侯也是个苦蛋蛋,13岁那年,她就被人贩子拐骗而去,卖给人当童养媳,是党和红军把她从水深火热中搭救出来。

她1932年16岁参加红二十五军,一直在红军医院担任护士。周少兰是“七仙女”班惟一活泼爱唱的难得人才。

她不仅会唱家乡小调“采茶歌”,嗓音也很清亮甜美。她的手脚麻利、胆子也大,似乎只有她这个“刀子嘴”,才能够护理得了向以“徐老虎”著称的徐海东。

遍体弹痕的徐海东,这次已是第九次负伤,子弹从他的左边脸颊穿入,又从左耳朵底下穿出。

由于流血过多,伤势比以往几次都重。他躺在担架上昏迷了四天四夜,完全不省人事。

等到清醒过来时,整个头部肿得老大,嘴巴也张不开了,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过了两天,面部才开始消肿,吱吱唔唔地蠕动着嘴唇:“几点钟了?部队出发了……没有?”

周少兰见他从死亡线上苏醒过来,高兴得直流眼泪。可她又不敢惊动他。

钱信忠院长再三叮咛说,头脑外伤患者必须保持休息,绝对安静,防止伤口感染化脓。她不由得抹了一下眼泪,连忙制止地说:“悄悄的,不敢讲话!”

可是,徐海东还是嘟了一句:“我好像……睡了个……好觉……”

在护理徐海东的日子里,周少兰不分昼夜地守护着,两只眼睛也熬得通红,将近一个多月,徐海东都不能张嘴吃饭,每天全靠流食补养。

他的左耳听觉已经失灵,平时说话也可着个大嗓门,好像跟人吵架一样,只怕对方听不着似的。周少兰因此也受了不少窝囊气。

两人之间,时常还发生几句口角:一个要履行职责护理,一个偏又不服护理,动不动就发一通脾气,训斥几句。

然而,周少兰也不吃这一套,严格按照头脑外伤的护理原则,强迫徐海东老实服从遵守。不少红军老战士都说,他们两人也是不吵不闹不成交啊!

1935年大年初一,红军在蓝田县葛牌镇欢度春节,徐海东十分高兴地笑着说:“少兰,听说你的采茶歌唱得好,给我唱一个吧!”

周少兰不由把嘴一撅,赌气地说:“我不会唱歌,唱不了!”

徐海东晓得她在跟他生气,便不由咳了声说:“好呀,你不唱我唱!”说罢,便唱起了京剧《辕门斩子》中杨六郎的一段老生唱段……

辕门斩子

“别唱了!”周少兰马上制止地说,“你这嗓门子叫钱院长听着,我又该受批评了!”

“唱戏这事,你就管不住了。谁不晓得我的外号叫徐老虎,厉害得很!”

“你个徐老虎能把我吃了?你在战场上是老虎,在医院就是伤号,就得服从看护员!我可不管你什么老虎不老虎的……”

“哈哈,新年大喜的日子,你让我高兴一会儿不行吗?”

“不叫唱就是不叫唱!你的伤口刚刚愈合,挣破了出血咋办?”

2月5日(大年初二)这天,徐海东忽然听说部队在文公岭抗击敌人的进攻,情况十分危急。

于是,他根本就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急忙喊来四名警卫员,将他抬着奔上山头阵地,协助军政委吴焕先指挥战斗。

这一仗,终将陕军第一二六旅两个团全部打垮,歼敌两个多营。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的伤口因为受了雨雪风寒,面部忽然又肿胀起来。

因此,周少兰又得熬受一番苦累……护理这个“徐老虎”真难呀!

两个月以后,红二十五军第二次进驻葛牌镇时,徐海东和周少兰两人,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恋上了,也爱上了……

4月中旬,正是桃红柳绿的时候,葛牌镇这个连接关中平原的乡镇,一派春意盎然。

一天傍晚,这一对正在热恋中的军旅情人,从外面回到军部驻地的时候,镇子上静悄悄的,天也黑了。

他们正要穿过门卫岗哨时,徐海东只怕被哨兵看见了说长道短,就采取出其不意的战斗动作。

他随手张起披在肩头的一件呢子大衣,趁机把周少兰裹在怀里,紧紧搂抱在身边,若无其事地进了大门。

徐海东个头高大魁梧,周少兰又比较矮小,按说用大衣那么紧紧一裹,两个人都机动灵活点儿,也是万无一失的事。

大门内外,黑灯瞎火的,谁会晓得“金屋藏娇”?假如是个老兵站哨的话,大大方方挺起胸膛致以注目礼,谁也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可是不巧,站岗的偏又是个新兵,看见徐副军长走来,急忙先将两腿并拢,居然又把脑袋垂下,不敢正视一眼。

这下倒好,把那露在大衣底下的“四条腿儿”看了个一清二楚。新战士感到好奇,私下里就传播开来:

“徐副军长四条腿!真的,我昨晚站岗时看见的,谁哄你不是人!”

于是徐副军长四条腿”的故事,就从军部交通队流传出来,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

徐海东开始听到这个流言还不由一怔:“我怎么成了四条腿,牲口才四条腿哩!”

当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却不以为然地笑道:“这简直是大惊小怪!说我四条腿就四条腿,我还要娶周少兰做老婆哩!”

是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后,徐海东就和周少兰(后改名周东屏)正式结为终身伴侣!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以后,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建成了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部队得以立足和休养生息。

极为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七仙女”的个人欲望也很容易得到满足,她们几乎没有什么奢望。

军经理部老经理吴维儒,将打土豪没收到一些红红绿绿的绸缎衣物,好心分发给“七仙女”班,让她们穿用或日后留作嫁衣。

可是,她们谁也不领这个“情”,十分拗气地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财主娘们穿的用的,我们又不是财主娘们,要它何用?”

她们都把几件绸缎衣物送给了贫苦农家大嫂,或换得几件粗布衣服,留给自己平时穿用。

全班最为迫切的必需品,除了鞋子还是鞋子,可是她们每人除了几块包脚布以外,却没有一双可脚而又舒适的鞋子。

她们本来都会点针线活儿,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做双鞋子,但是谁也顾不上去做。

军经理部曾给她们配发过几次鞋子,但都是又肥又大的,既不可脚又不舒适。

无奈之下,就只好在鞋帮上钻两个小洞,用带子拴在脚上行军。鞋大脚小,走起来也很不得劲,脚腕上都勒出一道道伤痕。

没有鞋子穿时,就只好用脚布包着双脚,套上一双草鞋,坚持随军行动,进行战场救护。

主力团有个外号叫“铁脚大王”的轻机枪射手,在文公岭战斗中头部负伤,被送到军医院进行治疗。

“七仙女”班在护理这个伤号时,班长曾纪兰烧了两小锅热水,接连帮他洗了两三遍泥脚……

哎哟,这是一双什么样的大脚板哟,从脚脖子以下全都变成了泥褐色,真乃名副其实的“铁脚大王”!

又长又宽的脚掌上,隆起一块块又厚又硬的死茧,脚趾缝里也翻出了血红的皮肉。顿时,把众姐妹的心都给疼烂了!

原来,这“铁脚大王”自从出发长征以来,就没有穿过一双鞋袜,都是光脚片子行军打仗,因为他的双脚大得出奇,根本就没有他能够穿的鞋子。

这事,即刻引起班长曾纪兰的同情心,她马上动手量了量“铁脚大王”的脚样,并从老乡家里买了两张稽子,亲自剪了鞋底鞋帮,决定为其做双特号大鞋。

正、副班长和张桂香、曹宗凯四人,每人各纳一只鞋帮或锥一只鞋底,她们整整熬了一夜,天亮时突击做成。

第二天,班长曾纪兰又在葛牌镇找到个鞋匠,帮助锥上这双特大号鞋。

那鞋匠事后还说:“我当了一辈子鞋匠,没见过这样的神兵天将!瞅这双鞋,就像两个小船……”

“铁脚大王”受到“七仙女”班的特殊厚爱,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只管抹着眼泪。

可他只是把鞋子穿在脚上踩了两天,归队时便又收拾起来,背在身上舍不得穿。

行军中,仍赤着两只光脚。别人问他为啥不穿,他咧嘴一笑:“嘿嘿,到了打冲锋时再说。”

一个月后,在华阳镇附近埋伏尾追之敌陕军警二旅的战斗中,“铁脚大王”这才穿上鞋子,双手端着轻机枪向敌群猛烈射击。

这一仗,因为他独挡一面击毙击伤几十个敌人,而受到军首长的表彰,还在他胸前佩了一条红绫子。可他又把这条红绫子送给“七仙女”班留作纪念。

不幸的是,1935年春天,蒋军偷袭红二十五军军部所在地宁陕县柴家关村,医院被敌人炮火摧毁,“七仙女”班班长曾纪兰壮烈牺牲,那条红绫子,也就成了班长的殉葬品!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由长安县洋峪口继续长征时,“七仙女”班的六名女护士,都随军西征北上。

洋峪口

部队每到一处新的乡镇,或占领一座县城,她们除了本职工作之外,都不顾一路的辛苦劳累,走上街头宣传演出,借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这些来自大别山的女战士,把产生于鄂豫皖苏区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从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走了一路也唱了一路。

部队北过渭河时,全军只找到一条小木船,可乘坐二三十人,难以渡过浩浩荡荡的4000人马。

但在当时,军领导还是把木船让给了军医院。六名女护士都跟伤病员一起乘船渡河……

随军的两名照相师傅,还在河滩上架起照相机,拍摄下了这一幅极为珍贵的历史画面!

北过渭河的图片画面,犹如一幅黑白相间的木刻版画,山原梯田、滩头河流、独木小船,依稀可见。

乘坐在木船上的小小人影,却很难辨个清楚明白。这幅历史图片,至今仍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然而,在北过渭河以后,女护士曹宗凯却躺在担架上不幸去世。

众姐妹无不伤心抹泪,爱与恨,乐与苦,生与死,无时不交织在她们的心头。

曹宗凯,1916年生于皖西霍邱县叶家集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十四五岁时,因生活所迫,被当作人质抵债,给老财主做第三房小老婆。

她不满这门婚事,才逃出家门,跑到河南境内的商城山区,参加了红军。

1931年冬,成立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移驻霍邱叶家集整训部队扩充新兵时,她所在的这支部队被编入红二十五军。

从此以后,她才获得了新生,改变了为人作妾的不幸命运。

也许因为“逃婚”的缘故,时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的吴焕先,每在叶家集街头看见她兴高采烈的样儿,总是忍不住把她的名字喊作“曹更改”。

宗凯与“更改”字音基本接近,意思却完全不同。曹氏“更改”,这个非同一般女性的芳名,似乎更具有一种新的寓意。她在“更改”着人生的坎坷命运!

在那“山崖山洞是病房,野菜野果当食粮”的艰苦岁月里,敌人完全“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

每在搜山“清剿”时,敌兵像疯狗似地狂吠乱叫:“山山过火,树树断根,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但在深山老林里,几乎所有的大树杆上,都刻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口号:“青山烧不尽,绿树不断根;留得山林在,到处有红军!”

敌人三天两头放火烧山毁林,曹宗凯和她的姐妹们,随时随地冒着浓烟烈火,掩护伤病员进行转移,跟敌人兜圈子打游击。

她经受住了那种血与火的苦日子,从早到晚总是乐嘻嘻笑呵呵的,清瘦的脸面上泛着红晕,眼里也闪烁着少女的青春光彩。

那时候,曹宗凯就把红军比作树身、树杆,而把自己比作青枝、绿叶,不管环境怎么艰苦,斗争如何残酷,她都执着地苦恋着红军这棵大树。

她曾在树上刻下决心:“红军是大树,我们是绿叶;留得树杆在,叶子不会落!”

她把自身与红军融为一体,与红军休戚与共,即使把她这片绿叶溅满鲜血滙成肥料,曹宗凯也甘心情愿,在所不惜!

当军政委批准她们“跟着队伍走”时,曹宗凯激动了,眼里含着泪花,可着嗓门子吆喝着:

“走,说走就走!咱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就是扑刀山跳火海,也不离开红军!”

因为过分高兴,她把攥在手心的几块银元就势往路边一扔,叮叮当当撒落在地。

随后拢了拢蓬松的秀发,拍拍身子,背上行李准备赶路。似乎扔掉几块银元的盘费,就摆脱了被打发离队的险恶命运,她内心感到特别轻松而又欢快。

“哎呀!咱们打远游击,一路上还要花销哩!”众姐妹都朝她直愣眼儿,急得跺脚。

曹宗凯忙又趴在地上捡起银元,十分珍惜地揣在衣兜里,这才跟姐妹们一起追赶队伍。

为了跟随红二十五军“打远游击”,曹宗凯傻得可笑也傻得可爱。因在军政委面前说话“走火”(前面已提到),便落了个“傻大姐”的名声。

她在商洛山中,有幸结识了一个“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的老乡

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负伤以后,“七仙女”班的护理工作更加繁重。

七姐妹每天都轮流值班,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两副担架,晚上宿营时大都跟军部驻在一起,吃在一起。

程子华

就在这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曹宗凯很快结识了军政治部团委书记黎光(建国后获得大校军衔,曾任铁道部副部长,非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开国少将黎光)。

黎光,原名尹昌尧,外号汤圆子,年方17岁的红小鬼,长着一副圆呼呼白胖胖的脸膛,白里透着红润。

有次登台演戏,因为脸上涂粉过厚,刚一出台亮相,台下就有人起哄:“嘀!像个汤圆子!”从此就获得这个绰号。

“汤圆子”老家也是霍邱县叶家集附近的尹家老坟,跟曹宗凯相距很近,两个从小共饮一乡水,长大又同时参加红军,乡里乡亲的年轻人,他们初次相识时,就拉上了老乡关系。

说来也巧,曹宗凯这时恰好又当选为军医院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常到军政治部参加团的会议,从事团的活动,与团委书记接触的次数更多了,相互间都十分了解。

曹宗凯比“汤圆子”年长1岁,心眼儿似乎也多——别看人都叫她“傻大姐”!

黎光大校

有一次,两人在行军路上相遇,曹宗凯见汤圆子穿着一双“空前绝后”的麻草鞋,光脚丫子冻得又青又红,便不由抿着嘴儿一笑:

“团委书记,数九寒天的,你还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当心把你的生姜冻坏了、鸭蛋冻裂了!咱们跑出来打远游击,靠的就是两只脚,可你……”

“汤圆子”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头看看自己的两只光脚,忙又自我开脱地说:“吴政委动员过了,我们部队要在陕南扎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创建新的根据地,部队也要行军打仗。你呀,还是当心点儿,别把生姜、鸭蛋冻着!”

部队在葛牌镇过春节时,“七仙女”班也参加演出活动,为当地群众演唱了《八月桂花遍地开》。

演出结束后,曹宗凯见“汤圆子”急于卸妆要走,忍不住喊了声“团委书记”,把“汤圆子”喊到戏台的角落,没话找话地笑着说:

“大年初一,出门见喜!可你还在卖生姜、鸭蛋呢……嘻嘻!”

腊月二十九那天,纷纷扬扬的大雪,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埋住了脚脖子。

谁知“汤圆子”还是光脚片子穿草鞋,登台演节目。新春佳节,也该他走点红运,只见曹宗凯随手解开挎包,抽出一双密线纳成的棉布袜子,喃喃呐呐地说:

“这双布袜子,是给……哎哎,你就捎给……捎给……”一语可以道破的事,“傻大姐”却感到难以启齿。

自从在军政委面前“走火”以后,军医院有不少人都以为她说话没个准头。

她呢,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平常说话检点多了,但此时此刻反倒又没了词儿,很不好意思开口。

老实巴交的“汤圆子”,却一点也不开窍,既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更不明白“傻大姐”的情意。

他就那么傻呼呼的,把一双棉布袜子拿在手中,贴在胸前,而且还一个劲地追问:“捎给谁呀,快说快说!我有急事……”

“捎给……捎给……”曹宗凯吱唔了半晌,仍道不出她心目中的人物。沉了一会儿,她才满脸通红地说:

“哎呀,你就捎给那个……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的……”说罢,忍不住又傻呵呵地笑了。

“汤圆子”这才恍然大悟。这种爱情的幼芽,当时也只能埋在心里,不敢声张开来。

与众不同的曹宗凯,她当时并没有攀上个领导干部,偏又看中了共青团委书记。

黎光在晚年的回忆中说:“我们两人好是很好,爱也相爱,但谁也不曾想到过结婚的事,也不敢想结婚的事。”

“为什么呢?你想啊,红二十五军的几位领导,除了戴季英主任有老婆之外,都是赤条条的‘光棍’,我这团委书记岂敢胆大妄为?”

不幸的是,在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北上途中,体弱的曹宗凯病倒了。

北渡渭河后,红二十五军出其不意,奇袭拿下秦安县城,曹宗凯在路上还牵着一匹驮着全班姐妹行李的小马,帮助挑了几程药担子。

8月12日,部队撤出秦安县城,在出发之前,军医院集合清点人数时,却怎么也不见曹宗凯。

随后派人四下寻找,在城外的一棵老榆树底下,终于找到了孤苦伶仃的“傻大姐”。

而她,却像中了邪着了魔似的,躺在地上满地打滚,面色变得铁青,口里直吐白沫。

当时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就给服了两粒镇静止痛药片,急急忙忙地扶在担架上抬着就走。

因为情况紧急,一路上也顾不得仔细察看,只是给喂过几小勺绿豆汤。

华家岭与葫芦河

赶到晚上宿营时,她还带着一丝儿微弱的喘息,终因抢救无效,当晚就牺牲在担架上。

当时形势非常严峻,马鸿逵的骑兵部队在后紧紧追赶,前方又有蒋军两个师堵截,不容红二十五军耽误一分钟时间。

无奈之下,吴焕先只得忍痛下令要来两丈白布,将曹宗凯遗体紧紧裹住,就近掩埋在葫芦河西侧靠近华家岭的一座断崖下面。

落叶不是无情物,化入泥土长已矣!

综上所述,长征途中牺牲了班长曾纪兰和护士曹宗凯,“七仙女班”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五个姐妹。

除张桂香与戴季英已婚外,其他五姐妹在陕北也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周少兰与徐海东、田希兰与钱信忠、戴觉敏与饶正锡(军委卫生部医务处主任)、余国清与李资平(陕甘宁留守兵团卫生部部长)结婚。

而今,她们都已作古,七仙女班也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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