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野斋”的回忆:六七十年代“最惨打工人”,工地各种奇怪规矩

“挖野斋”的回忆:六七十年代“最惨打工人”,工地各种奇怪规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比较严格,老百姓要出远门必须开证明。要是没有证明,吃饭、住宿、坐车都不方便,寸步难行。有很多工地缺乏劳动力,只能私下偷偷招募民工。在四川各地,当时把外出打工称为“挖野斋”,有很多趣事。

五六十年代的农村

为什么叫做“挖野斋”呢?据说,以前把和尚化缘叫做“挖斋”,和尚是名正言顺“挖家斋”,偷偷摸摸出去打工,自然就成了“挖野斋”。“挖野斋”不合法,但老百姓还是纷纷冒险远走他乡,卖苦力谋生。

既然是偷偷摸摸,自然是有风险的,也必须有规矩才行。1969年,20岁的邱承右参加了挖野斋,有了一段神奇的经历。

当时,邱承右家乡的生产队,一个男劳力干一天活也就是9分钱,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很快,邱承右的父亲私下找到生产队领导,协商好让邱承右出外“挖野斋”,每天交给生产队8角钱,每个月以26天工作日计算。

60年代工地食堂

那个时候,修公路、盖厂房,都有很多“地下包工队”,打工者来自五湖四海,互相称兄道弟,关系比较融洽。邱承右刚到工地,就赶上了吃晚饭,看到饭菜让他激动坏了。

工地上三五成群的人围在一起,地上放着一盆土豆炖羊肉,羊肉都是2两左右的大块,满满一盆。除此之外,还有米饭和白酒,关键是饭菜都管够,吃完了可以再去食堂里添。要知道,那时候大多数的老百姓,很长时间都吃不上肉,更别说放开了肚皮吃,过年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待遇啊!

李九告诉邱承右,这里的规矩是,伙食费按天算,只要吃了早饭就算一天。邱承右只赶上了吃晚饭,就不要钱了。等吃完饭,大家就围成一圈烤火、抽烟、吹牛,聊着聊着,就有人开始唱“斋歌”,这是根据《我为祖国献石油》改编的:“红旗飘飘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野斋二哥多荣耀,手拿二锤走天下。天不怕,地不怕,公社干部算个啥?哪里有野斋,就到哪里挖!”

那时候外出“挖野斋”的人自称“斋二哥”,也是有说法的。因为那个年代,老百姓把不入流的社会人员分成三个“公司”:偷、摸、打、砸、抢这一类的犯罪人员,属于一公司;挖野斋的是二公司,也就称为斋二哥了;做生意的就是三公司。

60年代工地

挖野斋的规矩很多,不能违反。工厂里有“工龄”长短,挖野斋也有“斋龄”长短。对于那些“斋龄”比自己长的人,不管年龄身份,一定要十分尊重;吃饭的时候,碗必须叫做“斋钵”;早上起床后不能说话,洗脸刷牙后老老实实吃饭,等吃完饭到了工地,才能打招呼说话;吃饭的时候筷子掉了或者斋钵摔碎了,这一天就不能出工。

除此之外,布票要叫做花花儿,粮票称为粉子,一块钱是一分皮,十块钱是一角,一百块钱是一块,一千块钱是一吊,一万块钱是一方。如果有人蹲监狱了,称为“丢进去了”,逃跑称为“挂五档”,爬火车称为“撵滚滚儿”。

干活的地方称为“斋会”,为了便于管理,都是仿照军队的编制,分为连、排、班三级,由连长、排长和班长负责日常管理。干活是“多劳多得”,也是评分制,最低一天6分,最高一天8分。但是,班长每个月可以拿到额外16分,排长拿到额外24分,连长拿到额外32分,当然收入就高了很多。

有些时候,就算不干活,当天也有工钱。比如下雨天不能干活,每个人每天有1元2角的补贴;早饭没煮熟,大家吃了夹生饭,这一天就可以不干活,每人拿6角钱补助,炊事员则要扣两天工资;生病可以请假,也有补助……

60年代工地

每个工地的民工负责人被称为“斋头”,也就是现在的包工头,他们大多数都想着办法克扣工钱。比如,一个工地将要完工,大家都等着结算工钱了。斋头和工地甲方商量好,某天晚上忽然通知,说上级要清查工人中的地、富、反、坏子女,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要押回原籍。那时候出来干活的,确实有不少人出身有问题,都想着偷偷摸摸挣些钱回家。他们害怕被押回原籍,再出来“挖野斋”就困难了,所以当夜就收拾东西跑了,一分工钱都没拿到。

这些人一跑,他们的工钱自然被斋头和甲方几个人瓜分了。那些人就算心里有气,也没地方说理去,只能默默忍受,再找别的地方干活。有时候几个工地的斋头串通起来,这个工地的人跑了,另一个工地再“收留”他们,说好了干活不给钱只管饭,或者只给很少的钱。那也没有办法,毕竟在工地还能吃饱饭,有些人也就忍了。

当然,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克扣部分工钱。一般每个月评一次工分,斋头就把每个人工分的小数点后面去掉。一个工地几百人,斋头每个月克扣一点,看着不多,但积累起来还是很多的。还有,当时买米买菜都是斋头负责,这中间自然也能克扣不少,大家心知肚明,也不会计较这些。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等所有活干完之后,斋头会截留一小部分工钱不发,理由就是工地没给发,要过段时间才给。斋头承诺,等工地发了钱,他会专门给大家送过去。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五湖四海的人,又常年在外地干活,到哪儿去找啊?没拿到手的那些钱,大家也就不计较了。

当然,斋头也是有好有坏,有些人特别狠,有些人心肠还不错,就会少克扣一些钱。能不能碰到心肠好的斋头,全靠运气了。

60年代某地火车站

1968年,18岁的陈茂君到陕西“挖野斋”,跟着大家一起修阳汉铁路的便道。他的“班头”绰号汤司令,是1963年下乡到筠连县的老知青了。汤司令并不姓汤,只是长得很像电影《地道战》里的伪军汤司令,所以大家就这么叫开了。汤司令见陈茂君是个“学生娃”,于是对他十分照顾。

陈茂君和一群四川老乡一起,在工地干了两个月,预支的生活费花完了,工地不愿意再预支工钱了。大家一商量,这个活干不下去,还是早点离开好。最后,一群人找工地结算了两个月的工钱,扣除了预支的钱,每个人只拿到了5元多一点。

这几元钱根本回不了家,于是大家决定逃票上火车。出发前,汤司令悄悄塞给陈茂君10元钱,对他说:“留5元在外面,换成零钱,每个衣兜放一点,剩下的5元藏在棉衣的烂棉花里。”

他们都买站台票混上了火车,但是走到四川江油马角坝火车站时,还是被发现赶了下来,全部被关进了候车室。火车站的铁路警察过来,要调查这些人是什么情况。

汤司令主动迎上去说,一群人都是来陕西打工的知青,因为受了骗,干几个月活一分钱没拿到,两天一夜,就吃了一顿饭。说到此处,汤司令赶紧打开了铺盖卷,里面只有几件破衣服烂袜子。

再看看其他人,因为两个月没洗澡、没理发,个个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脸上手上还布满了伤口,棉衣全靠一根草绳捆着腰。汤司令又把身上的口袋都翻开,里面啥也没有。火车站的人一看,也明白这些人确实“身无分文”,摇摇头就走了。

第二天,一个铁路干部过来,问了一下情况,告诉大家晚上有一趟从宝鸡到成都的慢车,到时候都挤上9号车厢,那位列车员好说话。汤司令一听十分感动,想要代表大家下跪感谢,那名干部赶紧扶住汤司令,叹了口气说:“我家两个娃也是知青。”

80年代的打工人

陈茂君想要花钱买票回自贡,但是被汤司令阻拦,汤司令的意思是,第一次出来打工,留些钱回家比较好。于是,陈茂君跟着汤司令,通过逃票等手段,顺利到达了内江。

内江离陈茂君的老家自贡不远了,他赶紧从破棉衣里掏出那5元钱,要还给汤司令。但是,汤司令摆摆手不愿意要,问汤司令的真实姓名和具体住址,他也不愿意说。汤司令最后说:“你该去理个发,给你妈买斤糖,给你老汉买斤叶子烟,让他们高兴高兴。”

陈茂君与汤司令就此分别,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每每想起这一位知青大哥,陈茂君就感慨万千。出门在外,能遇到这样的好人不容易。

其实,“挖野斋”没有持续很长时间。80年代改革开放,年轻人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挖野斋”了,他们背着大包小包从农村走向城市,进入了工厂企业。改革开放后的打工人,收入越来越高,还有不少人发家致富成了大老板。

再回头想想“挖野斋”的年代,那时候只能偷偷摸摸打工,任何保障都没有,真算得上是“最惨打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