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玄武门之变和内禅

唐朝:玄武门之变和内禅


唐太宗(627-649在位


唐王朝的对内政策




作者 |[英]崔瑞德

编辑 |通识经典导读

正文 |4698字

阅读时长 | 约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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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与东突厥的关系



唐高祖之治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来自一个外族政权——东突厥人。唐高祖充分了解唐王朝还处于军事软弱的地位,所以经常贿赂东突厥人不要侵犯唐朝领土,也不要他们帮助已宣布成为突厥附庸的那些叛乱者。他在位期间,给突厥可汗大量送礼是常例。但是,唐高祖的收买政策并不十分顺利,因为突厥人索贿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派往长安的使者并不尊敬皇帝,反而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唐高祖被迫允许东突厥的使节们刺杀了西突厥的曷萨那可汗;后者从前曾向唐王进贡,此时正在长安。不仅如此,东突厥人还勾结北方各叛乱者再次进犯中国。


在计划于619年初期进犯中国的前夕,始毕可汗死了。他的儿子尚未成年,因而由他的兄弟接任为处罗可汗——他不久于620年死去。处罗可汗由另一兄弟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继位,此人在高祖年间和唐太宗初年被认为是唐王朝的大患。


622年,颉利率领号称15万人的大军进犯唐王朝原根据地太原,但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统兵击退。突厥人屡屡进犯京城长安的周围地区,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京师在624年后期不得不实行戒严。根据传统的记述,高祖曾认真地考虑把都城迁到更安全的地方以避突厥人之锋,他并且派过一个官员去勘察新都几个可能的地址。


次年,原已于622年解散了的十二个军又重新建立,以便对付突厥人的威胁。625年年中,颉利可汗又率大军再次攻击太原,使唐军受了很大损失。甚至在高祖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内,东突厥还在攻打北方边境,因此皇帝不得不命令地方官员加固城垣,多挖护城河,严加防备。


虽然唐高祖历来受到后世种族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说他在唐朝初年屈从于突厥人;虽然他的收买政策未能挡住突厥人接二连三的进犯,但他确在王朝危急的时期成功地买得了安全。这个喘息时机,首先使唐军在进入隋都时免除了腹背受敌之虞,后来又使唐军巩固了在陕西的力量。它还使唐朝能够在太子建成的指挥下开始筹划北方边境的防御工作,这虽然不能完全阻止突厥人的入侵,却为汉人在唐高祖在位的余年坚强有力地抗拒突厥人的进犯打下了基础。



玄武门之变和内禅


与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纷纷败于战阵,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宁静的气氛,这时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即已潜滋暗长的仇恨终于表面化了,并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例如,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就深知当时的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有偏颇不实之语。


到了621年,李世民由于战胜了窦建德和王世充而声誉骤隆,太子建成则因大部分时间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树立同样的声望。也就在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国其余一切贵族之上,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命他开府洛阳。李世民立即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约有文武官员50人的强大的随从人员集团,其中许多人来自东北部平原原来已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他开始向太子建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挑战了。


李世民很可能也从其他方面威胁建成。621年他设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18位学士当他的国事顾问。文学馆的创办很可能提醒太子建成,世民有继登大宝的野心。


从这时起,建成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把后者班子中的几个人调往别的岗位上去。与此同时,他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长安的力量,这支力量称长林兵,因为他们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建成与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还获得高祖后宫中许多妃嫔的支持,她们在不间断的宫廷阴谋中在皇帝面前给他们说好话。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军务经常不在首都,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没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却在洛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础,以此来与太子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衡。


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进行得很得手。可是624年阴历六月,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据说,有人曾劝杨文干应为太子建成起兵并拥立太子为帝;是时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则住在离宫。


阴谋被揭露,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分别从长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宫。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太子建成拒绝了一位部属劝他夺取帝位的进言,反而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恕。可是,杨文干却举兵反叛。按照史书上的某些记载,唐高祖答允立李世民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另外几位将领率兵去讨伐杨文干;官军一到,杨文干即为其部下所杀。


与此同时,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宫的妃嫔们和宰相封德彝(封伦)等人成功地掩饰了整个事情的真相;而且尽管太子的几名顾问和李世民的至少一位随从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长安当太子。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


唐高祖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脱离直接接触,并且曾作过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但是,他陷入了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而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设法诋毁对方,而唐高祖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又极端摇摆不定,对他们的态度看来取决于他们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同时,局势也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见。


到了626年,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后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对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帮人马。杨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觊觎之心日渐增强,他便召李世民进宫并明白地告诉他,他不可能从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帮助。


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已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阴谋而被开革。他的将军尉迟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几乎丧生,而当他后来被他们在朝中诋毁时又是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的。


当突厥人于626年初入侵边境时,经建成提议,元吉被派往抗御突厥人;他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建成和元吉并且厚赂李世民的关键人物,希望他们倒戈相向。唐高祖似乎并不反对他们搞这些名堂。最后,据说李建成想毒死李世民,虽然对行事的时间——甚至对这个事件本身——都一直有人争论不休。


一个时期以来,李世民的最有影响的官员们曾敦促他对他的两个兄弟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在制定进攻性策略时行动是缓慢的。可是,他谦恭下士,慷慨大方地笼络了洛阳地区的地方军事精英人物(豪杰),而且用自己的一干人马警卫着这个城市。可能他是在想,如果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话,他可利用洛阳做避风港,或者用它作为反对建成和元吉的基地。


最后,刺激李世民采取行动来反对他的兄弟们的事件终于出现:据他的探子报告,他们计划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际将他杀害。这时,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他又贿买玄武门禁军将领常何,使之听命于己。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于它地处冲要,所以禁军都驻扎在它的左近,以负责防止任何敢于政变的尝试。


阴历六月初三,李世民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唐高祖即对此事进行按验。次日一早,高祖的一个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通知建成和元吉,他们便决定不去朝廷而径自去见皇帝求情,因此打马直奔皇宫,想为自己辩护。


可是正在这时,李世民领着12名心腹部署在他此时已控制的玄武门阵地。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他们被伏兵袭击。


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则被李世民的军官尉迟敬德所杀。建成和元吉的随从于是对玄武门发动攻击,但当两位被杀主子的头被拿来晓示众人时,他们的攻门努力便即刻瓦解了。


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现了颇不利于李世民的态度:他曾允许把李世民的几个要员调走,同时他也默默地看着建成在京城发展部队,使它的人数明显地多于李世民的部队。


紧接着玄武门的事变,李世民派了他的可靠的将军尉迟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处死的人)去向皇帝报告政变的结果。据说,在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这时,尉迟敬德身穿全副甲冑荷戈而至(这一行动通常罪当处死),把高祖两个儿子的死讯告诉了他。李世民用了这一戏

剧性的手法告诉他的父亲:唐廷内的潮流变了,他现在完全控制了局势。


玄武门事变之后仅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政府的实际控制权。阴历八月初九,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了皇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被谥为太宗)。与此同时,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


唐高祖逊位之后,无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都变成了退隐皇帝,只偶尔出席宫廷礼仪。关于626年以后的年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当时事变所引起的创伤似未治愈。


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诉陈:年迈的高祖住在宫城西部狭窄的大安宫内;虽然它去太宗之宫咫尺,但太宗已经好久没有去省视他了。马周还进一步指责说,当太宗要去夏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受热天的煎熬。可是,后来太宗也要遨请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时,高祖谢绝了。太宗于是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大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但高祖在施工期间却一病不起,而于635年阴历五月死去,没来得及住进他的离宫。


另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唐太宗给他父亲建造的陵寝明显地小于他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伟的陵墓,他也打算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安葬之地。这一举措的含义肯定对唐太宗的一位官员有所触动,他讥讽太宗为不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


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50,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本文来源: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2(2007.12重印) 书名原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 ISBN 7-5004-0561-8 部分内容由编者整理,注释从略。本文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如有侵权可通知本公众号予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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