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解放战争时期总参谋部的那些事儿(上)

细说解放战争时期总参谋部的那些事儿(上)

文/钱江

彭德怀

总参谋部是现代军事的产物。在古代战争或战斗中,军队的指挥往往由统帅或战场指挥员一个人承担。实际上,军事统帅常常是司令员和参谋长一身而二任的。以古代名相诸葛亮而言,初出茅庐的时候,他是摇着鹅毛扇的参谋长,到后来六出祁山,他已是三军统帅,但仍然履行着总参谋长调兵遣将的职责。

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总参谋部,是由抗日战争年代的中央军委作战部发展而来的,是数百万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作者走访了解放战争时期总部的几位老参谋,并研究其他历史资料后写成了此文。

由游击战指挥部向总参谋部转化

1945年8月23日,47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这是继红军时期的总参谋长刘伯承之后,相隔8年之久,人民军队又有了自己的总参谋长。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总参谋长。在此之前,红军时期的刘伯承虽然担任过总参谋长,但实际上他只是红一方面军,或者说是中央红军的参谋长。当时红军几大战略区是被敌军分割的,总参谋长实际上不可能指挥到别的战略区。

1937年8月6日,八路军成立时,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自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全军总兵力为4.6万人。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承担对全军的实际指挥权。此时,萧劲光是中央军委参谋长,由他负责的原军委总司令部于此时改称中央军委参谋部第一局,聂鹤亭任一局局长。实际上,此时的中央军委参谋部和八路军留守处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对外称“后方留守处”,对内叫“军委参谋部”。

1938年1月22日,军委参谋部与八路军留守处分开,滕代远被任命为军委参谋长,1940年5月以后,王若飞、叶剑英先后任参谋长。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没有任命“总参谋长”。主要原因在于,八路军各大战略区也是被敌军分割的,八路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游击战,后来才逐步发展为运动战。在全民抗战、分散游击的情况下,一个游击队长就可以视战场情况决定是否投入战斗。

八路军作战局长郭化若曾于1940年撰文说,八路军“没有坦克飞机,也很少大炮,更没有摩托机械化部队,指挥工作较欧洲式军队简单,对‘组织作战’的要求较少,这就成了八路军参谋工作发展与提高之客观的不足条件。”但是作者又指出,游击战争必然要向正规战转化,今后我军必然承担正规作战任务,因此参谋工作必须加强与提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设参谋部,人数不多。在那个时候,参谋部的概念甚至还不如“作战部”清晰。由于各个敌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各战略区作战主要由那里的首长相机处理,因此总部作战参谋的作战谋划功能也被削弱了。当时一局的军事参谋只有二三十人,主要工作是内勤文书和通讯联络。作战部的地图也不多,有日本人绘的,也有国民党当局测绘的,而且相当老化,不那么准确,只能用了再说。

随着抗战进程,参谋部的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1941年初,叶剑英回到延安,担负起参谋长的工作。这时,八路军参谋长和军委参谋长是一体化的。从1941年9月起,中央军委参谋部改编为中央军委作战部,叶剑英兼任军委作战部部长。

到抗战胜利时,军委作战部已有一定规模。除叶剑英参谋长兼任作战部长外,李涛、伍修权任副部长,下辖第一、二、三局,其中一局是作战局,下辖4个处。

日本投降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是黄河以北的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为了适应这个大发展的局面,军委总部决心实现对全国战场的统一指挥。彭德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我军总参谋长的。

彭德怀是我军中最能征善战的统帅之一,他善于战场厮杀,也精通司令部业务。刚刚担任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于8月底至9月底几次起草作战电报,向正在准备和进行上党战役的刘伯承、邓小平部发出指示。

从这时起到1946年一年间,总参谋部的人员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批有着较高军事素养的参谋支援了各战略区。特别是在1945年秋天,作战部副部长伍修权调往东北前线,还有一批处、科级军官也前往东北了,他们中有安东、丁甘如、徐良图、杨振初、石敬平、周秋野。原一局“空军组”的王弼、常乾坤则调往东北筹组航空学校。

1946年初,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北平军调处)开始运转,军委作战部派出了参谋人员雷英夫、杨迪、龙桂林、刘达、耿方琦前往北平。

到1946年春天,军委一局人员一度减为两个处,到6月变成了两个科,有一种“抽空了”的感觉。

彭德怀与作战部建设

尽管人员发生了很大变动,军委作战部始终承担重要工作。在组织大军挺进东北的进程中,作战部不断地掌握情况,组织部队边走边整编,明确序列与指挥关系。

1945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补充与扩大兵员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要编组机动军事力量,数量应占本战略区脱产兵力的3/5或2/3。各战略区首长统帅的兵力单位应为旅(后来的师)和纵队(后来的军)。作战部随时掌握编组情况。到1946年6月,解放军已经组成了19个野战纵队、8个野战师和6个野战旅。解放军就此完成了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刚刚离开延安到东北的伍修权曾在致叶剑英的电报中说,在冀辽热军区,那里的参谋工作与中央军委的作战部一局相比,有明显的差距。从这个评语也许可以说明,军委作战部的参谋工作在全军是领先的。

彭德怀重视参谋部建设。在这一时期,他曾向毛泽东提出,在我军的总参谋部建设中,无线电侦察业务非常出色,大大超过了敌人。相比而言,作战部参谋业务,即“幕僚工作”,还有明显的差距。在大批参谋被抽调前往前线作战区域的情况下,彭德怀报请朱德总司令批准,在延安由作战部一局举办了第一期参谋训练班。作战部代部长李涛亲任主任,张一民为副主任。刘长明等学员来自抗大第7分校,共25人,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参谋训练班于3月1日开班,学习了3个月。学员结业后,除一人外,均留在作战部一局,使这个重要的指挥参谋机构恢复到了一定的规模。

在这一时期,作战部的参谋们以相当大的精力了解和掌握国民党军的情况,开展了敌情分析。1946年8月中旬,在作战部组织的战况汇报会上,一局一科作战组组长成普分析了国民党军的5大弱点,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成普指出,敌军的主要弱点是:1.战略意图大,兵力短缺,后备枯竭,顾此失彼。2.战术要求与战略意图的矛盾。战术原则是集中使用兵力,可是想占的地方很多,目标分散,时间又限得很紧。3.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4.首领意图与下级情绪之间的矛盾。5.战术上弱点很多,士无斗志。国民党军最怕白刃战和夜战。

9月,根据彭德怀总参谋长的指示,作战部对我军于9月间进行的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战役进行了总结。这次总结,指出了我军华北投入作战的部队平均使用兵力、部队过于疲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彭德怀在总结意见中指出,张垣失陷之快,实出意料之外……如果我军将主力于兴和地区机动,对商都敌人与沿铁路东进之敌皆能迅速应战,张北就不会失陷。

这一时期,作战部的部、局领导多次更换和抽调。李涛于1945年10月18日就任代部长,在同一时期,原一局局长阎揆要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老资格的童陆生任代局长,但是童陆生很快跟随周恩来前往重庆和南京,任中共代表团军事组组长。到这年深秋,大规模内战展开了,童陆生返回延安,担任作战部一局局长。

1947年2月21日,由于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在北平军调处的我军总部参谋返回延安,作战部的人员有所增加。

1947年3月,胡宗南集结34个旅25万人进攻延安。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几小时后,国民党空军即开始轰炸延安。

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总参谋长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兵团(后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他即从作战部一局调走了副局长王政柱,还有参谋杨学丰、王连明、高瑞欣、郝汀等,这些参谋充实了西北野战军指挥部。

未完待续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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