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余秋里回乡探亲,被弟弟责问:你官那么大却不给家乡办事

开国中将余秋里回乡探亲,被弟弟责问:你官那么大却不给家乡办事

贺龙元帅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中,有两位著名的独臂将军,一位是开国上将贺炳炎,一位是开国中将余秋里。

1939年,贺炳炎担任120师3支队支队长,余秋里担任3支队政委。余秋里走马上任后,与余秋里握手,两人各断一臂,两只空袖管在风中飘荡。两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在场的人也哈哈大笑。当时人们戏称3支队是“一把手”部队。

部队里也流行过一个关于他们的玩笑,说“发军服的时候,贺炳炎和余秋里两个人只发一副手套就行了。”因为余秋里断的是左臂,贺炳炎断的是右臂。

余秋里出生于1914年,15岁时他在老家江西吉安参加了赤卫队,并担任大队长,之后他在湘赣根据地工作。

湘赣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萧克(开国上将)和王震(开国上将),他们领导的部队就是著名的红六军团。余秋里在红六军团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

1934年7月,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出发,余秋里就在其中。

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后,余秋里被调到红二军团6师18团担任政委。他所在的部队正是红二军团的前卫。


1936年,在红二军团长征的路上,余秋里的部队与国军万耀煌部交战,为了掩护团长成钧,余秋里左臂两次中弹,而且伤情非常严重,“骨折肉绽,筋露其外”。

但当时医疗条件不足,无法实施治疗,余秋里只能强忍疼痛,接着走了2万多里。直到6个月后才进行了手术,而当时他的伤口已经发炎腐烂,只能进行截肢。

据余秋里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余秋里虽然独臂,但他抽烟从来不用别人点火,余秋里抽烟时会拿一个火柴盒,用膝盖夹住,再用独臂划火柴点烟,动作麻利,一气呵成。

抗战期间,余秋里继续在贺龙领导的120师工作,到1944年时,他已经成为120师358旅政治部主任。

抗战结束后,余秋里参加了榆林、沙家店、黄龙等战役。1949年,他担任一野一军一师政委,后任一军副政委,率部进军青海。

余秋里是我军中优秀政工干部的代表,王展少将曾回忆说:“贺龙元帅治军极严,对部下往往是批评多,表扬少,但对余秋里是个例外。”


1947年夏,晋绥军区开会,贺龙作完报告后,对着台下的众将说道:“你们这些旅长、团长、政委、参谋长、部长们,谁能讲出一个连队、一个支部的工作?我看,在晋绥军区的高级干部中,真正了解部队的是余秋里,他这次没来,但你们应该向他学习。”众将听后默默不语。

开国中将杨秀山回忆,彭德怀元帅统军多年,一向很少表扬部下,但余秋里是个例外。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开会,彭德怀在会上当着张宗逊、廖汉生、王恩茂等军级干部的面,专门表扬了当时还是师级干部的余秋里,说他:“反映群众意见,具体解决问题,工作生动,成绩很大。”


能同时获得两位严厉的元帅的高度肯定,可见余秋里在政工工作上确实有两把刷子。

余秋里曾介绍自己做思政工作的经验,说就像小时候放羊,关键是要看住头羊,头羊往何处走,羊群就往哪里走。换言之,就是“抓典型”,典型就是头羊。典型一抓,标杆自树。

著名的“硬骨头六连”、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刺杀英雄刘四虎,都是余秋里找到的典型,战士们也爱听他们的故事,每次开会也不会枯燥,反而能别开生面,龙腾虎跃。

著名的“诉查三苦”也是余秋里的358旅首先开展的,当时解放战争刚刚开始,部队多了大量的俘虏兵,为了教育这些俘虏,余秋里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48年1月,毛泽东听说余秋里的工作后,非常感兴趣,专门把他叫到杨家沟听他汇报工作。余秋里滔滔不绝地讲了3个小时,说完后毛泽东连声夸赞:“很好!很好!我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想找个教育俘虏的好形式,你们搞的这个诉查三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毛泽东将余秋里的办法进一步发挥,推广演变成了解放军全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他还在《评西北大捷兼论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高度赞扬了诉查三苦的意义。

余秋里因为其出色的工作,在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全国的各大工业部门绝大多数都完成,乃至超额完成了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而石油部门却例外,它只完成了五年计划的72.6%。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都离不开石油。石油工业未能按时完成计划,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决定进行一下人事调整,给石油部门找一员干将来。58年1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和彭德怀同志商量一下,从军队中挑一位同志,接替李聚奎同志(开国上将)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周恩来和彭德怀商量人选时,说李聚奎是个好同志,但他年纪大了,我们要选一位年轻一些的。这个人还要肯干,能吃苦,能打开局面。彭德怀想了想,推荐了余秋里。

名字报上去后,毛泽东立刻表示了同意,他决定让余秋里当这个石油部长,让李聚奎去总后勤部当政委。他找来余秋里谈话,余秋里说:“主席,我从来没搞过工业,而且石油的情况很复杂,我怕我完不成任务。”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余秋里的担忧,而是问他今年多大了,余秋里说今年43岁。毛泽东哈哈大笑:“43岁,还是儿童团嘛!”(当时毛泽东65岁)余秋里听了也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就消失了。

毛泽东接着说了很多鼓励余秋里的话,并承诺他“军以上的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余秋里非常振奋,说:“我一定遵从您的指示,在实践中学习,把工作都做好。”


58年2月,余秋里出任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他上任后,经过研究,决定将我国石油勘探的重点放到东部,特别是东北的松辽盆地。

这个决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一年后,勘探部队就在大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余秋里亲自出马,兼任了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

余秋里不愧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一上任就提出了一条响亮的口号:“只许上,不许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当时的副部长孙敬文给余秋里提出意见:“这样说恐怕有夸大主观因素之嫌。”

余秋里沉思片刻,听取了他的意见,把这句话改成那句全国闻名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很多时候,一个好的口号可以抵过千军万马,这句口号带给大庆工人和全国人民的鼓舞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胜利完成“大庆会战”,余秋里不辞辛劳,他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大庆的萨尔图草原,在那里住干打垒房子,真是家徒四壁,一眼看去草顶、草墙、草门。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真是草创啊。”

军人出身的余秋里做事雷厉风行,对部下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藏着掖着,点名、批评、罚站,但凡有损工作的事情,他批评起来毫不留情。当时石油系统的干部们听到要参加余秋里主持的会议,总是惶惶不安,生怕自己哪里出了错。


70年代,曾有过一部再现中国石油工业起步创业的电影,其中的李仁堂饰演的华程政委就是以余秋里为原型设计的,他的一些台词就是余秋里的原话。

从1958年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到1965年卸任,在这短短的7年时间里,余秋里为扭转我国的石油工业面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余秋里是开国177位中将中,唯一一位出任过总政治部主任的中将。

关于这个故事,水新营曾写过一篇文章《与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擦肩而过的陈丕显》,这篇文章说,中央原本计划让余秋里担任政法委书记,陈丕显担任总政主任。是余秋里主动提出想和陈丕显换一下,自己当总政主任,让陈丕显当政法委书记。

陈丕显


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1982年,十二大召开前夕,中央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让余秋里从负责经济工作改为分管政法工作,接替彭真担任政法委书记。

邓小平找到余秋里,向他介绍了这项任命。余秋里觉得自己过去一直是干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对政法这一块不是很熟悉,他很想回到军队工作。

但他又觉得自己不好主动向邓小平提要求,离开后他就找到了王震,希望王震能向邓小平提出自己的想法:他想和陈丕显调换一下,他来当总政治部主任,陈丕显当政法委书记。


听了王震的汇报后,邓小平很慎重地想了几天。余秋里当年在部队里就是作政工工作的,当年他的诉查三苦非常成功。后来他又把在军队做政治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了石油战线,也收到了有目共睹的效果。让他重回军队分管政治工作并不是不可以。

邓小平随即让人去询问陈丕显的意见,毕竟总政治部是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当年毛泽东、王稼、博古、任弼时、罗荣桓等人都担任过总政主任。

陈丕显非常大度,展现出了老一辈革命家豁达的心胸,他说自己服从组织安排,在总政工作也行,去政法委工作也行。

很快,关于余秋里出任总政部主任,陈丕显出任政法委书记的任命就下来了。在见到陈丕显后,余秋里当着众人的面握住了陈丕显的手,当众对他三鞠躬,并说:“阿丕,我感谢你。我要请你吃饭,连着请三天。”

但是,这篇文章在《党史博览》发表后,立刻就引起了余秋里传记组的否认,他们撰文回应了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作者完全是用想象和捏造讲故事,把社会上一些人的“挑肥拣瘦、跑官要官、拿原则做交易”的情况安在了老一辈革命家王震、陈丕显、余秋里身上。

王震上将


余秋里传记组的回应文章指出,余秋里一生服从组织安排,在得知组织让他主管政法委后,并没推脱,而是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说自己的工作要变了,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此后,余秋里也一直没有流露过自己想回军队工作的意思。

当中央最后任命余秋里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余秋里也感觉很突然。余秋里传记组后来才知道,是有些同志认为余秋里对政工更有经验,担任总政主任会更好,杨尚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最后拍板同意的。


对于水新营在文章中说的余秋里对陈丕显三鞠躬,并说要请他连吃三天饭,余秋里传记组认为这完全是一个“胡编乱造,虚构出来的离奇故事”。因为余秋里向来以“丕显同志”称呼陈丕显,陈丕显也称余秋里为“秋里同志”。两人完全是互相敬重的工作关系。

余秋里一生最反对大吃大喝,迎来送往,他不可能说出“阿丕,我感谢你。我要请你吃饭,连着请三天”这样的话,这不符合余秋里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对余秋里原则性的严重污蔑。


关于余秋里讲组织原则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故事看出来:

余秋里是江西吉安敦厚镇坪里村人,他家祖辈世代务农。余秋里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名叫余秋发,三弟名叫余财发。家中两位弟弟包括十几个子侄辈也都务农。

1985年,余秋里的侄子余黑古想考军校,考试成绩过线后,他亲自赶到北京看望伯伯,希望余秋里能出面给自己打个招呼,让自己进一所好一点的军校。余秋里没有答应,只是说:“考到哪里算哪里。”


之后余黑古复员转业,希望伯伯能替自己说句话,余秋里也没有说。

1986年,他的侄女余满秀也想当兵,考军校时文化成绩没有达标,她给伯伯打电话,希望伯伯能替自己想想办法,余秋里回答:“没必要,军校能上就上,不能上回家种田也很好。”

1987年,吉安县政府考虑到坪头村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打算将村子迁走,但这个迁村计划需要国家批准和拨款。

乡亲们委派余黑古去北京找余秋里,让他给乡亲们拍个板。余秋里看到侄子后问“你来这里干什么?”余黑古回答:“家里生活很苦。”余秋里说:“全国种田的老百姓都很苦。”余黑古又说:“老家天天涨水。”余秋里答:“涨水又不能把你们一家迁出来。”


余黑古于是就拿出了准备好的迁村方案,说县政府已经批准了,但需要国家拨钱。余秋里看后沉思了很久,说道:“这事还是走正常流程吧。你们先报省里,省里看了商量后再往上报。”这个迁村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余秋里的秘书雷厉曾回忆说:“有一年,余秋里回乡探亲,看到兄弟子侄后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想着从我身上沾光。”他的弟弟余财发用颇有埋怨的语气对余秋里说:“这么多年,你的官当得那么大,可你从来没有为家乡办过事。”

余秋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担任过副总理、计委主任,但我是全国的计委主任,不是江西的计委主任,更不是吉安的计委主任。”

他又说:“我也想为家乡多做点贡献,但做贡献也要讲原则,如果每个当官的都偏袒自己的家乡,国家不乱套了?那些没有人在政府当官的地方怎么办?”


没过一会儿,吉安当地的领导们就走了进来,地委书记说:“您回家一趟不容易,明天要不要上井冈山看一看?”

余秋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明天哪里也不去,就和你们开一天会,研究一下解决吉安经济困难的办法,后天我就走。江西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和牺牲,如今却还这么穷,我们有责任把这里的经济搞好一些。”

第二天,余秋里详细地向吉安的领导干部们咨询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也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热心地提出了很多建议和看法,这些建议对吉安后来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