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在一地主家搜出借据,惊动了中央,连开国元帅都亲自过问

1950年,在一地主家搜出借据,惊动了中央,连开国元帅都亲自过问

“只有锦上添花,哪得雪中送炭?”

“锦上添花”的事人们往往乐意为之,但“雪中送炭”的举动,却更能体现出救人于危难之中的真情实感。

开国元帅朱德,一生驰骋疆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四川在进行土改之时,在一个地主家中却发现了一张留有朱德落款的欠条。

因此事还牵出一段“雪中送炭”的往事,朱德很快得知了消息,急命将此人送到北京。

朱德与这个地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要急于见到他呢?

1949年底,四川全境解放。刘伯承、邓小平被委以重任,主政西南大局。

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同时,紧锣密鼓地开展起土地改革。没收了四川地主控制的四千七百万亩土地,分配给三千六百万贫苦农民。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革命,实现了中国农民期盼了上千年的“耕者有其田”。

这些“地主”因何成为众矢之的,要将他们手中的土地没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呢?

这就要看当时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境况。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如果将全国的农户按拥有土地的多寡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那么全国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中农、贫农和雇农占有剩下的20%左右的土地。

在解放之时,全国的地主、富农仅占人口的10%左右,绝大多数的农民终年在田垄里辛苦劳作,仍不得温饱,命运十分悲惨。

经过数十年战争的摧残,国家孱弱,经济凋敝,有些地方甚至出现饿殍遍地的悲惨景象…

可见,不改变天壤之别的土地控制情况,老百姓如何生存。

这时,四川省长寿县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

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在田里一边丈量着土地,一边感激着党的政策。

1950年的一天,土改队来到了长寿县的大地主傅德辉的家里。

一张张地契、田约被搜了出来,只等一声令下,就会将这些束缚农民生活的凭据尽数烧毁。

然而,围观的村民的眼中却没有往日仇恨的目光和悲愤的指责,纷纷在边上议论了起来。

“快来看,这张纸条上落款的名字竟然是他。”这句话出自土改队的一名干部。

惊呼之余,身边的土改队员也都纷纷围拢过来。

这名干部拿在手中的纸条已经泛黄,字迹斑驳模糊,辨别不出写的是何内容。

然而开头上借据二字倒是依稀可辨,这可以证明是傅家借出的一笔钱财,并且还可以看出落款处写着“朱德”两个字。

随后,土改队的干部把傅德辉叫了过来,请他辨认纸条的内容。

傅德辉颤颤巍巍的将纸条拿在手中仔细的看了下,心中不禁泛起了微澜,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对着土改队的干部言道:“这是一张借据,上面写着今收到大洋一百块,借款人——朱德!”

“难道是朱德总司令?”土改队的干部不可置信地问道,傅德辉默默的点着头,嘴里低声的应允着:“确实,是他”。

随后,傅德辉便讲出了与朱德之间的一段往事。

原来,傅家祖上至今一直本着“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的训诫。

延绵数代传续至今,积累了大量土地和产业,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

然而,傅家祖祖辈辈生活在长寿县,却从未盘剥和欺压当地的农民。

遇到年景不好还要施舍穷苦人,有难处的村民提出借贷,傅家也是仗义疏财,从不用高利贷坑骗百姓。

因此,傅家在当地广得称赞,大家都说“这户大财主与寻常的恶霸地主不同”。

傅德辉,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秉持着“温、良、恭、俭、让”的大户人家。

他饱读诗书,学业优良,加之性格沉稳,敦厚,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

青年时期的傅德辉也曾有过一番理想,他眼见国弱民穷的景象,想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实业之上,改变国家落后的现状。

就像《茶馆》里的秦二爷那样,理想建起“顶大,顶大的工厂”。

在傅德辉的心中,他认为要使国家不被西方列强继续欺侮,就要“自强”。

在当时,尽管有一大批精英都曾经与傅德辉有着相同的想法,投身于“实业救国”之中,但获得的成效甚微。

因为在那时,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工业落后,列强一直把持着中国的工业命脉,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

他们根本就不会让中国获得任何实质的发展,威胁到他们瓜分中国的布局。

这也许是热心于“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们所看不透的地方。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连起码得“独立、自主”都谈不上,怎么发展本国的实业呢?

所以,这一条“实业救国”之路是走不通的。

即便如此,意气风发的傅德辉依然怀揣着梦想,完成大学的学业后,远赴德国。

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以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念。

在德国,傅德辉除了发奋学习,还结识了很多来自祖国的有志青年,朱德就是其中之一。

傅德辉为人热情大方,乐于助人。由于自己拥有殷实的家境,遇到手头拮据的同学都会慷慨解囊,尽自己所能为他人提供帮助。

特别要提到的是,同是在外求学,加之同胞之情,这使得傅德辉从未想过,让这些有难处的同学们还钱。

同学们写下的一张张借据,只是作为傅德辉的一段回忆。

可以说是,傅德辉拿这些字条作为“留念”,要胜过“凭据”本身的意义。

在当时,身处困境的朱德打算离开德国,赶赴苏联继续学业。傅德辉得知后,便爽快地借给了朱德一百块大洋作为路费。

所以,朱德才得以成行,而傅德辉学成之后选择了回到祖国发展。

傅德辉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在他的“实业救国”之路上,可是他与《茶馆》里的秦二爷的遭遇如出一辙。

在恶劣的经营环境下,没有抵挡住外国资本和国内贪官污吏的双重挤压下。

一气之下,傅德辉选择了关门大吉,赋闲在家,专心读书,不问世事。

直到1950年,土改队再次翻出了这张放在角落的欠条,勾起了这段尘封的往事,这才有机缘促成傅德辉和朱德二人再次相见。

而对于朱德来说,虽然与傅德辉同样奔赴德国求学,可理想、目标、人生境遇却有着不同的结局。

在1922年,朱德厌倦了军阀混战中的尔虞我诈,你争我夺。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连年争斗,消耗国力,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

那时的朱德回想起自己一步步的人生历程,不禁在心中感慨万千。

幼年时,在贫穷的家庭背景下,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出人头地,改换门庭,他们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十二年私塾。

年少时,朱德考取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接触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学成后,朱德曾在滇军中担任旅长,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历次战斗,屡立战功,声名远扬,渐渐成为滇军中的一员虎将。

在旧军队中,朱德的心境慢慢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更多的觉得报国无门。

朱德拒绝了四川军阀杨森许诺的高官厚禄,开始涉猎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接触进步人士。

他意识到还要继续学习,丰富自己的见识,便萌生了留学的打算。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建议他去美国学习民主思想,回国后一定大有作为。然而,朱德却认为要到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去寻找真理。

1922年9月,朱德从上海转乘轮船前往欧洲,到了第一站德国。

此时,朱德已经得知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建立起了共产组织,便很快联系到了发起人之一的周恩来。

朱德与周恩来会面时,对他讲述自己的种种经历,并坦言道,自己是为了寻找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才远涉重洋来到欧洲。

谈话中,朱德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当时,中共驻欧洲的最高负责人是张申府,关于朱德的入党问题,周恩来自然要向他汇报。

根据张申府的回忆,朱德身材高大,虽然是一名旧式军人,但是他抛弃了高官厚禄,来到欧洲寻找革命真理。

这说明他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具有成为一名合格党员的资格。

而且朱德的言谈举止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毫不吝啬地给出了“谦虚诚恳,有很高的革命热情”的评价。

不久,张申府和周恩来成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朱德进入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这所大学曾经培养出了格林兄弟、俾斯麦等著名人物,在欧洲是非常著名的高等学府。

然而,异国的求学之路注定不会不会一帆风顺,充满了重重的障碍。首先,朱德要通过语言这一难关。

为了尽快地学习德语,朱德找到了一位特别的德国房东。

哥廷根普朗克街3号便成了朱德的居所,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德国将军,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对朱德的到来十分兴奋,大概是因为都曾经是军人的缘故,两个军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那时,朱德没有任何的德语基础,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没日没夜地学习德语,一边做饭一边背单词,有时已经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还经常研究德国的军事战略、战术,不断地向自己的房东请教军事问题。

两个人经常畅谈至深夜,无形中促进了朱德德语水平的提高。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德语的基本用法就被朱德掌握了,他可以没有障碍地进行语言交流。

如今,朱德曾经住过的普朗克街3号,在它的外墙上镶嵌着一块纪念铭牌。

上面记载着朱德的名字,和他曾经在这居住的时间,这里已经成为了后人驻足欣赏的一道美丽景观。

不久,徐树铮作为北洋政府的特使到德国进行卖国活动。

得知消息后,朱德和中国留学生包围了北洋政府驻柏林的公使馆,向公使魏宸祖提出了“不借债,不买军火”的要求。

魏宸祖惧怕学生的正义要求,避而不见。留学生们冲破了德国警察的封锁,冲击了大使馆。

面对朱德和留学生们的当面斥责,魏宸祖心中虽然对这些学生恨之入骨,却又不敢言声。

最终,在留学生的一再坚持和斗争下,徐树铮只能灰溜溜的启程回国,无功而返。

1925年,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活动”。

为了声援国内的抗争,在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在大街上散发传单。

向欧洲的民众介绍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揭露了军阀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这其中就有朱德的身影。

除此之外,学生们还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大批德国警察冲入了集会场所,逮捕了很多中国留学生。

在大雨中,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被投进了亚历山大广场旁的监狱。

在监狱里,留学生们并没有停止斗争和反抗,朱德带头唱起了革命歌曲,慷慨激昂的《国际歌》在牢房里悠扬回荡。

这一举动,震撼了德国狱方,他们也对中国留学生们的坚定意志感到无比钦佩。

在往常,如果是因为学生组织的示威活动而遭到了拘捕,只用两三天就可以得到释放。

而在这一次,朱德的护照被德国警察没收,他还收到了驱逐令,命令他即刻离开德国的领土。

原来,这位驻德公使魏宸祖,不但没有保护中国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反而要求德国政府把参与游行和集会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尽数驱逐出境。

德国政府居然同意了这个要求,朱德的名字就列在驱逐令当中。

此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朱德将要离开德国前往苏联继续深造学习。

然而经济窘迫的他连路费都没有,身边的朋友多方筹措也无济于事。在危难之际,傅德辉伸出援手,拿出了一百块大洋。

到苏联以后,朱德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和正规的军事实训。

全新的战法、战术使他开阔了视野,为今后指挥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全国,朱德与一大批在苏联学习的军事人才陆续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火车载着这些热血青年,急驶在的苏联的冰天雪地之上,穿越了整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了海参崴。

最后转轮船返回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

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朱德奋斗在巍巍的井冈山,战斗在革命圣地延安。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指挥人民军队打败了国内外敌人,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谁又能料到,在二十多年后,两个跨过了万里之遥,曾经留学德国的老同学,又能相聚在北京。

这张欠条的事情,被土改队的干部层层上报,最终惊动了中央领导人,最后终于传到了朱德的耳朵里。

朱德对傅德辉当年的纾难之情,如今依然记忆犹新,十分感激他的帮助。两人多年未见,相谈甚欢。

对于傅德辉来说,他虽然出身于优渥的家庭,但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时刻都想着“实业报国”。

而且他本身有着扎实的专业,还曾经留学德国,回国后依然不辞劳倦的寻师访友,在化工领域有一定的建树。

如今,全国迎来了新生,正值用人之际,傅德辉对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也是感慨良多。

国家蒸蒸日上的转变,人民群众高昂的建设热情,这也唤起了他再次为国献身的激情。

后来,傅德辉不负所望,进入到科研单位,成为了一名研究员。

他终于又回到了自己专长的化工领域,在擅长的领域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用这种方式实现了报国理念。

同时,傅德辉和朱德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互致问候。

朱德的一生为了寻求救国之路,突破重重的阻碍,找党找到了欧洲,最终寻找到了革命的真理。

傅德辉救人于难,不求回报;并且,心怀“实业救国”的理念,始终没有放弃初心,最终在朱德的帮助下能够为国家贡献力量。

朱德与傅德辉虽然走着不同的道路,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有着相同的赤子之情、报国之心,才使得他们能建立起无坚不摧的友谊。

傅德辉和朱德之间这段故事被传为了佳话。可见,“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并非人间的一句哀叹和悲悯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