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晚年回忆西路军:自己过分迁就陈昌浩,终身抱憾

徐向前晚年回忆西路军:自己过分迁就陈昌浩,终身抱憾

1936年11月初的河西地带,寒气追人,风沙扑面。一天黎明,徐向前跨上战马,带着参谋和随从人员,驰向附近一个小山包上。他举起望远镜,观察地形地貌。

眼前的荒凉景色,犹如《吊古战场文)所描绘的:“浩浩乎!平沙无垠,夏不见人……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自秦汉以来,这一带是征马嘶鸣、战鼓如雷、白刃交加的古战场。

现在,徐向前挥军布阵,将在这片古战场上,与马家军一决雌雄。

渡河后的红军共2.18万人。战役展开的首要一环,是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通道。



下一步则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渡河红军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展开进击。蜷缩在一条山村寨的马家军,很快被三十军的先头部队消灭。

李先念和程世才的军指挥所设在双龙寺里。他们将兵力部署就绪后,即由程世才亲率八十八师两个团出击,一举攻克离一条山30多里的五佛寺,控制了那里的渡口和船只。

与此同时,九军在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的指挥下,也消灭了打拉牌等地的守敌,并将锁罕堡的600多敌人围困起来。

河西部队初战的胜利,为开展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马步芳、马步青已纠集五个步骑旅赶到一条山地区,向九军、三十军的阵地猛扑。



军阀马步青、马步芳是长期盘踞甘肃和青海省的土皇帝。他二人既是同胞手足,又为争夺势力范围互相倾轧,积怨颇深。

马步青和马步芳共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10万余人。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即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新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

红军渡过黄河控制一条山地带,使马步青极为惊恐。他深知徐向前的部队能征惯战,自己手中的有限兵力,绝非对手。如若红军西进凉州,他安身立命的老巢就有被端掉的危险。

马步青是个不学无术的军阀,头脑简单,少谋无断,遇事全靠周围的一批亲信出谋划策。他除连续打电话向马步芳告急求援外,当即召集其“高参”人员,筹划紧急对策。

马步芳为防止红军西进,威胁青海和甘西,同时趁机染指马步青的地盘,接到兄长的告急电话后,即慷慨应允立即派出3个旅又4个团的兵力,驰抵前线参战。


马步青


但提出两家的部队,要统归马步芳的前线总指挥马元海调度使用。

马步青和他的“高参”们左盘右算,觉得这样固然能够应急于一时,但终非善策,倒不如及早同红军妥协,让红军北进宁夏或西进青海,自己保住地盘,坐山观虎斗。

因而派出其曽医处长张志坚先赴前线与红军接头,自己随后亦从永昌赶到一条山附近的寺儿滩,等候谈判消息。

但是,这时马步芳的两个骑兵旅已从青海赶来参战,把正向红军阵地偷偷接近的张志坚击毙。马步青的妥协打算,遂化为泡影。

从11月2日起,马元海指挥马步芳、马步青的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反动民团一部,向一条山地区的红军阵地猛犯。徐向前命令三十军、九军坚决顶住,决不许丢失已有阵地。

守在一条山庄的三个团,在李先念的组织指挥下,沉着应战,英勇抗击。每座土房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得马家军人仰马翻。

马元海

村庄前沿有些房屋被敌人占领了,指战员们就组织反击,洞壁翻墙,肉搏格斗,重新夺回来。

在一条山庄以南,三十军政治部的近百人被两千多马家军包围在一个小围寨里。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将仅有的两个步枪排、一个手枪排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

一条山庄的围敌刚被击溃,李先念当即派出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一部兵力向南出击,救出了政治部的人。

次日,被九军包围在锁罕堡的马步青600多人,经一再争取,表示愿意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交岀部分粮食撤回凉州。锁罕堡这个重要据点遂为红军占领。

经四天激战,红三十军、九军共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迫使马家军停止了攻势。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河西部队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

这时部队衣衫单薄褴褛,许多人赤脚穿着草鞋,武器弹药极端缺乏,在寒冷、饥渴、疲劳和风沙中同敌人拼搏,伤病员逐日增加。

三十军进至大靖附近,守敌第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为争取时间,李先念率军绕道而行,包围了土门子,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投降。

与此同时,左翼红九军亦进至干柴洼地区。11日晨7时许,敌骑五师两个旅、一百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干柴洼猛扑。

激战到晚,九军将敌击溃,主力进至横梁山地区,继续打击追堵之敌。



13日,九军进占古浪城,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

当时,马步青就在凉州城内,兵力空虚,见西路军大队人马绕城行进,吓得连夜组织民团、商团登城点起无数的灯笼,虚张声势。

后接到西路军派人送去的函件,知是借路打通抗日路线,只要不作对抗和追击,红军便无夺取凉州之意,才松了一口气,终日紧闭城门,作壁上观。

三十军继以一部西进,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为全军开辟了西进的通道。

随后,徐向前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此时,出人意料,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古浪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南北两面临山,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城西是一道平川,直通凉州。

王树声、孙玉清、陈海松根据这里的地形,以红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红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两面山头的制高点。

16日拂晓,马元海指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向九军阵地发起突然袭击。

九军仓促应战,被优势敌人夺去了城外的制高点,压进城内防守。

该城城垣曾因地震毁坏,缺口甚多,极不利于坚守。经3昼夜血战,双方各损伤2000余人,九军被迫突围。徐向前急令三十军派出部队接应。

古浪战斗的失利,使九军减员增至三分之一,排以上干部伤亡极大。对此,徐向前甚为震惊和痛心,心头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没有及早组织突围。

为此,陈昌浩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九军,进行整顿。

徐向前令三十军在四十里铺负起遏阻追敌的任务,置九军于二线进行休整,总结教训,调整建制,争取早日恢复元气,以利再战。

11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从凉州城外进抵永昌城。

西路军屯兵永凉地带,南迫西宁,北慑宁马,东窥河东,像是在甘、青、宁四马之间钉进一个楔子。

甘青“二马”受到威胁最大。他们还怕西路军迟迟不走,蒋介石就会以“剿共”为借口,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那样连马家的“祖业”也给霸占了。

因而,连原来答应对西路军釆取妥协让路方案的马步青,也改变了态度,加紧了同马步芳的联合。

他们以骑兵为主方,配以大批民团,兵分三路,向西路军展开了新的攻势。

马家军长期受狭隘民族观念、宗教迷信和反共的教育,对红军和汉人怀有肓目仇恨情绪,加之性情剽悍、野蛮、残暴,熟悉地形,适应天候,骑兵多,补给足。

他们有时故意屯兵远处,诱红军远离阵地出击,利用其骑兵运动神速的特长,施行两翼包抄逆袭。西路军有的部队没有经验,就吃过出击的亏。

徐向前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

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经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永昌永昌之战,山丹之战,先后共歼敌6000余人。



但因自身有耗无补,大量减员,光伤病员就多达2000多名。

气候越来越寒冷,部队越来越饥疲,像这样死死蹲在一条狭长的“弄堂”里,被动挨打,在徐向前的军事生涯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两安事变”发生了。消息像闪电般在西路军中传播开来,指战员惊喜万分,奔走相告。

徐向前是一个性情内向、不易流露感情的人,但也被“西安事变”的喜讯深深激动着,高兴地听取参谋人员陈明义、吴昌炽和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等报告的每个消息。

他指示他们要尽一切努力,搜集有关情报和敌人动向,随时向他报告。

不久,徐向前、陈昌浩即接到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兵力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明确规定了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为争取苏联的支援,巩固西安战略总后方,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

“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于是,徐向前、陈昌浩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西移。

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东北军的主力亦向西安集中,准备会战。

张学良还向我党建议,由陕甘红军出动打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兵力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

为此,中央曾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于学忠处补充子弹、被服,而后东渡黄河,策应河东。

西路军已根据军委主席团的先前电令,作了内进的部署和准备。这时又要考虑东进,军政委员会展开了争论。

会上,多数人主张按原计划西进,取得苏联接济后,再向东打。陈昌浩主张一部兵力东进,到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徐向前认为,目前马敌的主力正集中在东边,而西面则是敌人防堵比较薄弱的环节,西进最为有利。

如果东进,势必与优势敌人决战,根据西路军目前的实力,很难有把握取胜。要战胜马敌,须电请中央由兰州友军派出一部兵力西进古浪一带接应。

会议最后决定,将上述意见报请军委主席团酌定,同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

24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徐向前连夜调动队伍,准备东进击敌。



正当军委对西路军的行进方向尚在考虑和同友军协商之际,西安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经周恩来努力,12月24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承诺返回南京后和红军谈判。

中共中央考虑解决红军的驻地问题,是今后两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长远观点看,红军亟须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利于同苏联接通的区域,以便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完成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

这个区域,自然是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和宁夏地带最为理想。留西路军控制片西,至为必要,可为将来谈判驻地问题创造条件。

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抵洛阳。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领导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月底,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撤离永凉地带,继续西进。

1937年1月上旬,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就粮休整。五军主力驻高台,总直机关及五军一部驻临泽,九军驻沙和堡(今临泽),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

三十军是当时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摆在东边负责掩护全军,阻击追敌。

徐向前、陈昌浩计划部队稍作休整后,便继续西进取肃州、安西,力争短期内取得苏联的接济,恢复部队的元气。

但是,局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扣,给西北马家军打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尤其是“野马”马步芳,欣喜若狂。



马步芳在西路军主动撤离永昌、山丹后,大肆吹嘘,连电蒋介石“邀功”讨好,并派出代表团从西宁赴前线“慰劳”马家军,庆祝“胜利”。

接着,又令其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共2万余人,尾追西路军,叫嚣“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消灭红军于河西走廊”。

1月12日,敌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红九军、三十军,而以大部兵力绕道西进,插入红五军孤守的高台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为保住高台这个西路军的前进阵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面对孤军奋战的危难局面,毫无惧色。他号召五军指战员:“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每当敌人攻城最激烈的时刻,他挥舞着大刀在城墙上指挥作战。

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突然打开城门,引敌入城。

五军被迫仓促应战,逐街逐屋,与敌争夺。经九小时血战,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3000多人壮烈牺牲,高台县城遂于24日晨沦入敌手。

这时,西路军总部才从破译敌人的电讯中得知髙台危急的消息。

徐向前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途中,遭敌优势骑兵的截击,血战一场后,红军骑兵师大部伤亡,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均献出了生命。

噩耗传来,徐向前、陈昌浩和西路军仝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极度悲愤之中。

徐向前深深感到,高台战斗的失利给西路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而部队的拼命主义、复仇主义情绪又像野火般地蔓延着。

他面色阴沉,用异常坚定、严厉的语气通知各军要冷静,要沉住气,要掌握好部队,不得轻举妄动。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转攻临泽,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五军军部阵地,以另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

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总经理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

激战3天后,徐向前令守城人员突围,会同城外的五军一部,抵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亦撤离沙和堡。

西路军的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屯庄里。

徐向前将兵力向倪家营子集中,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东南,分上、下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是个人粮较丰的大自然村。南北长约16里,东西宽约3—4里,靠南的屯庄与祁连山毗连。



每个屯庄的四周都用厚厚的黄土砌成高达2—3米以上的围墙,方方正正,防御土匪、盗贼、野兽的袭击。

这些距离不等、星罗棋布的屯庄,使外地人乍一进来,就像掉进了不辨东西南北的八卦阵一样。

西路军刚到时,群众因受反动宣传的蒙蔽,大都跑进山里“避难”,十屋九空,景象凄凉。

经过一段时间,老乡们听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杀不烧不抢,才三五成群,陆续从深山老林里回来。

西路军把各屯庄的群众组织起来,斗恶霸,分粮食,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地区武装。

1月23日,西路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全部到达西洞堡,王树声率九军进至龙首堡,拟稍加休整,继续东进。

军委指示西路军: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一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同时,中央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家军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可停止东进。

1月27日,敌马元海令其第一百师手枪团和青海省宪兵团向西洞堡红军阵地袭来。

敌步骑配合,分左右两翼围攻。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见敌人兵力不多,提议组织反击,歼其宪兵团一路。

徐向前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了敌情和三十军的作战计划,高兴地说:“我批准你们的计划,命令部队出击!”

下午3时许,以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为主力的出击部队,在响亮的军号声中冲出围庄,向宪兵团猛扑,将敌包围在空旷的戈壁滩上。



敌左翼骑兵部队见西路军突然出击,慌了手脚,快马加鞭,一哄而逃。徐向前令三十军争取时间,速战速决,全歼敌人。

敌宪兵团虽全是日式装备,但兵员多系缺乏实战经验的青年学生,突遭猛虎般的西路军指战员的包围和袭击,早已吓得晕头转向。

不到4个小时,战斗即胜利结束,800多敌人被歼,红军共缴枪1200余支,并获被服、军毯、罐头等大批军用物资。

但此时发现西路军企图东进的马步芳,已在东面调集重兵堵截。徐向前、陈昌浩考虑,西路军立即东进危险甚大,决定暂回倪家营子,伺机行动。

从2月1日起,马家军先后投入的围攻兵力有6个步骑旅及大量反动民团,共7万多人。西路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了一场为期40天的大血战。



西路军总指挥部设在下营子中心地带的一个坚固屯庄——廖家屯。

徐向前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构成了一个椭园形的坚固防御体系。

敌人的马队整天像潮水似的向西路军的阵地不停地冲击,

他们疯狂、残忍、野蛮至极,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砍。

西路军的指战员们,胸中燃烧着杀敌复仇的怒火,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敌人血战。

每个屯庄周围,每个指战员的面前,都是埋葬敌人的坟场。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头、树叉同敌人拼搏。



围墙被炮火轰塌了,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堵上来,负伤倒在地上了,仍握紧武器,单等敌人来到跟前,拼上最后的力气搏杀。

武器没有了,就抱住敌人用牙齿咬,用手撕,拔掉敌人的胡子,扼住敌人的喉咙,咬掉敌人的耳朵、鼻子、手指。

血战在继续,谁也难以预料战斗结束的时日。徐向前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他的眼睛熬红了,面容愈加消瘦,脸色像铁石般的青硬。

他从得到的情报和敌人进攻的凶焰判断,短期内敌人是不会停止攻势的。这样坚持下去,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危险甚大。总指挥部的所在地廖家屯,已屡遭敌人骑兵的袭扰。

白天,徐向前除了用电话和电台指挥各部队抗击敌人外,经常要到屯庄的望楼和围墙上,观察敌人的动静,检査防御工事,鼓励指战员们保卫阵地。

夜晚,他大都在电话机旁或电台旁踱来踱去,及时综合战斗情报,反复思索、分析、判断,设想着种种摆脱危境的方案。

战至2月屮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先后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达八九次之多。总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以下万余人,取得了惊人的战绩。

但西路军自身伤亡亦大,兵力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三分之一。

军政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处境和行动方针,除陈吕浩外,一致支持徐向前的突围白救意见。最后,陈昌浩才勉强作岀了突围的决定。

西路车突围进至威狄堡地区,又受敌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反对,又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这就注定了它最后失败的命运。

敌人的围攻又开始了。他们依仗众多的兵力,对西路军层层包围,多路突击。

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已残破不堪,西路军指战员依仗断垣残壁坚守,伤亡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险恶。



敌人的进攻,不仅限于前沿屯庄,而且往往直插纵深,对红军心脏地区和后方的屯庄,进行包围和突袭。

廖家屯仍是徐向前和总指挥部的所在地,也屡遭敌人围攻,在最危急的时刻,徐向前上到房顶,指挥战斗。

他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一房顶,指挥部队打击冲进屯庄的敌人。那矫健的身影,沉着威严的气概,激奋着指战员们英勇杀敌。

经7昼夜血战,陈昌浩眼看部队损伤惨重,待援又无希望,这才和徐向前一同决心再次突围,向祁连山转移。

陈昌浩这时也痛切地感到,重返倪家营子是最大的失策。



徐向前没有埋怨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这种时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紧密团结与合作,比什么都重要。

中共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危难处境,极为忧虑。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申述我党的严正要求,要蒋介石履行诺言,勒令二马立即停攻西路军外。

又于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委任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出兵增援西路军。

3月5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

周恩来也在西安向顾祝同申明了援西军西进的理由,要国民党政府从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令二马立即停止进攻西路军。但这时显然已无法扭转局势了。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后,急速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二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

近8000人被围困分割在三条流沟里,整天被敌用“羊群式”的战术,轮番猛攻。

激战五天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部队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黎明时分,西路军的大队进入梨园口。

一轮红日高高升起的时候,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卷起了滚滚烟尘。

霎时又有大量运动快速的骑兵,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向梨园口猛扑。

这里的山包既不高,又不陡,敌人的骑兵在山地运动,如履平地,一个冲锋就能直接窜到山顶上来。

九军的阵地,被敌骑冲得七零八落。经几个小时的血战,陈海松政委和七八百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这时,三十军的两个团为掩护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也正在自己的阵地上与敌激战,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牺牲。

梨园口遗址

他们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总指挥部和兄弟部队的安全。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

黄昏时分,徐向前带着西路军仅剩的3000多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

翌日,敌追兵又至。徐向前一直指挥在战斗的第一线。

经一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又遭重大损失。部队被敌人冲散,已不成建制,纷纷越过他的指挥位置,向祁连山上败走。

这时,陈昌浩正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确定三条决策:

一、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会议进行的中途,陈昌浩派人找徐向前到会。徐向前略为安顿了一下队伍,匆忙赶到集会地点。

他满脑子还是战场上生死搏斗的情景,对于这次会议提出的三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

然而陈昌浩却宣布军政委员会关于上述三个问题已决定了。徐向前对于决定部队分散游击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既有中央电示的精神,也是目前客观条件允许的唯一出路。

但是对于叫他离开部队,他明确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

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

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


陈昌浩(右)在莫斯科与儿子陈祖涛合影


经过一番争论,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当即向中央发电报作了报告。

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

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

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沉重地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

3月的祁连山,冰封雪盖,气温仍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没有一点春意。遭到惨重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的心更为凄凉。

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告别部队,启程东返。



快出祁连山时,为缩小目标,把护送他们的警卫排和陈明义、肖永银等人遣散后,只留一名保卫干部在身边。

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四周没有发现敌军,他们便停下来休息,叫保卫干部找点水来喝。

快天亮了,找水的人还没有回来。徐向前和陈昌浩估计可能出事了,两人就赶快上了路。

第二天,徐向前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医生,原籍湖北,和陈昌浩算是老乡。

住下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认为这里仍是是非之地,不好久留,决定明天早一点起来赶路。

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陈昌浩提出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说:“我们要去汇报,哪能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等于束手待毙呀!”

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停留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任何人,除了投宿和就食之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为人们注意。

有时晓行夜宿,有时夜间赶路,有时宿在群众家里,有时露宿在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

一件白破羊皮袄和一顶“开花”的狗皮帽子,包裹着身躯和那又瘦又黑的脸庞,年方36岁,看上去像五十开外的老羊倌。

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徐向前意外地碰上了西路军总部特务团的营长蔡光波。平时大家都称呼他“蔡大头”。由于口音问题,徐向前则称呼他为“曹大头”

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营长像每次侦察回来汇报敌情一样,讲述了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

蔡光波晚年照片

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赏。”徐向前淡然一笑,说:“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一路走着。看不到树木,见不到人烟。风沙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骆驼草秧子滚来滚去。

有时,经过他们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就停下来,谁也不说什么,默默悼念那些为革命而倒下去的男女将士。

一天到了黄河边,军人特有的警惕性,使他们没有直接到渡口去。远远地观察了一下,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牧羊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问渡口好不好过。

老头憨厚朴实,说渡口有兵在那里盘查,说是要抓什么人。徐向前判断一定是马家的部队。

他们避开渡口,向上游走去。走了10多里路,发现河中有人在摆渡,急忙走近一看,是个壮年汉子,正划着羊皮筏向岸边靠。



他们上前同摆渡人打招呼。徐向前从兜里掏出两元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我们一下。”

摆渡人接过钱,微笑着把他俩让到筏上,没问来历与去向,便朝对岸划去。

过了黄河,回民少汉人多,他们吃住方便多了,心情略为轻松了一点。到了打拉池,两人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下来。

这里是个小镇,有几家店铺,来往的外地人不多。徐向前急着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让曹大头出去找几张报纸来看。在这个偏僻小镇上,找张报纸难呢。

一天,徐向前和曹大头在街上看到有卖旧衣服的,就用一个金戒指换了身长袍和棉袄。

他俩脱掉白茬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活动方便了。他们在街上从人们的闲谈中了解到,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离红军的陕甘根据地不远。

打拉池

徐向前归心似箭,第二天就离开了打拉池,昼夜兼程,翻过六盘山,到了陇东重镇平凉。

这时,国民党的队伍正往西开,街上人慌马乱。徐向前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找个旅店关起门来和曹大头看着地图商量了一番。

第二天清早,他们一路向东,日上三竿的时候,在一个村头路旁看到个农民摆摊卖馍,就停下脚买吃的。

这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队伍活动,便问那农民:“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

农民答:“是红军。”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于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徐向前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被迎到了司令部。

耿飚

1937年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

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也都赶来了,大家就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

这一晚,大家谈到午夜。徐向前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路征战的情况。

谈到最后的失败,他感到很痛心。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冋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冋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

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因牙疾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去治疗。于是便随周恩来一起去了西安。

临行前,他把身上带的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



在西安,徐向前住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这个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设立的,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

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这里。他们和周恩来一样都关心徐向前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想方设法营救被俘的指战员。在联络处,徐向前还会到了黄埔一期的同窗陈赓。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间公开,为的是要国民党允许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队。

徐向前到西安时,国共合作已有了新的进展。

5月间,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为负责人,准备到陕北、陇东红军驻地考察。

借这个机会,经周恩来安排,徐向前是考察团28个成员之一。



消息一公开,震动了国民党各界。顾祝同抢先会见和宴请了徐向前。

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顾祝同是教官,他讲课不大受欢迎,曾有一次发生过被学生轰下讲台的事。当时徐向前就在场。

这次见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黄埔的往事,而把话题转到抗日上,问:“顾主任对抗战有何打算?”

顾祝同抬起头,看看徐向前,说:“我想先听听徐将军的高见。”

徐向前语调平和地说:“我没什么髙见。当今之大计,莫过于民族独立;实现民族独立,莫过于民族团结;若要民族团结,肯先国共两党要真诚合作。”

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说:“我赞成国共合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要把民众发动起来,让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抗战中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顾祝同

徐向前有点激动,到后来声音高了一点。可是顾祝同听到“拥护蒋委员长”这几个字时,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当听到“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时却神情黯然。

徐向前后来说,他们就是对群众不感兴趣,你一讲发动群众,他就听不进去。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失掉了群众。

徐向前在西安公开露面之后,没有随考察团去考察,他治好了牙病,6月18日同周恩来一道飞向延安。

行前,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这种飞机,一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乘坐的一架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后起飞。

起飞不久,前面那架就没有影儿了,前后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驾驶员问他话,他完全听不清。


国民党抗战前常用的卡普罗尼运输教练机


结果,驾驶员写了个条子问:“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可把徐向前给问住了。他没到过陕北,说不清到了什么地方。

过了一会儿,看到下面有一条河,他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驾驶员顺河而上,没多长时间,看到一个飞机场,正是延安。

他们上午11时30分从西安起飞,下午3时才到,在天空转了3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忙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有到。徐向前吃了一惊,说:“这下可糟了!”

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驾驶员辨别航向的把握性太差。这时接机的人也着急起来,担心出事。

徐向前进到延安城里,才有电报来,说周恩来乘的那架飞机迷失方向,油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



延安,这座陕北的古城,有宝塔、清凉、凤凰三山环峙,隋朝称肤施县,明、清是延安府。

中共中央迁到这里后,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

徐向前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窑洞里,距毛泽东、朱德住地不远。

他进城的时候,看到街上到处贴着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标语,抗日的气氛和国民党统治的西安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西安时,他不能外出,街里乱得很,安全没有保证。

特别是他回来的消息传出后,成了一个大目标,各报记者都想找他抢个头条新闻。他只好深居简出,理个发也要化妆才能出去。

延安不大一样,处处呈现生动活泼的景象。


抗战前夕的延安


回到延安后,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

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交谈起来。气氛轻松自然。

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把他认为该说的话都讲了。

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受西路军全体将士的委托向党中央汇报。

他讲得很具体,很实在。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

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长征胜利后的毛泽东

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

徐向前担心陈昌浩的安危,惦记着那些失散了的干部战士。他向毛泽东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

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告辞的时候,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好好休息一下,熟悉一下延安,再抽空去看看你的老战友们。”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师。

一二九师由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下辖三八五、三八六2个旅,1个教导团,5个直属营。



编成这个师的部队有徐向前指挥多年的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还有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一、二、三、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共1.3万多人。

对于徐向前任副师长,曾有一些猜测与传说。

有的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是四个师,徐向前是四位师长之一,后来蒋介石给了三个师的编制,才让徐向前当了副师长;

还有的说一二九师师长开始是徐向前,是他主动提出当副师长。

对于部属的一些议论,徐向前曾实事求是地做过解释。

他对周围的人讲:“革命就是为党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央叫做的就坚决去做,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