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58年我军的一次大规模精简整编

1957—1958年我军的一次大规模精简整编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在指出战争威胁仍然存在的同时,又指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对国际和我国周边形势的判断,成为党中央作出大规模裁军决策的最重要的基本依据。会议决定,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把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重,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32%降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20%左右,其中国防费用降低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5%左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八大结束后,中央军委立即着手部署精简整编工作。1956年10月责成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大将负责主持研究裁军方案。11月25日军委作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1957年1月7日至27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联系实际深刻分析了军队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军队质量与数量的关系,对精简整编作了具体安排。这次精简整编的主要内容如下: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550万人。1950年上半年,大规模剿匪作战基本结束,全国形势日趋稳定。为恢复发展生产,克服财政困难,建设精干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人民解放军缩减到400万。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国家安全利益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解放军的规模又适当扩大,最多时达627万。1952年,朝鲜战场形势趋于稳定,中央军委决定全军进行精简整编,到1952年底,全军总人数降为406万余人。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再次作出裁减军队员额的决定。1955年与1952年相比,全军总兵力共精简23.3%。到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全军总员额已降至383万人。

1956年11月号《解放军画报》封面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经过几年的建设发展,完成了由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体制的过渡,初步建立了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但是,仍存在着规模过大、机构重叠、海空军和技术兵种薄弱等问题。因此,按照现代化军队的要求,科学地确定编制体制,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提出在三年之内将全军总人数在现有基础上裁减1/3,即从383万人中裁减130万人左右,保持在250万人的水平上。按照这一计划,到1958年底,全军总数比1956年精简了36%。精简最多的是步兵部队和各级机关,步兵部队精简了71.2%,各级机关精简了27.2%。全军总员额比新中国建立时精简了61.2%,保留240万左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总员额的第一个低点。

彭德怀在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汇报裁军问题时说:“裁减的人员,主要是各种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是些可办可不办的过多的学校,是些工作任务重迭或者可以合并的机关部门,并且在保持足够战斗单位的骨干的原则下,把战斗部队的战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全军成建制地集体转业或移交地方的有1个军部、46个师、30余所医院、30余所院校和20余个工厂,有力地支援了经济建设。

1958年,十万官兵转战北大荒。

这次整编,军队领导体制特别是总部领导机关作了很大调整。新中国成立时,我军总部领导机构为三总部体制,设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1960年改称总后勤部)。1950年9月,增设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改称总干部部)。1954年11月至1955年8月又增设总军械部(升格)、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升格)。军委下设八总部,即:

总参谋部,总长粟裕大将;

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

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黄克诚大将;

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兼(1956年12月肖华上将);

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元帅;

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元帅(未到职,代理部长叶剑英,1957年11月肖克上将);

总财务部,部长余秋里中将;

总军械部,部长陈锡联兼,1955年3月王树声大将。

1957年11月中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40周年庆祝活动。

这种体制对加快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和完成各项战备工作等,起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部门多、机构大、分工过细的弊端,增加了工作上的忙乱,不利于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对总部机关进行调整和裁减。1957年5月,总财务部并入总后勤部;1957年7月,总军械部并入总参谋部;1958年10月,总干部部并入总政治部;1958年11月,撤销武装力量监察部,其有关业务分别并入总参、总政和总后;1958年12月,训练总监部并入总参谋部。通过撤销或降格合并,减少了5个总部,恢复和确立了三总部体制。调整后的三总部主官:

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

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政治委员李聚奎上将。

此后,这种体制一直延续了40年。直到1998年,成立总装备部,实行四总部体制。

1958年2月,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左起)、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陈明仁上将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1月和1950年4月先后组建了空军和海军,改变了单一陆军的状况。1955年又仿照苏军,将军委防空部队改编为防空军,成为独立的军种;并将公安部队改建为公安军,全军实行五大军种体制。经过几年的实践,逐渐感到空军和防空军任务相近,而机构重叠,指挥不便。特别是我军和苏军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军空军处于初创时期,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飞机的数量和种类与苏军相差较大,再分成两个独立的军种,兵力、兵器都有捉襟见肘的感觉。因此中央军委决定空军与防空军合并,集中财力、物力,建设统一的军种。1957年5月,防空军与空军合并,防空军番号撤销。1957年9月,公安军领导机构改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公安军番号撤销。这次整编,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把陆、海、空、防空、公安五大军种改回陆、海、空三个军种,成为我军基本的军种结构,延续了几十年;同时,减少陆军员额,加强海军、空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建设。

1957年空防合并后新的空军领导班子

上图第一排(左起):副司令员成钧(原防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政治委员吴法宪中将、副司令员刘震上将;第二排(左起):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副司令员曹怀里中将、副司令员谭家述(原防空军副司令员)中将、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中将、副司令员常乾坤中将。网上有说这张照片是一九六五年初,空军党委常委会议结束后,所有与会人员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其实不然,照片中的刘亚楼上将神采奕奕,而1964年11月刘亚楼就因病重在上海住院就医,直到1965年5月病逝,中间不可能还去参加空军党委常委会。另外,60年代初以后,我军高级军官除参加重大庆典、出国访问等重要场合,平时都不戴肩章和大檐帽,而是戴58式领章和解放帽。空军党委常委会是内部会议,特别是1965年军衔制马上就要取消了,不会是这样的穿戴。

1957年8月4日,萧劲光海军大将陪周恩来总理进行海上阅兵。

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及陆军特种兵的比重增加,在编制体制和作战指挥上已初步达到了战略合成的要求,各军兵种的比例趋于合理。其中陆军编制人数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1/3,约占全军总定额的54.6%,海军、空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人数占全军总数的32%;其中空军约占全军总人数的12.2%,海军约占5.8%,炮兵占4.8%,装甲兵占2.3%,工程兵占4.6%,通信兵约占1.8%,防化兵约占0.5%。步兵师编成内兵种部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技术兵种有较大增长或从无到有,1958年与1950年相比,步兵由61.1%下降到42.33%,炮兵由20.42%上升到31.89%,装甲兵达4.73%,工程兵由1.62%上升到4.36%,防化兵达1.2%。同时,根据现代条件下作战的需要,1958年9月开始组建了电子对抗部队。人民解放军已经成长为一支诸军兵种合成军队。

中共八大之后,中央军委根据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对全军院校进行了调整,撤销了大部分文化学校,从1957年下半年起,陆续设立了一些国防科研机构和高层次军事院校,任命了一批高级将领担任院校领导,形成了一个包括指挥、政治、后勤和各种专业技术院校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

1957年7月30日,以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为基础,在河北宣化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军委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兼任炮兵学院院长。

1957年8月27日,以军事学院战役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高等军事学院,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委,陈伯钧上将任副院长,李志民上将任副政委。

1957年10月8日,以军事学院海军系为基础,在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院,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任院长兼政委。

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叶剑英元帅任院长兼政委,宋时轮上将、彭绍辉上将、杨至成上将任副院长。1958年11月,王新亭上将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1958年12月,粟裕大将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9年11月,王树声大将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12月,钟期光上将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

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北京成立。

1958年5月26日,以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为基础,在山西大同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军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兼任院长。

1958年9月12日,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空军副司令员刘震上将任院长兼政委。

1958年10月16日,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持尖端武器研究,聂荣臻元帅任主任,陈赓大将任副主任。

在新任命的院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中,许多高级将领毕业于著名军事学校,如刘伯承元帅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叶剑英元帅云南讲武堂,陈赓大将、许光达大将、宋时轮上将、陈伯钧上将、杨至成上将黄埔军校,方强中将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等等。

由于志愿军撤兵是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作出的决定,并且在1958年内完成的,因此也列入这一时期军队精简整编的内容。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兵力最多时曾达134万人。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生效时,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共有17个步兵军和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兵、铁道兵、后勤部队、后方警卫部队等,总兵力约120万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尚有一百多万人,隔北纬38度线与中朝军队对峙,志愿军保持如此庞大的部队是震慑美韩方面不敢轻举妄动、稳定朝鲜形势的决定力量。

随着朝鲜半岛形势的稳定,为了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为了减轻志愿军后方供应的压力和缓解朝鲜人民的经济负担,志愿军在1954年9月到1955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分批从朝鲜撤出12个军、20个特种兵师的部队。1955年底以后,仍在朝鲜的志愿军尚有5个步兵军及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后勤部队共约25万人。到了1956年下半年,随着朝鲜局势的进一步稳定,特别是八大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将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了。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节40周年庆祝活动,在莫斯科与同时访问苏联的金日成首相当面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1月13日,中央军委举行例会,专门研究了志愿军撤军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总部对志愿军撤军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同朝鲜政府磋商志愿军撤兵问题。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底以前全部撤出朝鲜。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撤出朝鲜声明。随后,志愿军于1958年3月15日至4月25日、7月11日至8月14日、9月25日至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回国前向上甘岭高地告别。

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撤军公报。公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批部队,即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于9月25日至10月26日返回祖国,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留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志愿军代表,仍将同朝鲜人民一道,继续执行监督朝鲜停战协议实施的任务。

1958年10月28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在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从朝鲜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亲切握手。

从朝鲜撤回的志愿军部队,一部分官兵脱下征衣,参加经济建设;大多数部队开赴东北、华北、西南等战略方向,加强国防建设。

参加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老帅们,左起:聂荣臻、林彪、叶剑英、彭德怀、贺龙、罗荣桓。

这次军队精简整编工作从1956年11月开始,到1958年底结束。通过整编,我军的领导体制、军兵种建设得到加强,合成化程度显著提高,军队编制体制得到了一次根本性调整,全军完成了由陆军为主体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的战略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