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反扫荡”有多难?比“三光政策”更可怕的,居然是封锁沟

根据地“反扫荡”有多难?比“三光政策”更可怕的,居然是封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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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日本当局为了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摧毁日本占领区内的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稳定日军后方。

于是,日本当局便将敌后战场作为对华作战的重点,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

1942年至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又企图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初战胜利解决中国问题,便继续将中国敌后战场作为对华作战的重点,持续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


在这种情况下,从1941年至1943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便进入了抗战以来的最艰苦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保卫了根据地,承担起中国抗战的主战场的重任。



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战指导计划》中,确定对华作战以针对敌后战场的“治安战”为重点,为此,从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把以前的“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1941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决定,“更加彻底地进行肃正作战,迅速恢复治安”。

在《1941年度肃正建设的主要事项》中,又进一步强调,“肃正的重点依然放在剿共上”,军事作战“主要是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

同年6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把华北分为“治安地区” (即敌占区)、“准治安地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地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

对这三类地区的政策是,巩固“治安地区”,占领“准治安地区”,缩小“未治安地区”,争取在三年内,“治安地区”由10%上升到40%, “准治安地区”由60%减少到40%,“未治安地区”由30%减少到20%。

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在回忆录中写道:

“八路军现党政军民一体化,具有明确的目标,即为完成革命而争取和组织民众,以图扩大势力。他们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种策略,巧妙地统一起来……因此,我方仅仅用军事力量是镇压不了的,必须发挥多方面的综合策略。”

根据这一分析,日本华北方面军对解放区的“围剿”策略有了新的变化,即进行所谓“总体战”。

所谓“总体战”,即是以军事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手段,对解放区进行“围剿”,对游击区进行“蚕食”。


按照“总体战”战略,日军改变了以往对八路军作战使用的击溃战,采用了歼灭战,并加强了经济封锁。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写道:

“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八路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按照总体战战略的要求,日军在敌后根据地周围挖掘封锁沟,以切断八路军同群众的联系,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全面封锁。

从1941年春开始,华北日军倾巢而出,进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空前残酷的“总体战”。于是,中国敌后战场迎来了1941-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

面对日军对敌后战场进行的空前残酷的“扫荡”作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和一系列加强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措施,以应对日本的“治安战”。

早在1940年10月25日,即百团大战正在进行时,毛泽东就预见到日军将对敌后战场进行大规模作战,他明确指出:

“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

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中共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策略以应对日军对敌后战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后来归纳为“十大政策”:

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

这些措施使各抗日根据地变得更有战斗力,更能适应“治安战”的残酷环境。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随着形势推移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

不管对华战争是否结束,都要发动太平洋战争,迈出南进的步伐,不辞对美、英一战。日本当局为了集中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夏秋季对华作战,举全国之力制造解决中国事变的机会”。

于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治安强化运动”。

9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中指出:

“重点指向经济方面,彻底进行经济封锁,促进物资的生产流通,强化我战力和经济力,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

日军这一时期的“扫荡”作战的显著特点是构筑封锁沟。

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解释说:

日军构筑封锁沟这一措施,是仿照中国历史上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外敌的方法,企图在敌后根据地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封锁沟),以阻止八路军的发展。

如在京汉线两侧10公里范围内构筑了长500公里的封锁沟,同中共军队的根据地相隔绝,使冀中、冀南的物资不能进入根据地,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1941年11月,日军在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作战时,便强迫约3万居民在莒县与临沂之间,构筑了宽4米、深3米、长80公里的封锁沟,既限制了八路军的活动,又实现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方便了日军的“扫荡”作战。


在构筑封锁沟的基础上,日军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拉网式“扫荡”作战,即以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每隔500米配置一支部队,互相呼应,向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像收网一样压缩包围圈,企图歼灭根据地内的八路军主力。这种构筑封锁沟加拉网式作战,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战线的扩大,日本对中国战场的要求更高了,即把中国从南进的基地变成南进的“总兵站基地”。

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命令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

总任务是在占领区“迅速恢复治安”,对国民政府“加强封锁,摧毁其抗战企图”,“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努力培养我战力”。

根据这一命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不仅要在各方面自给,而且还要从占领区搜取更多的物资支援太平洋战场。

为此,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残酷。

1941年12月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各兵团司令会议上要求,“振奋士气,促进治安肃正”。

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指出,由于日本南进,国民党认为是反攻的好时机,并将与美、英相呼应;共产党认为抗战前途光明,将会频繁发动反攻及破坏工作。

为了把华北变成南进兵站,“必须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更加主动作战,提高治安,谋求安定”。他要求在华北将“治安战”放在第一位,达到“提高治安,获得重要的国防资源,军队现地自给”的目的,使日本华北占领区起到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作用。

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反而是日军更加重视对华作战,尤其是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


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1月份,就高达1682次,平均每天作战50~60次之多。

同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肃正作战”,在军事上采用“双重包围”、“急袭包围”、“分进包围”等战术,企图将八路军“一网打尽”。同时,对根据地继续实施“灭绝作战”,捣毁设施,烧毁物资。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顺利进展,日本当局想利用太平洋战场初战的胜利,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

为此,日本华北方面军于4月发动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再次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残酷的“扫荡”作战。

日军这次“扫荡”的重点在冀中。

4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对冀中作战方案,确定作战方针是:

“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共产党军队主力,实施突袭、包围作战,灭绝其根据地。”

在作战开始前,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铁路及主要交通线两侧构筑封锁沟达3900公里,设置军事据点1300个。

沿平汉以西地区山麓,构筑了高2米、宽1米、长达数百公里的石墙。从1月至4月,日军对冀中进行不间断作战,作战次数达2025次。

5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五个多师团的庞大兵力,使用“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企图歼灭冀中八路军主力。同时,实施残酷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毁灭冀中根据地。从5月1日至6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三期“扫荡”作战,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被洗劫一空。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冀中抗日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在坚持战斗,根据地依然存在。


日军在总结这次“扫荡”作战时承认:

“中共军队在根据地深入进行民众工作,巧妙地在民众中建立了侦察网,能迅速察觉日军的动向,及早回避转移。同时,八路军由于熟悉地理情况而富于机动性,他们利用凹道、间道、暗道等,神出鬼没,巧妙地集散离合。”"一阵风似的讨伐未能捕捉敌人。”



1942年6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中途岛战役中失利,8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开始后,日本大本营估计, 1943年下半年以后美、英的军事力量将逐渐增强,因此,必须在此之前主动发动攻势。

在条件具备时, 1943年春,将在中国战场发动四川作战(五号作战)。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日军极为担心占领区内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

由于太平洋战场战况对日本不利, 12月,日本大本营宣布中止四川作战计划。12月10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在上奏中指出,由于缺乏增援兵力和物资,同时还要从中国抽出兵力,“中国派遣军只能按照当前的任务进行作战,特别要努力提高占领区内的治安”。

1942年下半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仍以“肃正作战”和封锁战相结合,对中共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作战。

6月11日,日本大本营在给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501号》命令中,要求“强化对敌封锁,使敌人的抗战力衰竭”。

这一时期,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后根据地某一地区进行重点“扫荡”。与此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敌后根据地构筑立体封锁网,即在占领区周围构筑封锁线,在占领区内对中共根据地构筑隔离地带,在城市周边、铁路、水路、交通要道设置物资流动限制线,在重要地点设置检查站,切断物资向敌后根据地流通的一切渠道,等等。

日军强迫数十万劳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周围修建了蜘蛛网式的封锁沟,企图困死敌后抗日军民。

据中国方面史料记载,到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修筑的封锁沟长达11860余公里,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相当于地球圆周的四分之一。


自1940年百团大战到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绝对精良的装备,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作战,使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蒙受了重大损失,根据地缩小了,中共党员和八路军人数大大减少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严重匮乏。

但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并没有被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依然屹立在日军后方。



与华北的“治安战”相呼应,日军在华中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作战。

从1940年、1941年前半期,日军第十三军在沪宁杭三角地带进行了“恢复占领区治安”作战。

1940年9月4日至17日,日本第十三军出动独立混成第十二、十三两个旅团,向江北泰兴三河地区新四军发动了“扫荡”作战。

日军第十三军通过前一时期的“扫荡”作战,在军事上虽驱散了新四军,但正如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所言,这种“一时的讨伐”“起不到破坏已潜入地下的敌人组织的作用”。

于是,日本中国派遣军企图改变对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只进行单一的“军事讨伐”方式,仿效曾国藩“平叛作战”和蒋介石“剿共作战”的方式,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方式,即先由日军对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作战,再由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进行“清乡”,建立伪政权,遏制中共势力的发展。

1941年7月1日,日汪军队对常熟、苏州、昆山、太仓之间的地区发动第一期“清乡”,在其周围构筑了130公里长的隔离墙,设置了40~50个检查所,由于新四军及时撤离,日军便在该地区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建立保甲制度,扶植伪政权。

1941年9月,日汪军队对无锡、江阴、常熟、吴江之间的地区发动第二期“清乡”,由于未找到新四军,便在该地区建立保甲制度,设置了4个伪特别公署。


1942年1月中旬,华中日伪军在常州、苏州、嘉兴之间的地区进行“扫荡”作战。2月中旬,华中日伪军又在常州地区和苏州、无锡南侧地区进行“清乡”。

以此为标志,华中日伪军开始了第三次“清乡”。

这次“清乡”主要是在城市周围进行的,目的是确保以城市为中心的交通线。

1942年9月1日,华中日伪军向南京和常州之间的地区,发动了第四次“清乡”,到年底,“清乡”已扩展到沪宁杭地区。

到1943年底,“清乡”宣告结束,其主要原因是“清乡”未达到预期目标。

当时,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调查团对华中日伪军第一、第二期“清乡”情况进行了调研,在《清乡工作报告书》中写到:

新四军对“清乡”早已预知,在隔离墙建成之前,已从第一期“清乡”地区转移到第二期地区,因此,从第一期开始,日军就未找到该地区新四军主力。

在“清乡”圈外的新四军,总在窥伺着回师的机会,策动汪精卫军队反水,待日军退出后,正式开展反“清乡”斗争。“清乡工作虽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成为将来的祸根,不管各方面怎样努力,也是难以解决的。”

从这一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日伪军在华中地区的“清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1941一1942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主战场,这是日本对华军事作战重心转移到敌后战场所造成的。在这一时期,敌后战场在抵抗占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日军进行的“治安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


但敌后战场没有被摧毁,依然屹立在日本占领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打破了日本当局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战胜利结束中日战争的战略企图。



1943年,日本继续将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指向解放区。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已转入战略守势,对华作战兵力吃紧。为了维护对华作战,尤其是日本占领区内的“治安战”,日本当局采取了两大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配合日军进行“治安战”。

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发表《协力完成战争的日华共同宣言》,双方宣称,“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对美、英两国的共同战争。为此,在军事、政治及经济方面通力合作”。

为此,日本将汪伪政权的正规军由22万人扩充到36万人。

但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却认为,把加强(汪伪)国民政府作为对华政策的中心,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汪精卫政权“内部分裂”、“民心离反”,只会影响日军作战。

事实上,汪伪政府是受到日本操纵的汉奸傀儡政权,在中国是人人皆知,其力量极其有限,即便参战也不能将日本从中国持久战的泥潭中解救出来。


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在日记中写道:

“(陆军)中央知道国府(汪伪政权)无力,但除此以外别无上策。”

日本当局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设置“华北特别警备队”。

1943年5月中下旬,日本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在视察在华日军时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扰乱我占领区的政策谋略活动是极为必要的”,其“有效的对策”是“扩充特务战机构”。

1943年9月,日本还在华北设置了“华北特别警备队”,简称“北特警”,其任务是专门对付占领区内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企图用特务“秘密战”来对付解放区的游击战。

“北特警”的成立,一度给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造成了新的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紧紧依靠群众,有效地制止了“北特警”的破坏活动。

据“北特警”的高级参谋大森三彦大佐回忆,由于中共游击战得到“群众协助”,所以,实施“秘密战”“极为困难”。

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后来在回忆中也承认,对成立“北特警”,“华北方面军曾寄予了希望,但其效果却是相反的”,如将冀东地区作为“北特警”配置的重点,虽然增强了兵力,“但没有大的效果。其配备及活动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在山岳平原地区却无能为力”。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当局挖空心思妄想利用“北特警”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1943年,中共敌后战场在同日军“治安战”的战斗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5000万人上升到8000万人,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0万人上升到47万人,基本上恢复到百团大战时期的状态。

总之,从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本当局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的最艰苦时期。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保卫了根据地,坚持了持久抗战,使日本当局妄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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