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惊天大案:解密“1939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

抗战期间的惊天大案:解密“1939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

詹长麟、詹长炳的父亲叫詹士良。老南京人管织缎子的人叫“机花子”。机花子的谐音就是“饥花子”,做这一行的人,大都生活窘迫,吃了上顿愁下顿。

詹长麟1913年出生。等他长到15岁,詹士良为了给家里减去一张嘴,也为了给詹长麟谋个前程,把他送出去当兵。詹长麟参加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国府警卫师,后来扩编为国府警卫军。詹长麟运气不错,跟在蒋介石的亲信、黄埔一期生、后来的抗日名将俞济时身边。俞济时见他年纪小,且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身边当勤务兵。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在上海挑起战端。
当时粤军蔡廷锴、蒋光鼐部驻守在上海,也就是国人熟知的十九路军。他们奋起抵抗。很多人以为,第一次淞沪战役期间是十九路军在孤军抗战。其实不然,蒋介石投入了黄埔系的三支精锐部队,其中两支是后来被许多军迷推崇为“铁血虎贲”的“国军德械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俞济时此时任八十八师的师长。
必须承认,国民党军在上海打得不错,迫使日军四易主帅。不过日本人此时还不想全面侵华,还急于消化东北的“胜利果实”。詹长麟作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一分子,经受了战争残酷的洗礼。
  詹长麟直到第一次淞沪战役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才向团长黄永淮请假回家探母,以后就留在家里。

这段军旅生涯对詹长麟的人生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视为他成为一个出色特工的培训期。作为一名黄埔嫡系部队的军人,他必然要接受黄埔思想的熏陶,国家大义自不待言。军人做事讲究程序,强调临危不乱,这些都是特工的必备素质。而且他见证过第一次淞沪战役的血与火,早就见识过日本军队的横暴,更能激起他的国家大义。如果没有这一段历史,他也不一定会成为军统的发展对象。

(1913—2008)

詹长麟在家赋闲没有多久,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想介绍他去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工作。据詹长麟老人在《寻找英雄》记载:1934年的一天,他的父亲去鼓楼黄泥岗的何家茶馆喝茶。这家茶馆,父亲常去,有很多熟识的茶客。父亲有一个朋友叫王明和,王明和对父亲说,日本总领馆现在缺一个仆人,我让我家儿子王高科介绍你家儿子去,好不好?詹士良问了一下报酬,每个月14块银元。他回家和詹长炳、詹长麟一合计,决定让老二去,原因是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而且老二毕竟见过一些大场面。实际上,他们都不喜欢日本人,詹长麟尤其不想去为日本人服务。没办法,生活所迫,毕竟一个月14块银元啊!14块银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才3块银元。
1934年,詹长麟21岁。
就这样,詹长麟在几天后跟着王明和的儿子去了日本总领馆。詹长麟当时住在黄泥岗附近的薛家巷14号,离日本总领馆不远。当时位于南京北京西路1号的日本总领事馆是日本在华的最高外交派出机构。
王高科先带詹长麟去见了掌管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宫下看了看詹长麟,觉得詹长麟眉清目秀,本本分分的,觉得很满意。他让詹长麟跟着他去见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由总领事大人最终决定用不用他。詹长麟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到了须磨的办公室,始终低着头,显得很腼腆的样子。宫下跟须磨汇报说,这是我们新招来的仆役。须磨上下打量了一下,说了一句,要西(很好)。就这样詹长麟被录用了。
实际上,这是军统有意安排的。王高科是军统打入日本总领馆的特工人员。他介绍詹长麟进入日本总领馆工作是上级一手策划的。詹长麟长期在国民党军中服役,深受爱国主义思想熏陶。

从理论上来讲,担负日本在华间谍指挥机关职能的日本总领馆,是不会容许具有抗日思想,且有过军人背景的中国人进入总领馆当仆人的。日本总领馆当中的许多名为外交官的日本人,实际上是日本间谍。这帮家伙受过特殊训练,有着比常人敏锐的观察力,一般人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事实上,日本总领馆这次招人是有条件的。詹长麟到后来才知道。条件其实很严格,就是为了防止中国间谍混进来。

有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文(防止做间谍);第二,有至亲在南京(等于人质在手);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端正。

詹长麟如此轻易地通过日本人的面试。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年纪尚小,且看起来忠厚老实;第二,日本人对他的背景没有进行调查。日本人肯定对詹长麟的老长官俞济时了如指掌,可是没有人会去注意他身边的小勤务兵。他们更想不到,詹长麟参军的时候,还是个半大孩子,他15岁就参军了,1932年才离开部队,是个老兵了。加上他自1932年以来一直在家织缎子,对于一个仆人,日本人即使调查,也不会调查得太细。人算不如天算。日本人进攻南京时,军用地图上连紫金山战略要地上的每一棵大树都标得清清楚楚,却把这样一个有着六七年军龄的年轻人放在了身边,无异于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就这样,第二天詹长麟上班了。日本人果然没有看走眼,詹长麟的确是个勤快人,而且话不多,从来不问东问西的。日本人让他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有些时候还接听电话。14块银元也不好拿,杂事不少,而且工作时间长。每天工作16个小时,而且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隔三天还要上一个夜班。
刚上班半个月左右,有一天詹长麟刚下班,一个身着蓝布长衫、眼戴墨镜的年轻人到他家来找他。黄包车把他们拉到了鼓楼旅社。年轻人带他上了二楼,走进四号房间。一个同样打扮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年轻人退了出去。
詹长麟正在纳闷,中年人把墨镜摘下,笑嘻嘻地对他说:“你是詹长麟吧?在日本总领馆干得怎么样啊?你还记得1932年,黄团长准许你回家探母吧?”

此人对他的情况,如此熟悉,让久经沙场的詹长麟也不知不觉地心虚了。他一一作答。
中年人点点头,很满意。他介绍自己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赵世瑞。

首都警察厅特警科是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他向詹长麟讲了一些爱国道理,听得詹长麟热血沸腾,又回想起了那些在淞沪战场与日本人拼命的岁月。赵世瑞见詹长麟是血性男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让他进日本总领馆做仆人是组织安排的,目的是让他刺探日本人的情报。

他问詹长麟愿不愿意干,说完,撩起长衫,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道:“你已知晓组织的机密,自己选择,干就加入组织,不干,就在这里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全明白了,他二话不说,当即表示,干!他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报效国家。随即宣誓加入了复兴社。
于是,詹长麟成了复兴社安插在日本总领馆的65号情报员,化名袁露。他开始了在日本总领馆的“潜伏”生涯,每个月可以从复兴社领取10块银元的经费。他们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宽裕起来了。
詹长麟兢兢业业,办事妥帖,日本人很满意。薛家巷离日本总领馆绝对距离不是很远,可是每天早上上班也不容易。后来,日本人也许是为他上班方便,也许是觉得这个人是个能干的好手,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提高工作效率。
1938年,军统成立,詹长麟也就加入了军统。詹长麟加入军统后,组织隔三岔五地对他进行培训。教他怎样偷拆信件,如何交接情报,如何用明矾写密信。

表面上,忠诚的仆人詹长麟每天都在勤劳地工作,勤快地扫地、擦桌子、倒废纸篓。日本总领事很喜欢他,把他调到公馆楼侍奉自己,于是詹长麟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总领事的办公室。实际上,他抓住一切机会,趁着日本人不在,偷偷地翻阅文件,甚至打开办公室的抽屉偷抄文件。他有些时候甚至把他经手的信件带回家,偷拆,抄下信件内容,再用火漆封好,盖上他用骨头做的邮戳,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去,或者寄出去。
自从他被调到公馆楼,日本人觉得仆役的人手又不够用了,又让他把自己的哥哥詹长炳找来当差,也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自然而然地,詹长炳也被复兴社吸纳为成员。

1939年6月初的一天,在日本书记官船山的房间里打扫卫生的詹长麟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他当即抄录下来,回去汇报给上级。一翻译才发现,这是一个重大情报。
6月10日晚间,时任日本总领事的崛公一要在总领馆宴请前来视察的日本外务省清水留三 郎次长及其随员三重。崛公一打算请大批在华的日本军官以及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作为陪客。6月8日,詹长麟搞到了客人名单,他吓了一跳,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日本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所有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名单如下:


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则一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
总领事崛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等4人为东道主。

军统南京区决定投毒,将这些日寇和汉奸一网打尽。经过精心策划,毒药由詹长炳负责交到詹长麟手中。詹长炳向詹长麟传达了军统南京区的指示,希望詹长麟在投毒之后,自己也饮下毒酒,这样就可以制造中国仆人因为义愤而投毒杀死仇人的假象。

詹长麟思虑再三,请求詹长炳请示上级,他希望全身而退,能够保存有用之躯,再度杀敌。再说,他觉得,完成任务之后再让他死,没有意义,日本人还是会追查下去。经詹长炳请示,上级同意了詹长麟的要求,并对他家人的撤退做了妥善安排。

军统南京区专门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投毒事宜。詹长炳去参加了会议,当天晚上詹长炳把一个有手指粗的药瓶交到了詹长麟手中。药瓶里装着白色的粉末,药瓶上面有“USA”字样。詹长炳告诉詹长麟,这是军统从美国弄来的毒药,剧毒,沾上就死。詹长麟暗暗地把药瓶藏好。
日本人举行宴会的日子到了。军统这一次做得很人性化,10日早上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安排詹长麟全家吃了个团圆饭。

吃完饭,詹氏兄弟照常去日本总领馆上班,他们的家人则由军统护送,渡江去八卦洲农村躲了起来。

詹士良带着自己的老伴詹潘氏和大儿媳詹朱氏、二儿媳詹黄氏、女儿詹兰英,以及孙子、孙女借口参加城外亲戚的葬礼,从燕子矶下游的笆斗山渡口乘船到江北。
因为詹长麟深得负责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的信任,整个领事馆吃的喝的都归詹长麟掌管,厨房里大大小小的钥匙都在詹长麟手里。因为崛公一想让清水和三重尝一尝异国风味,所以决定用中国菜、中国酒招待。

詹长麟去南京有名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四坛绍兴黄酒。老万全酒家位于南京中华路三山街119号,是个老字号了,不仅卖中国酒,许多世界名酒都有。詹长麟在下午趁人不在的时候,把毒药倒在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入一点点黄酒摇匀,把瓶子放在过道的柜子底下藏好。
开席前,詹长麟把装有毒酒的瓶子取出来,把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再倒入黄酒摇匀。为了保证在场的“王八蛋”们都能喝下毒酒,詹长麟自己去宴会厅,一杯一杯给这些家伙倒好。
晚上7点,宴会准时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日本要员没有来,崛公一从总领事馆里找了几个工作人员把席补全。船山书记官通知书记官宫下、吉生、金子,警察署长内藤四郎、翻译石桥等迅速出席宴会。
詹长麟借口肚子疼,出去找医生开点药,离开了日本总领馆。在此之前,詹长炳早已借口有事,先走一步了。他从日本总领馆的后门出去,骑上自行车在傅厚岗的高原岭小巷子与詹长炳会合,哥俩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过玄武门,直奔燕子矶江边。刚准备上船的时候,有两艘日本人巡逻的小火轮开了过来。他们赶紧闪到芦苇荡里躲了起来。等小火轮走远了,才过了江。他们过了江之后,到了军统在江北设立的一个叫徐家洼的联络站。
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逃走后不久,日本人的酒席开始了。日本鬼子和汉奸们首先举杯祝天皇身体健康,随后一饮而尽。过了大约十分钟以后,有人喝出来酒有问题,刚喊了一声“酒里有毒”,就瘫倒在地。酒席上乱套了,陆续有人倒下。
日本人一面召集医生前来抢救,一面派人调查投毒之人。虽然南京城里最好的医生都赶到现场,宫下、船山两人还是毙命了,梁鸿志、高冠吾等汉奸以及很多日本要人已经中毒甚深,经抢救好歹保住狗命。詹长麟投毒所用的毒药是氰化钾。氰化钾毒性很大,只要足量进入人体,大约十秒钟就可以致人死命。可能是因为毒药量太少,酒又太多,或者是因为氰化钾溶于酒后,效力下降,所以很多日伪要人得以生还。

解放后詹长麟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原址前留影

抗战胜利后,詹长麟获得了5万元的奖金,上头还奖给他一个忠勇杀敌的银盾。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退出军统。组织同意了。他用这笔奖金在中央门外神策门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三层的小旅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旅馆公私合营。
詹长麟老人一直不愿让外界知道他的行踪及当年毒杀日伪敌酋的壮举。这位性格内向的老人一直教育家人:“我们不能借着这架梯子往上爬,以寻求政府的特殊照顾。”多少年来,左邻右舍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抗日英雄。他的传奇故事直到央视录制的《1939年的夏天》播出以后,才广为人知。社会各界对老人表示了高度的敬意。然而,特工出身的老人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境和一贯的生活方式。
2009年9月28日,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前夕,他和詹长炳一起被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南京模范英雄人物”

老人在2008年11月与世长辞。

参与南京毒酒案的军统南京区的有功人员名单。
行动执行者:军统南京区基层特工詹长麟
传递毒药者:军统南京区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詹长麟妹夫)、基层特工詹长炳
行动最高领导: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
行动直接领导: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
行动总联络人:军统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
毒药选定者:军统南京区会计主任安少如
行动善后者:军统南京区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和李再生、王高科(王的职务不详)

(来源:中外书摘201212 作者:季我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