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宁汉合流到宁汉战争,中央权力重组,大赢家到底是谁?

由宁汉合流到宁汉战争,中央权力重组,大赢家到底是谁?

八月下旬,宁、汉双方举行庐山会议后,国民党团结之说盛传一时。事实上国民党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未停止,八月二十一日,汉方江左军何键部开入安庆时,宁方夏斗寅、王普等部及安徽省政府、省党部等机关均向下游芜湖撤退;九月五日,江右军刘兴部继续向芜湖进展,宁方军队及党政机关又向当涂、采石撤退。七日,唐生智由九江到安庆、芜湖一带检阅军队,十一日即折回汉口,并不前往南京。这些情况,说明宁、汉合作完成北伐只是纸上空谈。

在这时期,唐生智派兵扫荡湖南境内的异己势力,宋鹤庚兵败下台,许克祥退入广东,湘南粤军因防堵南昌起义军入境而移师入赣,湘西黔军又因滇黔发生战事而全部撤走。由于后方形势趋于稳定,唐军得以全力向长江下游发展。

九月上旬,宁方击退渡江孙军后,南京转危为安,何应钦、李宗仁等认为当前大敌为武汉军,因此并不集中力量渡江追击孙军,而将主力移向南京上游,准备与武汉军一决雌雄。

当时一般人把宁、汉之争看作是汪精卫、蒋介石两人争夺政权的斗争,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汪、蒋、胡三人号称为国民党三领袖,他们的分合关系是随着一时利害的不同而变化无定的。汪、胡两人曾经是志同道合的老搭挡,由于争夺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后来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政敌。汪伪装左派,口才流畅,具有迷惑人的一套外表,胡则沉默寡言,阴险莫测,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主要首领。他们本来都看不起在国民党中为后进的蒋介石,并且都曾受过蒋的排斥,但是蒋手中握有兵权,他们又争相拉拢而又反为蒋所利用。蒋要夺取党权、政权,必须在党内两个头面人物之中拉拢一个作为政治花招。他在需要谁的时候就拉拢谁:汪以“左派”姿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时,他就联汪倒胡;当他自己背叛革命、“清党”反共时,又联胡反汪。蒋的下野不是由于汪精卫的反对和武汉军的压力,而是他的军事实力基础发生了动摇。蒋的嫡系以何应钦为首的第一军,与以桂系军阀李宗仁为首的第七军,为争夺政权、财权形成对立,何应钦又有取蒋而代之心,蒋才伪装下野,置身事外,以便观望风色,待时而起。蒋下野后,汪精卫与武汉军即不再以蒋为攻击的对象了,当时的宁、汉之争,实际上是国民党新军阀争夺地盘地位的斗争,即何应钦、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斗争。

当时谭延闿、孙科为汉方代表,程潜的第六军、朱培德的第三军也是属于汉方的军队。其实,谭、孙之流都是为个人打算的投机政客,他们到南京后,就与宁方合流而不再听命于汪。程、朱二人与唐生智之间也存在深刻矛盾,当然更不愿充当唐的开路先锋。同一时期,汪精卫又想离开武汉,另向广东发展,因此,汉方形势日益涣散,唐生智处境陷于非常孤立。

九月五日,汉方代表谭延闿、孙科由南京到上海,与宁方辞职赴沪的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五委员磋商弃嫌合作的问题,请其到南京参加四中全会,胡等不愿与汪精卫合作,加以拒绝。六日,汪精卫偕同汉方委员朱培德、顾孟余、陈公博等由汉口到了南京,汪在当天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欢迎会上力言国民党内部分裂,宁汉双方应当承认各有错误,本人到南京是来公开请罪的,一俟大会结束(大会指定期九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即当引咎辞职,言下表示即将亲往奉化挽留蒋介石复职。

汪由反蒋突然变为联蒋,当时一般人士颇以为奇。其实,他见宁方党权、政权都掌握在国民党右派的手中,宁方军队又与武汉军对立,他的地位非常孤立,想把蒋争取过来作为他的同盟者。汪精卫从来就是采取这种反复无常的手段来争夺政权的。

由于胡汉民等拒绝合作,谭延闿、孙科七日回到南京与汪见面,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暂缓东迁,俟全会召开议定合并办法后再行迁来。九日,汪、谭、孙三人偕同李宗仁、朱培德等到上海,拟在上海先开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电请蒋介石前来参加。从十一日到十三日,宁汉双方委员在沪举行谈话会,通过孙科的建议,决定由宁、汉、沪三方合组特别委员会为行使党权、政权的临时最高机关,所谓沪方是指宁方辞职到沪的五委员。十三日,汪忽以“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为理由,通电下野并自请处分。这是他向右翼集团投降以图恢复其党政领导地位的一种手段。十四日,谭延闿、孙科、朱培德、蔡元培、伍朝枢等同返南京,十五日即在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推定汪、蒋、胡等三十二人为中央特委会委员。同日,西山会议派也在孙中山陵前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同意设立中央特委会,完成党政统一。

十六日,特委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推谭延闿为临时主席,草拟宁汉合作宣言,并电促汪、蒋、胡等迅速来南京就任中央特委会委员。十七日继续开会,推定国民政府政务委员四十三人,其中以汪、胡、谭、蔡、李(烈钧)五人为常务委员;推定军事委员会委员六十六人,其中以蒋、汪、胡、谭等十四人为主席团;又推定蔡元培为大学院长兼代教育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孙科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宁汉合作宣言,宣布党的统一完成。

这个特委会是国民党右派集团联合西山会议派来排斥汪精卫集团的。他们把汉方代表谭延闿、孙科等拉过来以孤立汪精卫集团。关于宁汉合并问题,本来决定应由四中全会讨论,他们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段,提前召开所谓中央执监临时会议,成立了这个非驴非马的党政最高权力机关。他们拿汪蒋胡合作、国民党大团结做幌子,进行政治分赃,但在会议上却又提出了所谓“附逆”委员应当除名及审查某些委员有无“附逆”嫌疑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打击汪精卫集团分子。二十日,由特委会产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机构改组成立。这样一来,汪精卫的政治野心完全失败,所以二十一日他回到汉口筹商对策。就在这一天,汉方汪精卫、唐生智等根据上月二十二日武汉中央迁往南京、武汉改设政治分会的决议,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所辖地区为湘、鄂、赣三省。

政治分会本来是军事未定时期的一种临时组织,此时所谓宁汉合流的南京国民政府既已成立,长江以南又非用兵区域,所以南京特委会议决取消各地政治分会,以便将事权统一于南京中央。但是各地军阀、官僚、党棍对于这一决定都不加以理睬。所谓政治分会与北洋军阀的巡阅使制丝毫没有区别,目的在于割据一方,形成独立王国,此外就谈不到有何作用了。

在这时期,蒋介石对南京特委会采取了局外旁观的态度。他已察觉到长江上下游必将出于一战,南京政权组织最后将由军事来解决,坐观成败、等待时机是他最好的自处之道,因此他抽出时间来进行个人“政治结婚”,借口探视宋母,于九月二十八日偕同张群到日本去了。

由于宁汉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仍然处于严重对立的形势,十月二日,南京派孙科、伍朝枢等为代表到庐山,与在当地“休养”的汪精卫等进一步磋商切实合作的问题。原属汉方的孙科此时忽然作了宁方代表,当时又引起了一般人士的惊奇。十月五日,孙、伍等向汪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二)武汉军继续北伐,(三)恢复中央党部。汪也提出三项补救办法:(一)仍照原议迅速召开四中全会,全会闭幕后,即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其职权;(二)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并同意其继续存在,但须与中央常务委员会划分职权;(三)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限。这些办法取得了宁方代表的同意,并共同决定改期于十一月一日在南京举行四中全会。关于军事问题及安徽党政问题,宁方代表提出:(一)唐生智扩张军队太快,以后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扩军;(二)汉阳兵工厂枪支,须由军委会分配,各军不得自由提取;(三)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应即改组;(四)李、白、何、唐、程五总指挥同时出兵北伐。汪对这些条件并未提出异议。十日,汪、孙、伍等同往汉口与唐生智进行会谈,以便把这些条件肯定下来。

十一日,宁汉双方代表在汉口四明街唐宅举行谈话会,对于召开四中全会的时间、地点以及追认特委会等问题取得一致。十三日,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等也有来电表示赞成,看上去宁汉又有重归于合的趋势了。但是问题并不如此。早在九月二十九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指摘南京特委会代行中央职权违反党章,不能予以承认,但在党的合法机关未恢复职权以前,可以承认由特委会产生的政府为事实上的政府,与之为有条件的合作。另一方面,西山会议派反对召开四中全会,理由是说三中全会乃是宁汉分裂后汉方在未举行“清党”反共以前召开的,不能认为有效,因而四中全会的召开是没有根据的。但这只是关于法统方面的争端。事实上,如前所述,当时的宁汉之争主要是国民党新军阀关于地盘权力的冲突,在宁方代表所提的安徽党政改组和军火分配的问题上,明显地看出这是宁方采取的先礼后兵的步骤,这些条件都是唐生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只有出于战争解决之一途。

南京一、七两军自龙潭战役以后,仍在共同求存的条件下维持合作,商定以何应钦、白崇禧为第一、第二两路总指挥,主持津浦路战事,李宗仁、程潜为第三、第四两路总指挥,主持西征军事。西征时期,津浦路以守为主。西征军分为江左、江右两路,参加者为六、七、十九、三十七、四十四各军。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这个时候,张发奎军已经控制了广州的局势,而武汉又为四战之地,胜负尚未分晓,因此汪精卫于二十一日动身赴沪,即于二十五日秘密转赴广州。

西征军发动的时期,江西朱培德所属第三军王均、第九军金汉鼎两部均在南浔路集中,朱已秘密接受了宁方所委的第五路总指挥,在安徽的唐军有被截断的危险,因此唐下令刘兴、何键两军退出芜湖、安庆,二十五日西征军不战而入安庆。同时,在河南的冯玉祥,在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在贵州的周西成都是反对唐生智的,鄂西还有鲁涤平的第二军,也因谭延闿加入宁方而有反唐的倾向。宋鹤庚旧部及许克祥军改编为新十三军后,以方鼎英为军长,又由广东北江进驻湘南宜章。在这些情况下,武汉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因此唐军继续缩短战线,十一月七日至十日放弃武穴、田家镇、蕲春退回武汉。

十一日,唐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等在四明街本宅举行会议,拟调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部由岳州开到武汉增援,张拒不受命[4],唐即下令当场将张绞毙,并宣布本人过度疲劳,拟即下野休息,下令全军退往湖南,派贺国光为武汉卫戍司令,负责维持治安。即晚唐乘日本军舰离汉下驶东渡,次日唐军全部退出武汉,十五日西征军由下游赶到。

唐军退走时,陈嘉谟献出军饷四十万元获得释放,被囚于西园总部的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也获得自由[5]。

十一日,南京政府下令解散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