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凯利禁止销售避孕用品案——大法官的智慧

胡•凯利禁止销售避孕用品案——大法官的智慧

HUGH CAREY v, 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1TONAL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7)

(一)案例简介

案由:根据纽约州教育法,以下行为属于犯罪:(1)出售或分发避孕用品给任何未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2)任何没有注册的药剂师分发避孕用品给十六岁或超过十六的人;(3)任何人,包括有执照的药剂师通过广 告或在公开场合展示避孕用品。

初审判决:地区法院认为纽约州教育法的以上规定不符合宪法。

终审判决:纽约州不服上诉,联邦最高法院终审同意地区法院判决。

(二)终审判决书

(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由大法官布雷兰、大法官斯多尔特、大法官马歇尔和大法官布莱克曼共同呈递)

虽然“宪法没有提及任何隐私权,”但最高法院认为受第十四修正案程序公正法保护的“自由”体现在,人具有“个人隐私权,或受到保护的一定领域的隐私权。 ”个人隐私权包括“独立作出某种重要决定的权利” 。虽然最高法院并没有规定隐私权的外延,但很明显,个人可以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作出一些私人决定,诸如“与结婚、生殖、避孕、家庭关系、孩子抚养和教育等有关的决定。”

是否生育孩子是这些受到宪法保护的决策中的核心决策。该决策权是隐私权特别重要的方面,在格雷斯威尔德案中就认为禁止使用避孕 用品的条令是违反宪法的。而且在最近几年不断出现避孕和堕胎的情况下,大多数州都废除了该条令。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人类最隐秘的行为中,决定是否怀孕是最私人化和最敏感的问题。

但是,私人有权利决定是否避孕并不意味着各州应该取消对这个领域的管理。对商业上制造和销售避孕用品行为的规范和管理并不侵犯私人 权利,如果有充分的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州也有权利对该领域进行管理

对此,本院的判决如下:

I.首先,本院认为禁止分发非医用避孕用品给成人(除了注册药剂师)的规定过分离谱。

上诉人(纽约州)争辩说,最高法院没有把“获得避孕用品的权利”作为个人基本的自由权利。他们强调说,格雷斯威尔德案虽然否决了州禁 止使用避孕用品的规定,但对“规范避孕用品的销售和生产”问题没有进 行讨论。爱森斯坦案宣布,根据平等保护条款,“无论个人拥有避孕用 品的权利究竟是什么,已婚和未婚者都应该平等享受这个权利。两个案 例都没有说明州是否有权利限制或禁止分发或销售避孕用品给个人,无论已婚或未婚。

上诉人的这个论点有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宪法保护个人权利……是为了使政府不能非正当地干涉个人 诸如是否生养小孩这样的决定。”格雷斯威尔第案认为,“禁止使用避孕用 品而不是规范避孕用品的销售和制造”使康耐狄克州法律“极大地破坏了 个人隐私权”,这种对“神圣的床笫生活”的干涉使该法规显得特别的“可憎。

格雷斯威尔德案的判决结果证明:宪法保护个人的生育决定权不受州的不正当干涉。

因此,本院认为,对分发或销售避孕用品的限制很明显侵犯了个体的自由决定权。禁止销售避孕用品是对生殖或避孕这些个人事务的干 涉,这与禁止使用避孕用品一样严苛。实际上,禁止销售避孕用品,由于 其更容易而且实施起来更少阻力而对人们自由选择避孕有更加灾难性的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限制性条令是否服务于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

上诉人认为,对非医用避孕用品销售的限制:(1)表达了对“年轻人不 应销售避孕用品”的合理担忧;(2)“使购买者可以对不同产品的质量有一个了解,防止任何人进行不正当交易” ;(3)有关设备的运用问题。第一点理由并不能证明该条令对合法权利的侵犯是合理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该条令显然与任何防止向年轻人售卖避孕用品的目的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还有,该条令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质量控制,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药剂师特别适合对各种非医用避孕用品提出合理建议。为什么药剂师与零售商相比就更有可能阻止小包装产品的不正当交易?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为什么一定是避孕用品要做这样的特殊保护?上诉人没有对此作出解释。

II.地区法院也认为禁止散发或销售避孕用品给16岁以下孩子的条款不符合宪法。但上诉人争辩说该条款的制定是为了规范青少年的道德行为,减少青少年性交混乱的现象,这是宪法所允许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惑,那就是州规范青少年的行为但对成年人的行为却不给予规范。虽然我们一直没有给“青少年和州的关系”下一个定义,但是,有一些原则必须得到肯定,即“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受宪法的保护,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人 “无论如何,第十四修正案和人权法案都不只是为成年人而制定。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承认,在不同的情况下,“州对孩子行为的管制可以超过对成年人行为管制的范围。”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有对生殖等重要隐私问翘的决策权。丹佛案认为,“当未婚的青少年怀孕,在初孕12周内请求堕胎时,州不应该笼统地制定法律条款要求必须得到其父母或有父母身份的人的同意。”此案中,要求配偶同意的条令也同样被最高法院否决,因为“宪法不允许州赋予第三方绝对的、有可能是专断的否决权J “州本身也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否决权。”州 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限制只有在“具有重要的国家利益——与成年人绝对无关”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但是,丹佛案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利益。

由于当怀孕少女决定堕胎的时候州不应该笼统地加以禁止,或者要求有父母的同意,因此,笼统地禁止向未成年人分发或销售避孕用品也是不合理的。毕竟,保护怀孕少女的精神和身体健康、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应该更多地与堕胎而不是与使用无危险的避孕用品有联系。

然而,上诉人争辩说,控制青少年对避孕用品的使用体现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青少年自由使用避孕用品会导致青年性行为的增加,违背纽约州减少青少年性行为的政策。这种论点无异于是说,可以通过增加性行为的风险的办法来减少性行为。这种论据同样也可以用在禁止少女堕胎,甚至禁止堕胎,或者禁止未婚者获取避孕用品上,因为他们的性行为在许多州都违反了公共原则。然而,最高法院在各个领域里都驳回了该论点。最高法院对该论点一致驳回的理由在爰森斯坦案中得到了充分阐述:“州把怀孕、计划外孩子的出生或堕胎看作通奸来进行惩罚,这明显是 毫无任何理由的。”州没有权利去树立这样的“价值观”。

而且,是否通过控制使用避孕用品就可以减少早期性行为也非常值得怀疑。上诉人也在地区法庭上承认,“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青少年性行为会随着拥有避孕用品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也没有这样的证据。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却引用了相当多的证据证明限制避孕用品的使用并不能抑制青少年性行为。虽然我们也注意到,不管是否控制使用避孕用品,青少年性行为的发生率都很高,而且往往导致恶果,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在判决的时候过多考虑被上诉人的引证。本院再次强调此原则:当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时候,如果州试图证明这种限制是合理的,是完成重要的州政策的手段的话,州提出的理由就不能只是一种缺乏 证据的、仅仅与该政策有联系的主观臆断。

HI.地区法院认为对任何避孕用品的“广告和展示”的禁止也是不符合宪法的,本院同意此判决。在1976年的弗吉尼亚制药业协会案中, 最高法院就判决州不应该“压制公认正确的、合法的信息的传播”,即使该信息属于“商业宣传”。

维持地区法院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