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清末民初,原本一直聚焦于中原(汉族)历史文化的日本学界,突然掀起了针对满、蒙、回(新疆)、藏等“边疆地区”的“研究狂潮”(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民国教科书中的“五胡”)。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学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真的是单纯的“学术兴趣”吗?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满洲拓殖公社”的办公地点,即“康德会馆”

1)什么是“东洋史学”?

在具体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东洋史学”。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于“东洋”一词的理解,与中国人截然不同。具体而言,中国人认知中的“东洋”专指日本,日本人认知中的“东洋”则囊括了整个亚洲。

更为有趣的是,“东洋史学“中的“东洋”并不包含日本,而是泛指日本之外的亚洲诸国。当然,其叙事重点是中国。

幕末日本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东洋史学”的奠基人,是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筑波大学前身)任教的那珂通世(1851—1908)。他长时间致力于中国、日本及古代朝鲜史的研究,尤其在蒙古(元朝)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极为傲人的成果。

1888年初,好友三宅米吉从海外回国后,为那珂通世带回了数十本由西方学者编撰的亚洲史著作。西方学者缜密、扎实的学术功底,不仅给予了他非常大的心灵震撼,也让他有了创设“东洋史学”的想法。

那珂通世(1851—1908)

基于中等学校学科教授的立场,那珂通世对于“东洋史学”这一学科的创设动机与讲授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世界史分析为东洋史及西洋史,而东洋史因以中国史为重”,“东洋历史以中国为中心,论及东洋诸国之治乱兴亡大势。它应与西洋历史相对,成为世界史之一半”

“东洋历史之讲授,应注意其与我国以及东洋诸国古史之相互影响。另,也需说明东洋诸国对于西洋诸国之关系”,“此科应以中国历代兴亡为主线并说明其人种之盛衰消长”,“东洋历史并非单单是东洋诸国之兴亡,也应述及中国(汉族)种、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之盛衰消长也。”

筑波大学校园

1894年,那珂通世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东洋史学”科目的“建设理念”,得到了与会教授的积极响应。1896年,该校的地理历史专修科规程里面,分别设置了本邦史(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科。

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支(中)那(国)史学科”,正式“升级”为“东洋史学科”(拓展阅读:东瀛志: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是如何建设“现代化”大学的?)。

今天的东京大学

2)那珂通世的“中国史研究”

在19世纪80年代末,那珂通世指出,作为中等学校教科书的“中国史”,具备重新编修的必要。以此为契机,他着手开启了“重编中国史”的工作。

1890年,由他主编的《支(中)那(国)通史》系列丛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文化进入了历史性的停滞期”。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延伸(拓展阅读:东瀛志:福泽谕吉是如何“看贬”中国的?)。

日语版《脱亚论》截图

值得注意的是,《支(中)那(国)通史》一书,写到宋朝便终止了。理由很简单,那珂通世认为,明修《元史》的可信度比较有限——“倘若要书写周到精确的元朝通史”,务必要“熟知中国事情”。

也就在这一期间,他也深刻地体会到,“作为处于蒙古族纵横东西两大世界要路上的广阔地域”的西域历史,“应有大力研究的必要”。

以此为契机,那珂通世从三宅米吉那里,借阅到了德国汉学家穆麟德(1847—1901)的英文著作《满洲语文典》等书籍,并自学了德语和俄语。另外,他从1896年开始,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满语和蒙古语的学习上面——这为其后续蒙古(元朝)史研究,奠定了非常强的语言学基础。

《支(中)那(国)通史》封面

在1899年—1902年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学者陈毅(1871—1929)带着“调查学制”的使命,先后两次来到日本,并结识了那珂通世。

那珂通世向陈毅提出,日本的元朝(蒙古)史料十分贫乏,嘱咐他寄送相关方面的史籍。陈毅回国后,先后给他寄去了《皇元圣武亲征录》、《双溪醉隐录》、《元儒考略》、《元朝秘史李注补》以及《黑鞑事略》的抄本。

有了众多史料的“加持”,那珂通世的蒙古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不久便出版了《校正增注元亲征录》以及《元史译文证补》的校刊本(1902)。

元朝秘史(校勘本)内页

当然,在蒙古史研究的过程中,最令那珂通世惊喜的,无疑是与蒙古文版《元朝秘史》的邂逅。在学者内藤湖南的介绍下,他在1900年初结识了访日的清朝学者文廷式(1856—1904),并从他那里知晓了蒙古文版《元朝秘史》的所藏地。

该版《元朝秘史》由正集十卷和续集二卷组成,正文为汉字音译的蒙古文并有汉字旁训,此外还附记有明朝俗语意译。1901年底,他如愿得到了该版《元朝秘史》的影印版。在得到该书之后,那珂通世立志将其翻译成日文版。

为了确保史实的准确性,他查阅了大量中国以及其他诸国的相关书籍。在他不懈的努力下,1905年10月,十二卷的日语译注本终于大功告成,这便是著名的《成吉思汗实录》,该书于1907年1月正式出版刊行。

此后,他一直着手于《成吉思汗实录续编》的编撰工作,还立志编撰《蒙古文典》。遗憾的是,1908年3月,他因心脏病发作急逝,时年五十八岁,两项工作也均未能“顺利收官”。对于他的去世,三宅米吉痛叹道:“此诚国家之损失,学界之不幸也。”

《成吉思汗实录》内页

3)后那珂通世时代的“东洋史”研究

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各阶层的民族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近代日本一直对台湾念念不忘?)。同样,日本学者们更是“理所应当”地认为,“日本作为亚洲民族,是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的主导权”。

于是,“东洋史学”的研究,打破了过往“日本历来仅仅以中国史为中心”的“狭隘”的叙事结构,将“东洋史学”升级为“(内容)必须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能)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地平等的立场”,“(旨在)解明东洋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运”的“历史学科”。

这些日本学者们信心爆棚地表示,“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日本应当是东洋学的前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对满(东北)、蒙、回(西域)、藏等地的人文史地,给予了重点关注。

制定侵华作战方案的日本海军

学界普遍认为,将“东洋史学”发扬光大的学者,分别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1865—1942)和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

一直立志于“振兴我国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的白鸟库吉,在突厥、乌孙、匈奴、粟特、康居以及朝鲜的研究,都赢得了欧美学界相当高的评价。后来,他在时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1857—1929)的支持下,成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编辑了《白山黑水文库》系列丛书。

与白鸟库吉一样,内藤湖南也对满洲(东北)、蒙古和朝鲜的人文史地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仅搜集了蒙古文版《蒙古源流》,还在沈阳拍摄了四千余张《满文老档》的照片,并以此编辑了《满蒙丛书》。

白鸟库吉(1865—1942)和内藤湖南(1866—1934)

除了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之外,以市村瓒次郎(1864—1947)。桑原骘藏(1871—1931)以及稍晚的和田清(1890—1963)、宫崎市定(1901—1995)等学者,对蒙古、朝鲜、安南(越南)、西域、西藏等地的人文史地情况,均有着相当多的研究。

更令人感到无力的是,尽管当时的中国学者们非常不服气,但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与日本相比)相去远矣”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汉族西来说”?)。

市村瓒次郎著《中(支)国(那)史要》封面

更不可否认的是,基于政治角度看,“东洋史观”之所以能在日本流行开来,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而“被阴”的对象,无疑是中国。

1)什么是“亚洲一体论”?

在19世纪末,“脱亚论”在日本可谓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亚洲一体论”的观念也正式粉墨登场。

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日本学者冈仓天心(1863—1913)。简单地说,他认为“亚洲文化远远高于其他文化,亚洲文化不仅在古代是最先进的,引领世界文明与发展,即使到近代仍未过时或落后”。

冈仓天心(1863—1913)

在1903—1906年间,他先后撰写了《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等文章,正式提出了“亚洲一体”的观点。

他在文中指出,“亚洲本为一体,喜玛拉雅山脉两侧孕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不过,亚洲文化固然优秀,但真正继承这优秀文化的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日本”。

为什么日本能成为“继承优秀文化”的代表?他分析道:“日本仰仗无与伦比万世一系天皇的恩泽,有未被(西方)征服过的自豪,继承祖先流传下来的膨胀无野心之观念和本能,使孤立的岛国日本成为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贮藏库”。

冈仓天心还认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集大成者”,“(日本)对东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领会,已远远胜于其发祥地”,“(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丰富”。

最终他得出结论“亚洲各国只有在日本领导下,实现亚洲一体,建立亚洲诸民族强大的组织,才能对抗西方的侵略”,“亚洲只有在日本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复兴”。

日军攻陷平壤,清军的金钱鼠尾辫子,实在是过于瞩目

在这样的认知“指导”下,他将甲午战争的爆发,归咎于“中国企图吞并朝鲜”所致,日俄战争的实质是“为明治维新的理想,为宝贵的古典文化遗产,为整个亚洲的复兴之和平理想而战”。

坦诚说,这种将对外扩张美化为“实现亚洲复兴”和“共同抵抗西方侵略”的论调,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最终成为了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理论基础(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满洲国”的教科书,是如何歪曲中国历史的?)。

进攻北大营的日军

2)何谓 “大亚洲主义”?

坦诚说,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在亚洲舞台上的角色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中国与日本的恩怨情仇)。具体而言,战败的中国不仅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还需要向日本割地赔款,失去了在东亚秩序中的“中心”位置。至于日本,则从东亚“周边”国家变成“大国”,并致力于成为“东亚的中心”。

与此同时,日本各阶层鄙视中国的情绪日益膨胀,甚至连小孩唱的都是“支(中)那(国)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的侮辱性歌谣。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野心,也从“雄飞东亚”升级为“称雄于世界,从亚洲的日本变为世界的日本”。

各大报刊杂志纷纷刊载文章,主张“彻底征服中国,由天皇来统治中国”,“最终让日本雄飞于世界万国”。首相山县有朋(1838—1922)更是向天皇建议,“日本应在朝鲜釜山、京城、义州之间修建铁路,将来贯穿中国直达印度,为日本在东亚雄飞创造条件”。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进入20世纪初,“亚洲一体论”衍生出了所谓“大亚洲主义”理论。“大亚洲主义”的拥趸们,基于种族对立的角度,提出

了“黄白人种之争,是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观点,并得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是东亚砥柱“的结论。

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帮助中国”的观点。具体而言,“大西洋文明(欧美国家)有向太平洋转移之趋势,而目前列强在太平洋的争夺处于均势状态,如果中国部分领土被他国侵占,太平洋均势就会被打破,列强就会因为分割中国利益不均而发生战争,所以,保太平洋和平,首先要保全中国”。

坦诚说,日本“保全中国”的本质,无外乎是为了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实际利益,保证与列强的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皇室

1916年,学者德富苏峰(1863— 1957)在《国民新闻》上以《大正青年与帝国的前途》为题发表连载文章,正式提出“亚洲门罗主义”:

“我相信日本帝国的使命,就是实行完全彻底的亚洲门罗主义。所谓亚洲门罗主义,就是亚洲的事由亚洲人处理的主义。如果日本国民以外的亚洲人无担当此任务的资格,亚洲门罗主义就是由日本人处理亚洲事务之主义。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将白人全部驱逐出亚洲,而是不使白人再侵害亚洲,清除跋扈的白人。”

一言概之,亚洲门罗主义的本质,就是“称霸亚洲“,使亚洲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独享”的“殖民地”。

德富苏峰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尚不具备“独霸亚洲”的实力。因此,他们只能奉行所谓“协调外交”政策。可即便如此,他们一直致力于在华盛顿体制的框架内,寻求扩大自己的亚洲利益,并试图摆脱西方列强的掣肘和牵制。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国力有了显著提升,欧美列强也没有精力“干涉亚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用亚洲门罗主义取代了协调外交。比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主动退出国联的举措,就是典型的案例(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日本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

日本国内“庆祝”“南京陷落”

3)日本学者的“中国野望”

在“举国亢奋”的大背景下,不少日本学者在充分借鉴了流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理念之后,对中国的版图,动起了“小心思”。

他们认为,“‘实际的中国’,只应该是以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满(洲)、蒙(古)、回(疆)、(西)藏等地,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民族共同体”,是“中国之外的周边”。

比如得到政治家近卫笃麿(1863—1904)支持的东亚会和同文会,以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理念论证“日本的亚洲主导权”,以“人种论”讨论中日两国的“唇齿关系”,最终得出了“日本乃是拯救东亚之盟主”的结论,并推演出了“中国应当强化中央,放弃四裔”的观点(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辛亥革命中的“排满”宣传及其时代局限)。

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前两句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1914年,内藤湖南在文章《支(中)那(国)论》中,就对“五族共和”理论提出了异议:“所谓五族共和云云,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考虑到实际力量,宁可一时失去领土,达到内部的统一”。在他看来,基于政治实力角度的出发,中国(北洋政府)为了内部统一,可以应当缩小版图。

伴随着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入,一些日本学者们甚至对满洲(东北)、蒙古、回疆、西藏、朝鲜等地,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

“五族共和”宣传资料

于是,20世纪初的“东洋史学”重点课题之一,就是重新定义“什么是中国”,其要点就是割裂“中原王朝”和“边疆地区”的联系,进而实现“瓦解中国”、助力日本“肢解中国”的目的。

因此,这一时期的“东洋史学”研究,经常得到官方或半官方的军部、兴亚院、国策会、各殖民地总督府以及各种驻外商社的大力支持。

1905年,白鸟库吉曾经在东京帝国大学山上会馆演说,提出了“倡导满(东北)鲜(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成立亚细亚学会”的建议,但是遭到了参会者的冷遇。可到了1908年,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1857—1929)的支持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迅速建立(拓展阅读:为了彻底占领中国,关东军一共向东北派遣了多少日本移民?)。

资料显示,“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不仅收集了大量有关满洲和朝鲜的文献,建立了“白山黑水文库”,陆续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等书,还培养了一批“东亚史学”学者,影响了整个日本“东洋学界”的“学术风气”。

老照片中的“关东都督府”

由此可见,“东洋史学研究”的背后,有着很强的政治思考与殖民背景。对此,白鸟库吉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序文中如是写道:“回顾六七年前,当收拾日俄战争的残局,经营南满之经济,保护和开发朝鲜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日本国民身上时,我曾经倡说在学术上对于满鲜的研究,乃是学界急务”。

在1915年出版的《满蒙研究汇报》第一号的“发刊辞”中,白鸟库吉更直接地说,“满蒙研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领域”

满蒙对我(日本)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今满洲蒙古为(日本通向)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我国国民岂可轻忽视之?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员牺牲则在五、六万以上”。

一言概之,这种夹杂了学术与政治两方意图的历史研究,到了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升级为了“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论述话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满鲜历史地理调查所”编纂的十余册《满鲜历史地理报告》,价格居然暴涨到了令人咋舌的“百金”,一度成为了在日本军方和政界炙手可热的“情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更为遗憾的是,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各阶层,基本是没有人能从历史、文化、语言和种族等学术角度,论证“国家”和“边界”合法性的相关论题。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才让中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如梦方醒——“四裔之学(边疆学)”的研究,居然有如此深刻的背景和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为了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的观点,傅斯年(1896—1950)联合中国史学界同仁,专门编撰了《东北史纲》一书。

为了反驳矢野仁一(1872—1970)发表的《满蒙藏非中国论》一文,傅斯年坚持使用“东北”而舍弃“满洲”。因为他认为,“满洲一词,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满洲国”的《满语国民读本》,到底都讲了些啥?)。

《东北史纲》封面

一言概之,近代日本对于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情,既可以视为是一种学术追求,但决不能无视其重构“东亚新秩序”的内涵。由此可见,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历史学科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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