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系列之一华夏近代国运亡于首先产生于华夏的资本的负面效应

论资本系列之一华夏近代国运亡于首先产生于华夏的资本的负面效应

谈资本,笔者建议大家还是对《资本论》进行深度的学习和思考

本文是从文明及历史视角谈论下资本


资本是财富,但财富不一定是资本。

财富是人类具备劳动能力后,通过劳动凝结,而产生的价值附着物!

资本是伴随资本主义、或者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资本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呈现为能够创造、带来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

从广义而言资本与财富的关系,资本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显现自身独特性质的财富。

总结一下:资本是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呈现追求自我增值的一种财富形式!


资本是财富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它呈现为追求自我增值为重要特征。

之所以把一部分财富用资本命名。在前面《华夏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现象到底反映了什么?》一文里,以贵族制度演化为路径,我们看到人类依附现象的一个演变历程。

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的“依附现象”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往的直接的“人身依附”,转化为劳动者对资本的直接依附(形成了对资本家贵族体系的间接依附)。

这就是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的内在逻辑(当然这里是从依附性视角所展开的讨论)。

资本的内在运行逻辑,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中,代替了以往历史中贵族的人的身份。

在以往对贵族依附的历史阶段中,财富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一般规律,更多是贵族作为人的意志的呈现。

但是资本主义时期,作为资本的财富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一般规律,已经呈现出资本自身的,违背资本规律使用的资本家,会极大程度是遭受资本本质的反噬而失败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以前的人类社会,是贵族控制财富,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控制了(资本家必须依照资本的规律行动(为标准))资本家贵族们!


资本的正面作用在于它的极其坚定地不断自我增值的运行样态之中。

资本是一种财富;

财富是一种对人具备价值的存在物;

价值是一种劳动的凝结和呈现。

也就是说,资本的不断的增值。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劳动凝结的累积。

这意味着几个问题:

1)、需要客观生产力条件

如果生产力不足够,或社会财富不足够。劳动生产凝结出的价值物——财富,是会大量被人们消耗掉的。比如古代社会,一家农户一年所产仅够温饱,那么农户所产财富基本被自身消耗,它(财富)根本无法形成继续增值的目的。日常消耗掉的那些财富不能称为资本。因此资本产生的客观前提,就是社会具备极大规模的财富生产能力。其生产的财富总量远超其日常消耗总量。这些形成大量剩余的财富状态,从这部分财富中才有可能演化出资本。

2)、资本不断增值显示的资本的主导性

如果人是财富的主导者,就不会出现持续的不断增值需求的资本。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意味掌握资本的资本家,不以个人意志,而是以资本规律来持有资本。这直接意味着,在人类还处于的“依附状态”历史中,人类大规模消除人对人的依附现象,而转变为资本成为被依附的主体对象。也就是如《华夏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现象到底反映了什么?》所呈现出的贵族结构;





3)、单个资本主体与对应的劳动对象的动态变化需求

资本不断增值,同时意味着,跟以往人身依附历史现象严重不同的是,依附与单个资本(资本家)的劳动者个体是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状态(也就是资本主义政治领域所说的“自由”的本意——能被资本自由的雇佣)。

因为以往人身依附状态,依附单个贵族的民众总量是相对固定的。民众在不同贵族之间的依附转换,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背叛,是在价值观上处于被批判的负面作用。

但是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当资本的规律主导资本家的意志。那么不仅仅意味人身依附被瓦解,转化为人对资本的直接依附。同时也意味着,单个资本掌握更多劳动者,能更多更大地实现增值。极大扩大生产规模(等于极大扩大雇佣劳动者)可以更快更大更多实现增值(不考虑市场竞争及供求因素)。因此,资本不断增值,直接意味着这种生产关系下,需要劳动者完全摆脱对人的直接依附。而呈现为现在所谓的人的自由!


资本的负面作用,来源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资本的增值为资本的核心目的,那么一旦资本失控,(资本家被认为是资本的人格化。就是资本家表面控制资本,但是实质上是资本对资本家进行了控制。资本家将资本的增值特质作为自身的行为目的。资本家实质出现了异化的状态)。社会的行事作风,以及行为目的,甚至文化价值观文明等等领域,就开始脱离人为核心的,而成为资本的。

资本是为了增值,为了利润,而不是我们所有的经济生活活动的追求人的更好的生活为目的。

那么我们以往认为的在经济生活中追求的一切的美好目标和标准,都将被资本不断增值的本性绑架。

也就是说,资本控制的社会里,一切的价值观,一切的社会共识,标准等等,都变成资本自身逻辑控制影响的共识标准。

这个现象在最近一系列的社会现象里表现出来。

文艺领域的审丑文化泛滥,娱乐领域的无能的小鲜肉当道,资本在互联网、教培领域垄断后呈现出,基于增值为目的的,对人类生活生产领域赤裸裸的压榨的负面效应。

如果放任这种现象不断扩展,最终我们必然会面临西方今天面临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政治领域的资本化(大量选举资本形成西方表演型领导人大量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资本主义党争(不同私有资本之间的博弈),比如经济领域的制造业空心化(资本基于最理想的增值,而无视一个社会的产业健康程度)。比如资本,尤其是私有资本泛滥形成的大规模的极端的社会财富及收入分配领域呈现出的两极分化现象(资本的增值形成其规模的必然扩张,资本规模化效应形成的大鱼吃小鱼的普遍现象,最终趋势必然向垄断现象演化。如果垄断资本是私有资本,等于全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及劳动者的命运落入少数垄断资本家的控制当中。比如日韩的财阀现象)。

最终资本负面作用的发展, 将必然断送一个文明的发展前景。中国在明清两朝,作为人类首先出现资本样式的社会,于人类各文明之中,首先体验到这种负面效应对华夏文明极大的杀伤性。


中国宋朝时期,生产力发展达到人类当时一个新的高度。这从前面讨论贵族体制的组织形式向士大夫模式转化间接证明。

这就在几个领域使资本诞生具备基本条件

1、唐后期海上丝路巨大利益带来的满足海洋活动的基本技术能力的大发展,到南宋时,随着南宋国际环境的极度恶化,加快了相关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

2、大规模的海洋利益入华,惠及更多的基层民众。传统的世家门阀体制,在经济基础层面彻底瓦解,在政治领域形成科举制为核心的新的士大夫贵族体制。士大夫阶层对民众的控制能力较以往、分封世袭贵族体制、世家门阀体制,再次大幅下降。

3、士大夫对民众和地方利益的控制的大幅下降,形成了军权向皇权高度集中的状态。皇权凭借军权的大一统,客观形成了全国市场一盘棋的初步基础。

4、社会生产力进步所呈现出的加速分工现象。这包括政治领域的文武官员分化,以及社会商人群体(商帮)逐渐成型。大型商帮的出现,显然需要社会中上层领域不能出现世袭性质的对地方利益、人力、市场、财富、资源的隔断性控制(比如分封世袭贵族和门阀世家都形成一个个地区和市场局部完全垄断控制的情况)。而形成这些局部垄断控制现象的往往是基于军权的碎片化现象(传统贵族天然拥有部分军权)。军权完全收归皇权是商人群体大规模独立分工出来的基本前提。



生产力大发展下,大量财富(包括大量海洋贸易利益入华)汇集与华夏,形成了一大批为了专注与利润和增值为目的的财富稳定产生。这就是资本诞生宋的现实历史。



宋朝的生产力进步,基于全面科举制的士大夫贵族体制的建立,军权历史性全面统一与皇权之下,以及社会分工加剧下的文武官员、商人等群体的分化等等社会进步现象。伴随的负面作用就是社会组织效率的大幅下降(见前面细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文),这与宋大规模转向海上丝路,导致对路上丝路重要利益共享方(北方及西域游牧族族群)的传统利益形成了巨大打击,客观激化了处于高度组织化的游牧群体与处于“人身依附”形态下的,社会组织效能历史最低的华夏农耕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

农耕民族基于历史发展长脉络看来,作为社会进步标志的社会分工加快加剧,其负面效能,就是分工加快加剧形成的内部的利益分化的加快。但是在军权统一皇权的大背景下,还没呈现出严重的恶果。

但是基层民众以大规模的中小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雇农现在存在,导致的组织效能的大幅下降。使得获得中原先进技术能力以及处于高度全面组织化的北方游牧族群,很快就在竞争中处于上风,并最终形成元代宋的朝代更迭。

而基于游牧族群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

元朝的社会治理,很快就进入让民间经济活动大规模放任自流的状态。元朝统治者更多只是“提纲挈领”抓住了核心问题——征税。

这就让宋朝大规模发展出的海洋贸易活动,从宋朝官方严密管控之下的状态,演变成最终,华东沿海一带从事海商活动的群体,事实脱离了官方管制,而呈现出利益私有化状态(大白话:吃独食)。

很多记录显示,元朝一些管理者,面对私人海商从海洋贸易活动中获得了巨量的财富眼红不已。于是下令私人船只不得下海贸易,只能雇佣官船下海,且由官方指定商人带头垄断海外贸易。以图让元朝统治阶层控制海外贸易。

但是执行十几年后不得不取消这些规定,很显然,海商走私很快就控制了市场。让元官方拿海外贸易利益大头的企图彻底失败。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元朝,由于元统治统治阶层的国家管理能力的局限性,导致了海洋贸易活动大规模落入华夏沿海私人海商的控制下。(可以参见明初沈万三的发家)。由于海洋商贸带来的极其巨大的利益规模,很快就让很大一部分的财富利益,演化成专注自身增值的作用。私有资本大规模出现的是在元朝。

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因为元的治理能力原因,海商私有资本的状大是基于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为背景下实现的。这种习惯和路径依赖,很快就在明朝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


华夏的资本诞生于宋,失控与元。

在明朝开国初期,形成规模并失控的华夏资本力量(也是人类首次显现的资本力量)在展现其促进社会的功能同时,也显现出,资本失控(资本寻求不受政治逻辑的管制,而努力实现其自身(增值)的本质)带来巨大的历史灾难。

江南以浙商为核心的海商集团,通过元朝政府严重丧失对海洋贸易活动的控制。而导致巨量的海上丝路贸易利益集中于他们手中。形成了类似明初沈万三为代表的华夏海洋资本集团。

海洋资本基于失控状态进行的财富积累路径的依赖。在明朝建国,随着海商集团对几路主要反元势力押错了宝。导致了明朝一开国,海商集团就与朱家政权形成了对立冲突的先天隐患。随后随着朱元璋对明帝国强烈的控制企图与海商集团习惯于自己把控海上商贸活动形成了严重的冲突(海商集团不接受明政府主导并分润大部分海洋贸易利益)。

两大利益集团,围绕对海上丝路的控制,相互斗争形成了僵局。最终反应为明朝开始的著名的海禁现象。

现代一些中国人把明朝开始海禁解释为闭关锁国。这是基于西方对中国片面认识观点的牙慧论调。

海禁本质就是人类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资本力量,因为特殊的历史进程,形成了资本与政权的对立,最终在政权管制领域出现的大规模资本失控现象。——这是资本诞生以后,其负面作用第一次大规模在华夏爆发,并引发严重历史后果的现象。

我们看到,资本诞生以后,第一次负面作用的展现,就以献祭领先(引领)人类数千年的华夏文明气运。导致华夏近现代一百多年历史严重落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巨大历史灾难。

对今天的中华民族而言,对资本负面作用的警惕,需要放在极高的实践重视程度上。



明朝海洋资本的失控,让整个明朝,海洋资本和皇权的争斗长期处于僵持状态。

这个僵持就是以贯穿明朝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海禁为基本外在表现形式——即皇权不下海,资本不登陆。

而这个僵持,直接让华夏文明丧失重大的资产阶级自我变革的重要窗口期。

之所以有这个判断,就是从华夏海上势力控制范围来看的。

明永乐朝,当时人类最强大的远洋舰队,(15世纪初)郑和舰队清扫了西太平洋南海即印度洋海路,并进入北非中东地域。但是明中期,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由此,明朝廷根据各种原因,在1567年再次开关通商,而明末17世纪20年代(明亡于1644年),荷兰人来到中国近海,并攻占台湾。


我们看到, 在15世纪初,华夏海上力量涵盖范围远到北非中东,但是一百多年后,欧洲通商力量就到了中国近海。再过一甲子多年,欧洲海上军事力量就来到华夏近海。

也就是说,在从明初到明末两百多年间,并没有明显受到欧洲海洋方向的威胁。但是华夏海洋力量,几乎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逐步被压缩到近海。本来一直与政府博弈僵持的海商资本,首先感受到压力,不得不于政府相对媾和(1568年,即隆庆开关后第二年,东南沿海剿灭倭寇有赫赫之功的戚家军北调长城,基本宣告长期戕害华东沿海人们的所谓倭患基本平息),促使隆庆开关的实现。但是即便如此,据说在隆庆开关后近70年,西方殖民者在全世界殖民地搜刮的数亿两白银流入华夏,但落入明政府手里的,不过每年数万两税银而已。

皇权和海商通过和解,明政府获得东南沿海安定的局面,而海商资本依旧保持住了两百多年来(可能超三百年(含元朝))绝大部分利益留在自己手里吃独食的海洋贸易“传统”。

海商通过跟皇权媾和,抵抗日益增大的西方海洋力量。而皇权在朱棣之后始终无法主导海洋贸易局面,而持续对远洋活动无利益刺激而毫无兴趣。相反明朝中后期内部矛盾和传统的与北方游牧族群的关系问题成为明政府日益关注的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说,从明朝开国到荷兰力量来到中国近海的两百多年,是华夏文明发展资本力量,并产生内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关键窗口期。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资本基于自身的增值到一定规模来主导人类的内生规律,在明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华夏文明不同力量集团之间超长期的内耗、内讧。而错失了这个200年的窗口机遇期。

以荷兰殖民者攻占台湾岛为标志。事实预示华夏文明基本失去了自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可能性。因为作为主要资本方,海商集团已经被迫龟缩进近海,并企图依靠皇权的支持来维持华夏海商集团在丝绸之路中获得的最后的利益空间。

到明末,作为最可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海商资本,对他们本应革命的对象——封建皇权,依赖性开始大于斗争性。华夏文明基本在明末就丧失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华夏文明第一次面对资本负面效应,各方在实践中错误的应对导致之后——华夏近现代史大衰落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