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论资排辈”的极致,旧日本海军的“吊床号”

东方“论资排辈”的极致,旧日本海军的“吊床号”

据明代顾炎武的研究,“论资排辈”起源于北魏的崔亮,此后不但在中国盛行也火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虽然一千多年来,对它的诟病不绝于耳,但现今我们也无法完全回避它,例如升职加薪等。

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崔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

《日知录·卷八》

无法舍弃,是因为它除了弊端还是有优点的。比如在人事调动、任免上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裙带关系”。旧日本海军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即旧日本海军的特有制度“吊床号”。

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新组建的国家军队分别被长州藩和萨摩藩把持 --“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两藩因权力争斗在军中互相排挤对方的人,这不但让日本的陆海军从初生就形成尖锐对立,也制造了另一个问题。

为了争夺权力、壮大实力,两藩的将官们在人才选拔、将官任命中都不约而同地优先提拔本藩亲近人士。这自然会在军中形成派系,并堵塞人才晋升的通道。

被誉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出任海军大臣后,为解决弊端他决定改“任人唯亲”为“任人唯贤”。

“任人唯贤”看上去非常有理,说起来也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因为“贤”不“贤”还是由人来判断,制度上一旦有漏洞,很容易就变成“任人唯亲”了。例如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就是打着“唯贤”旗号的“唯亲”。

山本权兵卫为了最大可能的剔除人为干扰,在海军人事系统中推行以学习成绩决定是否录用以及晋升的“吊床号”制度。

首先确定日本海军的人才源为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然后按照毕业成绩名次给每届学员排序编号 – 即“吊床号”,学员毕业后的任职和晋升则参考吊床号决定。而且为了保证公平,海军兵学校每年不但公布学员排名,也会公示所有学员的详细成绩,弄虚作假的难度很高。

注:日本陆军也有类似海军“吊床号”的规则,例如陆大每届“军刀组”(前六名有资格获得天皇御赐军刀)成员在陆军中升迁速度远高于其他毕业生。但是陆军不公布详细成绩,所以暗箱操作空间颇大。

客观地说山本权兵卫的“吊床号”制度解决了海军内部的派系麻烦,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人唯亲的问题,也极大刺激了海军后辈们拼命学习的风气。

因为每届排名前20%的学员才有资格报考海军大学(培养高级军官和参谋军官),而排名靠后的学员不但毕业后得不到好职位,晋升也慢。后期随着学员的增多,排名最后20%的学员会被直接编入预备役(可以理解为待业)。

虽然“吊床号”不能排除个别学员高分低能的问题,但是“吊床号”制度从各方面看上去都是利大于弊。那为什么这个看上去挺美好的制度,不但没有促进日本海军人才更迭的良性循环,反而成了海军内部的障碍呢?(例如学鱼雷的南云忠一就挡死了联合舰队众多航空战专家的路)

日本海军用“吊床号”论资排辈,很像中国明清时期的进士老爷们用上榜名次和时间来给各自排座位。换句话说“吊床号”制度和科举制度一样,它们自己成为了自身的障碍。

进士老爷们靠科举成了官,顶替门阀后,也形成了新的派系 – “科举派”。他们因科举获利自然变本加厉地维护科举,在他们权力的帮助下,最终形成了无功名不为官、以功名顺序决定职位和升迁的潜规则。

“吊床号”实际也是差不多的情况。靠吊床号爬上来的将官们自然各种尊崇吊床号,在海军系统中想方设法的维护并拔高吊床号的地位。

和科举一样,“吊床号”制度也在日本海军中培养出了一个新的派系 -- “吊床号派”。任何派系的首要目标都是维护自身系统并壮大实力,因此日本海军内部各种偏向“吊床号”的规则、潜规则就陆续冒了出来。

比如1930年伦敦海军谈判后,各国海军都因条约限制出现规模性裁减,大范围的退役也随之而来。已被“吊床号”军官控制的日本海军,玩了一个有意思的操作。优先退役吊床号靠后的人,被退役的军官里吊床号靠前的人也会获得先晋升一级再退役的照顾(多拿退休金)。

在任何一支正规军队中,等待晋升的人在数量上永远多于可晋升的官阶,这个矛盾在各国军队中都是个麻烦事情。但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海军而言就非常简单了,位置不够就用吊床号“择优录取”。

为了公平,防止某些人依靠关系快速升迁,日本海军在吊床号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年资”。规定了每次晋升的时间间隔(这样也形成了当面临职位竞争时,学弟需要让着学长的规则)。

看似公平,但也造成了军官职务和军官能力的脱节。吊床号是可以区分出学员成绩好坏,但当年在学校的成绩,不能证明某人十年、二十年后晋升将军时,能力也符合要求。

这个规则让海军中上层一直都被“吊床号派”把持,也让日本海军愈发的“内卷”,出现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规则 – 吊床号决定指挥权

南云忠一是联合舰队争议非常大的一个军官。有的人认为他一无是处,有的人认为他不是没能力,失败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南云成为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的原因这两派是没有争议的,他上位不是靠能力或者关系,而是靠“吊床号”。

注:南云忠一为海军兵学校第36期毕业生(1908年),在同期191名学员中吊床号排序为7。1941年4月被军令部任命为联合舰队第一航空舰队指挥官。

如何为一支军队、一场战役挑选一个合格的指挥官确实是个难题,但是靠几十年前的学习成绩来决定,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同样的原因让山本五十六赏识、联合舰队众将佐认可的航空战专家山口多闻,到死也只能屈居南云之下。现在看上去有些荒唐,但是理解日本海军已经被“吊床号派”掌控之后,就能明白是必然的,因为任何派系都不会推翻自己。

注:山口多闻是海军兵学校第40期学员,虽然吊床号很前(2号),但是年资方面就差得多了。

最后日本海军对于教育的不重视,也让“吊床号”失去了当年的内涵。

日本海军组建海军兵学校时,深知日本海军的落后。为个隔离落后学习先进,学校全盘学习英国皇家海军。饮食、作息、制度是英式的;教材、教案、教师全从英国引进……,不但全程教学都使用英语,连建学校的红砖都不用日本的,全部从英国进口。

注:教学全程用英语,一是为了倒逼学员学习英语,降低他们阅读国外优秀军事理论、科技资料的难度,二是可以让学员们用英国人的思维去理解相关理论。有的朋友觉得从甲午开始日本联合舰队就很“莽”、敢赌。这是因为日本海军全盘接受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信条“见敌必战”。

然而开了个好头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在那个海军日新月异的年代,日本海军的教育却逐渐从完全开放走向了彻底自闭。不但不再研学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反而越来越痴迷于精神武装(电影《啊海军》中的“精神注入棒”就很有代表性)。

后来海军学校甚至沦为了养老院,因各种问题、错误被退出现役的将官们纷纷被打发到各学校去了。这种环境教育出来的吊床号前列学员,考试成绩是非常优秀。至于学习成绩,不是他们能力不行,是学校没什么好东西教他们。

后期日本海军也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不过他们的解决方法更进一步地显示了“吊床号”制度对他们的禁锢。

1945年海军任命小泽治三郎中将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别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小泽的吊床号却是个大问题。小泽是海兵37期吊床号45的学员,当时日本海军在役中将中还有一些资历比他老的,和他同期也还有好几个吊床号在他前面。

注: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前曾想任命小泽为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但是小泽是后辈(那时候联合舰队里大把35、36期的前辈们),最后矮子里拔矬子选了36期的南云。

海军和大本营的解决办法是,把排在小泽前面的人,要么从联合舰队中抽调出来归大本营直辖,要么把他们编入预备役。海军甚至准备把吊床号排在小泽前面的中将全部编入预备役,以便给小泽晋升大将(小泽没同意)。

这已经到了1945年5月份,别说联合舰队,一亿国民都准备“总玉碎”了,海军还在不惜自我瓦解也要规避“吊床号”,可见这个制度对于日本海军的影响和控制有多深。

“吊床号”制度其实也是二战时日本最大的战略劣势“无纠错能力”的一个缩影。究其原因,任何派系都没办法独立实现革新,特别是权力自上而下的时候。因为对派系规则的挑战都被视为与整个派系为敌,无论对错,这个派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抵制,因为他们本就寄生于派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