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曾有这样一支平时不穿军装的部队

我军曾有这样一支平时不穿军装的部队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在人世间,往往鲜为人知的“体验”,比广为人知的“了解”,更有魅力、意义和价值。

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收到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祝辞时,我都不禁心潮澎湃,激情燃烧,想起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民航义务工那与众不同但却鲜为人知的军旅生涯。

1969年12月14日深夜,一列始发于滹沱河畔的山西原平火车站的军用闷罐车,经大同、张家口、丰台、塘沽,到达位于渤海湾的天津张贵庄火车站。随即,故乡为山西代县和繁峙县身穿空军军装的全体新兵下车,立马换乘卡车前往警卫森严的天津张贵庄机场(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这是时年18岁的我,自从11月29日接到《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后的第15天。有知识,才会有前途!有创新,才会有未来!

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县级重点中学“老三届”初中毕业的回乡知青,站在了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生新赛道的起跑线上。第二天14:00,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新兵团大会,在民航机械专科学校(今中国民航大学)礼堂举行。大会由副团长张洪禄主持。首先,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接着,团长兼政委张维山(实际时任民航河北省局局长)宣布了3个连队的组织编成。尔后,老红军张维山团长和民航北京管理局刘崇福副局长,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

郎加明1970年1月于天津

图为作者1970年1月于天津

此时,我们这些来自山东青岛、泰安、宁阳、临沂和山西代县、繁峙等地,总计557名的男女新战士,方才逐渐了解和明白了:

第一,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1969年11月20日决定,中国民航已经“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成为空军的组成部分,各项制度按军队执行。”因此,我们是有空军军籍、服役期为4年的民航义务工。之前,中国民航曾于1969年4月招收一批义务工役制人员。今后,每年都将从全国各地征兵少量的义务工,亦即“民航兵”。

第二,民航总局下辖北京(华北)、上海(华东)、广州(中南)、沈阳(东北)、成都(西南)、兰州(西北)6大管理局,均为正军级单位。总局和各管理局,设立指挥部(配参谋长)、政治部(配主任)、后勤部(配部长、政委)。此外,还有航空学校、工厂、研究所、疗养院等。

第三,鉴于中国民航涉及国内外航班、专包机等特殊问题,因而,民航兵虽然穿空军军装和家人享受军属待遇,但除了参加重大活动、野营拉练、外调、院校培训、探亲、地方接兵等以外,平时不准佩戴所发的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结束之后,各连分别开会,调整和下达各排、各班的名单。其中,我所在的第一连连长为吕士诚(实际时任二总队直属航测中队副中队长),指导员李洪兴(二总队警卫连指导员),第三排排长陈仁华(后曾任中国航油福建分公司总经理),副排长路兴堂。必须指出的是,1969年中苏关系高度紧张,3月在两国边境东段爆发珍宝岛之战,8月在两国边境西段发生铁列克提事件。此外,还不时传来美苏“核乌鸦”的鸣叫声。

所以,一切为了祖国,“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我们是抱着上前线打仗的决心当兵的,万没想到,却当了同每月拿6元津贴费空军义务兵一样的民航义务工。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新兵团对我们正式进行军政训练、思想教育,以灌输和增强大家的军人意识、军人素质、保密观念,养成良好的纪律作风、礼仪举止、卫生习惯,并初步掌握空军特别是民航的综合情况和专业特点。

于是,驻扎在民航机械专科学校7号楼的我们,每天6:00起床,22:00熄灯,以连、排或班为基本单位,或在操场军事训练,或在课堂政治教育,或在宿舍集体讨论,全体干部战士朝气蓬勃,劲头十足。即使在休息时间,精力旺盛的我们,也往往从楼上眺望近处的空军高射炮阵地,到滑行道附近看飞机腾空蓝天,去体育场玩旋梯、浪桥、攀登架、单杠、双杠……

正是在这里,我熟悉和认识了井传义(后曾任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监察部副总经理)、顾纪元(后曾任Ameco维修分部党委书记)、赵广俊、王成锁、刘玉棠、李凡生、王云厚(后曾任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刘智辉、李虎晓(后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副总裁)、李文新(后曾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党委书记)、席其昌(后曾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副总经理)、耿二红、裴光亭、韩效福、游海生……

任何国家的城市、乡村、军队,都是3个不同的社会生态系统。为了打造民航铁军和提高部队素质,新兵团组织我们进行夜间紧急集合、急行军、吃忆苦思甜饭,参观劝业场老商业街、三条石老工业街等,以使大家尽快转变和适应崭新的工作环境。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45天的入伍教育结束了。

1970年1月26日,新兵团公布分配方案:有些战友分到民航第二飞行总队兼山西省局各机场;有些战友分到河北省局兼天津市局;有些战友分到内蒙古区局各机场;有些战友分到民航总局机关和京管局总部各单位。而我和杨眉才(后曾任中国航油华北公司安全技术处处长)等人,则分到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成立前的财供卫生处油料科。从军报国,无悔青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就是在特殊时期的民航义务工的历史使命。永别了,中国民航天津新兵训练团!

北京首都机场(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全国最大的枢纽型航空港,是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海关、商品检验、边防检查、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等重点口岸。

1970年1月27日6:20,驻扎在客机坪东北边业务油库的15名民航义务工由班长黄安平(实际时任外场飞机加油小组组长)带领,正沿着飞机滑行道以北的沥青路出早操。惟见不远处高大气派的候机楼(航站楼)灯火辉煌,而客机坪和停机坪上,则停满了伊尔-18、伊尔-14、里-2、安-2、运-5、子爵号、三叉戟、直-5、云雀Ⅲ等各型飞机,到处发动机轰鸣,照明灯闪烁,雷达旋转,塔台顶部的风向标随风飘动,加油车、牵引车、电源车、气源车、客梯车、加水车、保洁车、食品车、行李车、运货车、通勤车等往来穿梭,指挥车、消防车、急救车等值班待命……

北京首都机场好一派繁忙景象。由此,我开始了“多岗历练—基层主官—军事院校—基层主官—领导机关—基层主官—领导机关—民航院校—中层副职—央企高管—外国院校—央企高管”的职场之旅。自1月27日起,我们每天列队穿越滑行道和停机坪,眼望进出候机楼和上下飞机的国内外旅客,步行20分钟前往滑油库上课,进行为期40天的航油专业和生产技术培训。时至8:00,当大家在课堂坐下后,黄安平(湖南浏阳人)依次介绍了油库主任胡忠(河北迁安人),指导员田凤云(安徽亳州人),副主任姚元春(江苏江阴人),并对全体新兵点名:“杨眉才,马培江,赵义恩,靳德智,韩李季,周传义,高守财,郎加明……”其中,山东兵9名,山西兵6名,合计15人。

接着,胡主任、姚副主任、田指导员先后讲话。他们说:1949年12月,中央军委民航局决定成立北京航空站,并配备站长及油料员等工作人员。1958年3月,北京民航从西郊机场转到新建的首都机场。1965年10月,民航北京管理局设立财供卫生处及财务科、供应科、油料科、卫生科。目前,北京首都机场油库是个正连级的行政概念,实际上,是由外场飞机加油小组、业务油库、耗油库、滑油库、基地油库、油料化验室组成的,连同你们一共58人。总的讲,虽然原来许多人是飞行员、航校学员或复转军人,但本专业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中专生,特别是能干会干的内行人才太少啦。所以,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业务技术,干一行爱一行,决不可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呀!

1970年2月7日,云南普洱县(今宁洱县)发生6.2级大地震,可是,2月8日的北京首都机场跑道上却冻结了厚厚的冰层。由于管理局当年尚无大型涡轮吹扫冰雪机,为了保证1架伊尔—14专机次日清晨准时起飞前往昆明,只好出动600多人(主要是1969年4月和11月的两批民航义务工)人工除冰。

于是,正在进行专业技术集中培训的我们,也被调来参战。那天夜晚,东跑道的边界灯、中线灯全部打开,探照灯也不时晃动,战友们手拿所发的新铁锹、新铁镐或大竹扫把,忘我苦干,进行铲冰甲、凿冰甲和扫冰雪作业,到处是“叮叮当当”的声音,浑身汗水湿透了棉军装里的衬衣、衬裤……黎明时分,寒风刺骨。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张瑞霭(后曾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来到现场,亲自检查工作进度和质量。当张局长看见我们通宵奋战,士气高昂,而跑道上的冰雪被彻底清除干净时,连续大声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齐声高呼:“为人民服务!”迎着东方欲晓的泛红曙光,全体干部战士胜利地笑了。

作者(后排右一)1974年于重庆

在我军历史上,千里野营拉练始创于1969年7月的北京卫戍区部队,到1970年11月全军各部队的野营拉练进入高潮阶段。11月28日,由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所组织代号“松江支队”的野营拉练部队,遵照上级命令分为前后两批全副武装出动。松江支队(第一批)支队长是袁桃园(实际时任第一飞行总队副总队长,后曾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总经理),政委魏兰生(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副支队长傅尚贵(管理局指挥部航行处处长),副支队长赵华堂(管理局后勤部供应处处长),副政委冯昭凯(管理局政治部保卫处处长),参谋长张岐(航空修理厂厂长,后曾任北京飞机维修基地党委书记)。支队部下设参谋组、政工组、后勤组,以及先遣队、收容队。全支队共5个连队,大约700多人。

其时,我和白堂文(领航室)、张广洪(气象台)、张凤喜(航材库)等6人,分别给各位支队首长当警卫员。在全支队出征仪式上,当我身穿上绿下蓝的空军军装,戴着红帽徽、红领章,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出现在队列前的时候,战友们无不投来羡慕的眼光。在我这一生中,实际上曾有3次野营拉练:第一次,在中学时代参加1966年10月“城乡大游学”曾步行晋冀之间的太行山区;第三次,在大学时代参加1974年1月军校野营拉练曾穿行川渝地区的崇山峻岭。

这一次,是跨越北京、河北、天津3个省市,历时16天,总行程500千米左右。而我随卫的副支队长赵华堂,则分管后勤保障工作。他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曾任《晋察冀画报》印刷所所长,北京民航西郊机场油库主任,民航北京管理局财供卫生处第二处长。准确地讲,赵华堂是新中国航油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是华北地区航油事业的奠基者。那时候,民航人员的集体伙食,分为空勤灶(飞行、乘务人员);地勤灶(机务、航修、油料人员);普通灶(其他干部、战士、职工)。

因此,为了全体指战员的身体健康且不能在老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赵华堂与支队后勤组和各连副连长废寝忘食,千方百计地改善和平衡各类伙食人员的营养结构。1970年冬季的各部队野营拉练,都是在“练思想、练作风、练战术、练技术”原则指导下,围绕“走、打、吃、住、藏”进行的。人民军队是一首抒情诗,是一幅山水画。根据作训计划和行军路线,松江支队在袁桃园支队长、魏兰生政委率领下,时而白日行军,时而夜间开拔,时而翻山越岭,时而卧雪打靶,时而演练攻防,时而集中整训……

每天早晨出发和夜晚宿营,均是“两头不见天日”,即朝阳尚未升起、夕阳早已落下。据我观察,野营拉练中最劳累、最辛苦的人,并不是背着背包、带着水壶和扛着武器的各连队指战员,更不是骑着摩托车的联络员或开着军车的收容队,而是背着电台和电话机的通讯排,背着行军锅的炊事班,背着药箱的卫生员。因为他们到达宿营地后才真正展开工作:收发电报,架设电话线,埋锅造饭,四处巡诊,等等。“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没有一个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一切!”几乎每天中午,当我们走进村庄短暂休息和吃饭时,都会受到高呼口号的乡亲们的热烈欢迎;部队则回应:“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野营拉练的中心是“走”,即跋山涉水,顶风冒雪,苦练铁脚板。为了更接近实战,部队往往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平路走山路,常常累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爬到高处的政工干部,就用打竹板或唱歌等鼓励:“谁英雄,谁好汉,行军路上比比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猎猎的红旗下,大家顿时忘记疲劳,加快了前进步伐。一个人应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上。解放军是所大学校。凭借支队部警卫员的特殊身份,我向参谋组学会了看懂军用地图和地形地貌,向政工组学会了策划标语口号和宣传鼓动,向首长们学习了一些航路、客货配载、高空云、电磁波、陀螺仪、集装箱等专业知识。可以说,这次野营拉练,让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才干。

1971年5月24日,在北京首都机场油库50多人(除各单位值班者外)大会上,时年19岁的我被宣布担任滑油库组长(相当于特种油库主任)。之前,我于1971年4月10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已调来滑油库40余天。这时候,全机场油库的领导者:主任胡忠,指导员田凤云,副主任赵传泗、景东友,总部就设在滑油库2间大平房(里间归4位领导办公、外间是我和滑油库人员办公)。各小组组长:外场飞机加油小组韩永利,耗油库高树岭,基地油库黄安平,滑油库郎加明,业务油库杨玉林,油料化验室王德昌。

1972年秋天,正当重庆大街小巷桂树花飘香、夹竹桃盛开和黄桷树苍翠之际,我和来自陆海空三军的新学员,前来位于繁华闹市的渝中区长江2路174号的后勤工程学院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创始于1961年11月6日,首任院长兼政委为开国少将丁先国,其后政委为开国少将张逊之。

我们入学时,曾改称后勤高级专科学校(后恢复原名称),院长杨捷(1963年至1976年在任),政委崔怀之(1970年至1975年在任)。那时候,学校下设一大队(军械系);二大队(建筑系);三大队(车船系);四大队(油料系);机关设有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在大操场西边,停着坦克、火炮、装甲车、雷达等教学装备。

根据部队培养人才计划,我被分配在油料系第16队,学习油料应用专业。该队学员104人——空军60名、海军40名、陆军4名,而我和饶大章(后曾任中国航油华东公司党委书记)、何清祥、刘振清4人,则是有空军军籍的民航兵。第16队的党支部委员会,由蒋纪洪(书记,指导员)、许祥兴(副书记,队长)、韩自勃、邓耀祖(副队长)、秦元林(1区队长)、钱华荣(2区队长)、顾卫东(3区队长)、陈兴联(4区队长)、郎加明(战士学员)组成,负责研究决策学员队的重大事项。

其时,第16队和第17队,分驻一栋宿舍楼的一半。我具体被编在1区队1班,班长王介明,副班长李广智,全班13人(包括副区队长刘继武)同住一间大寝室。我记得,油料应用专业的课程体系:有军事,政治,数学,化学(含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机械制图,力学,水力学,电工学,金工学,油品应用,油品分析,技术设备,油料勤务,油料储运,毕业实习等。特别是1972年10月第16队组织全体学员,到红岩村、曾家岩、白公馆、渣滓洞参观,进行“红岩魂”精神教育;1974年1月,学院率领各大队干部、学员、战士,在川渝地区的崇山峻岭野营拉练……至今,我记忆犹新。

在新中国历史上,“工农兵学员”是特殊年代的大学生称呼。当时,全国大学的招生方式,为“推荐+考试”。只是,地方院校的招生对象是工厂、农村和军队的优秀青年;军事院校的招生对象是陆、海、空各部队的优秀军人。然而,由于此前特殊运动中“先停课、后复课”的历史情况,造成了即使是军校的新学员,虽然有工作经验多的优势和强项,但也有文化程度低的劣势——少数人原是高中不同年级文化,多数人原是初中不同年级文化。好在深入分析,便可发现:青春芳华的我们,除学习数学、物理(力学、水力学)、化学比较吃力外,对其他课程并无困难:一是我们基本为66届、67届或68届即“老三届”毕业生,文化底子还是坚实的;二是我们几乎都是参军几年的技术兵,等于“先实践教育、后理论教育”,远非零基础。这两点,与其他时空的其他生源是大有区别的。

军校是军官的摇篮。伴随着横跨1972年至1975年近三年每天的军号声,在各学科教员和各级首长的辛勤培育下,我们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且每年冬季不放寒假,早晨出操,白天上课,夜晚自习,在极简的生活中,首先重点攻克了基础课的知识堡垒,接着弄懂了专业课的技术原理,最终在跨区实习后“化蝶”大学毕业生。就我而言,在后勤工程学院接受了理工科教育,更为后来去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经济学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1年11月6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院50周年纪念日。刚从世界企业500强之一的中国航油集团公司退休的我,应邀回母校参加庆典活动。这天上午,学院全体师生和官兵(含学员旅)齐集于彩旗飘扬、鼓乐喧天的运动场。在各方嘉宾、高级领导正陆续就座的主席台和观礼台,我激动地看到了当年的老师刘晋生(曾任院长)少将和董浚修、李著信、黄诗甫教授,虽然自己早就集体退役不穿军装了,但依旧郑重地向他们敬军礼并问好。

于此,我也见到了老同学陈国需教授(专业技术二级、文职一级)、张国民少将(原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大家十分高兴互致敬意。9:00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院50周年庆祝大会开始。当鸣放礼炮、升国旗和领导讲话、阅兵式后,在八一军旗导引下24个方队(含外军学员)分列式进行时,坐在观礼台上的我,仿佛又看见从前的马晓明、刘洪奎、史双桥等走向实验室,薛清芳、王宁、刘树祥等进入教学楼,又想起曹仁海、周学斌等前往图书馆,王文清、左中南等打篮球。还有,我与刘继武在鹅岭公园畅谈打开世界创新之门的青春梦,跟徐建国去大坪剧场观赏川剧《卧虎令》……

作者(左一)1980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