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国民党统治集团后背的红色尖刀——浙南红军挺进师

插入国民党统治集团后背的红色尖刀——浙南红军挺进师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浙江省南半部遍及浙赣路义乌——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包括浙西南、浙南、浙东等地,即龙泉溪以北之龙泉、庆元、景宁、遂昌、江山、松阳、云和等县及闽北之浦城县一带边区。和龙泉溪以南,庆元县以东,包括瓯江流域下游南部的泰顺、平阳、瑞安等县及闽东之福鼎,纵横 500 余公里的广大地区内,有一支英勇的红军部队。这支部队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苏区部分指战员组建起来的,组建之后立即南下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将红色革命的熊熊烈火燃烧到了这里,就像一把锐利的红色尖刀深深插入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背”,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如芒刺背”、“欲拔不能”。甚至还引起了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高度重视。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里,这支红军部队活跃在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等 8 个地区的 30 个县。期间经历了数次大的挫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猖狂的“进剿”和中央军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清剿”,吸引和牵制着国民党军60多个团的兵力,策应了主力红军长征的战略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友邻游击区的斗争。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开辟出数块游击根据地,训练和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最终为新四军输送了一支近600人的队伍,完成了保卫南方战略支点的历史任务。

这篇文章讲述的就是这支深深插入国民党统治集团后背的一把红色尖刀——浙南红军挺进师的战斗历史。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碑

挺进师的组建和战略任务

1935年1月,进军皖南的红10军团失利。时任红10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率红10军团先头部队800余人,经过数次激战,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回到德兴、横峰边境的篁村一带,与闽浙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突围出来的部队,计有1个迫击炮连(无弹药)、1个重机枪连(少量弹药)和21师的步兵第 5 连,以及军团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400余人。2 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 1 月 15 日电示,以红 10 军团余部为基础,加上闽浙赣军区红 30 师第 1 团 100 余人,共 538 人,步枪 455 支,轻重机枪 12 挺,编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师下面不设团、营、连,只编成 3 个支队和 1 个师直属队。支队规模实际上相当于连队,但其主官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师部司、政、供、卫各部俱全,但干部配备极其精干。中革军委和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战略任务是:经过闽北,深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策应邻近游击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远征行动。

粟裕(1907—1984)共和国大将

刘英(1903—1942)

浙江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统治的腹地,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是名副其实的“党国后院”。这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更没有作为红军依托的革命根据地,要在这里开创斗争局面困难重重。如果设法克服困难,在浙江境内建立起新的革命战略支点,那就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背部插上一把尖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开辟浙江地区虽然存在严重的困难,但也存在着许多有利因素,浙江的丘陵、山地约占全省面积 70%,特别是与闽赣交界的浙西南和浙南地区,峰峦绵延。仙霞岭、雁荡山、括苍山山脉横亘其间,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环境隐蔽,十分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和南方其他地区一样,浙南地区同样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群众基础。早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浙江许多地区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浙江的萧山。浙江广大工农群众,对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浙江人民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奋起抗争,尤其是浙南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在中共温州市委号召和组织下,浙南瑞安具的驮山、仙降,平阳县的矾山、马站,永嘉具的五、溪口等地的农民群众,从 1928 年春起,相继举行暴动,组织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并于 1930 年 8 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 13 军。虽然红 13 军于同年冬遭到失败,被迫停止了公开的武装斗争,但一部分人员仍坚持分散的隐蔽斗争,保存着革命的火种。

中国工农红军第 13 军纪念馆

再者,近邻有皖浙赣边、闽北、闽东等几块红色区域和红军游击队,成犄角之势,可以互相策应,互相支持。最后,浙江局势有隙可寻。当时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被吸引到主力红军的北上途中和中央苏区周围,浙江地区的国民党兵力相对薄弱,红军可出其不意地乘虚而入。如果采取正确的方针,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挺进师在浙江适当的地方立足生根,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地区除了具有前面列举的有利因素外,还有一个可资利用的因素,这就是当地有一个拥有相当力量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青帮组织。其主要领导人松阳县的陈凤生、卢子敬,早年在外地都曾接触过进步思想。1928 年闽北崇安、浦城农民暴动,对陈凤生影响很深,使他向往革命。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在进步思想影响下,归国返乡办学校,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陈凤生、卢子敬等一些青帮首领,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他们和青帮会众都有打富济贫的要求,同红军有过一些联系,其活动区域,挺进师可借作初步依托。

挺进浙西南

挺进师领导人刘英、粟裕等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后,决定选择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红军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2 月下旬,挺进师部队在刘英、粟裕率领下,从德兴的广财山踏上征途。为转移敌人视线,挺进师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先直逼西南方的贵溪县,袭击裴源地区的敌第 57 师部队,歼敌 200 余人。紧接着挥师东进,以一夜 70 公里急行军的速度,越过敌人封锁线。然后向南,于 2 月 27 日从乌鸦弄险道攀过灵山,南渡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界。3 月 1 日,挺进师在闽赣边界的铅山县石塘街突然遭到江西省保安团的伏击,电台被毁,从此失去了同中共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由于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使闽北斗争形势更加恶化,加之叛徒出卖了挺进师进军浙江的行动计划,致使挺进师进入闽北后,屡遭敌人袭击。3 月上旬在崇安县坑口乡地区与闽北的党组织和红军会合,共同商讨了开展游击战争和被此间联系与协同行动等问题。

3 月中旬,挺进师在崇安县岚谷地区会合了原红 7 军团北上时留在闽北活动的两个连队。这支队伍留下后改为闽北红军第 3 团,共 150 余人,由原营政委洪家云任团长,会合后即归属挺进师。为了加强挺进师活动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挺进师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委会),刘英为书记。同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调整,将 3 个支队改为 3 个纵队。第 1 纵队纵队长王蕴瑞(兼),政治委员刘达云(兼)。第 2 纵队纵队长李重才,政治委员洪家云。第 3 纵队纵队长刘汉南,政委方志富。师直机关人员编成 1 个政治连。

王蕴瑞(1910—1989)开国少将

部队整编后,于 3 月 20 日从崇安岚谷出发,经浦城县境向东北方向进发, 翻越闽浙赣边界的仙霞岭,于 23 日进入浙西南地区。26 日,袭占龙泉县溪头(住溪),歼灭了国民党 1 个基于保安中队,缴枪 40 余支,俘敌 30 余人。接着又袭击了王村口镇,俘虏了驻镇警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从此,独立师拉开了开辟浙西南的战斗序幕。

浙西南是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驻有许多保安团队。挺进师要在这里立足,首先必须给这些地方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为此,挺进师领导决定,部队先在外围活动,将驻守据点的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予各个击破,扫除障碍,而后进入腹心地区开辟根据地。随后,挺进师往返转战于浙闽边界。在溪头、王村口战斗后,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进行了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 10 余次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拔除了一些反动据点。挺进师旗开得胜,使浙西南地方反动势力十分惶恐,时感“凤鹤频惊”。地主豪绅们纷纷要求当局采取紧急措施,集中力量,以遏制红军。国民党军政当局以为红军必将在龙泉溪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足,遂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队南调,同时令驻福建的部队北进,企图南北夹击,置红军于死地。

斋郎战斗

斋郎地处浙西南庆元、龙泉、景宁 3 县边界的百山祖山区,海拔1000米以上,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进行游击运动战的理想战场。1935年4 月26日,当敌得悉红军正在庆元县斋郎地区活动时,即令浙江保安第 1 团团长李秀率所部 1200 余人,福建保安第 2 团团长马洪深率所部 1000 余人,在大刀会等地主武装1000余人的配合下,从东北、东和东南 3 个方向对挺进师进行分进合击。当时挺进师兵力只有500余人,与敌比较是 1 比 6。然而挺进师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革命队伍,军政素质远远超过敌人。于是,刘英、粟裕决心借重斋郎的民心与地势组织一次战斗,以震慑反动派。敌保安团针对红军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先扰后歼”战术,即以豪绅武装打头阵,先予红军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出动主力,一举歼灭之。敌人这个自鸣得意的企图正却好给了红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挺进师指战员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

4 月 28 日上午 9时,手持刀枪的地主豪绅武装,漫山遍野地呼啸而来,挺进师指战员采取武力教训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不到半天功夫将这些乌合之众全都瓦解。接着,浙江保安第 1 团李秀部骄狂轻进,一头扎进了挺进师预设阵地前沿。挺进师师长粟裕一声令下,轻重机枪火力突然泄向敌群,敌人顿时尸横遍野。被打断了手的敌团长李秀急率残部落荒逃窜。红军乘胜追击 7 公里,方返回打扫战场。此时,刚从东南方向赶来的福建保安第 2 团团长马洪深,恐重蹈李秀覆辙,慌忙率部回窜。此役共毙伤敌 300余人,俘敌近 200 人。在这次战斗中,挺进师师长粟裕中弹负伤。

斋郎战斗的胜利,为挺进师执行开辟浙西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敌保安团队斋郎折兵,心有余悸,在尔后一段时间内转攻为守,龙泉溪以北的敌人力量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豪绅纷纷逃离浙西南。这佯挺进师就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云和会议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北渡龙泉溪。5 月上旬,在云和县境召开了师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前一段的斗争实践,分析了浙西南的社会和地理环境,确定了挺进师当前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会议认为,部队进入浙西南后,连战皆捷,为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不能长期集中兵力作战。因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仅难于施行分兵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也不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环境。所以,当务之急,是将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把武装斗争与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据此,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开创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云和会议,是挺进师由正规战到游击战转折点,为开创浙西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确定了正确的行动方针,在浙南游击区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1935 年 5 月云和会议后,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经龙泉县源口、郑 坑、小吉进抵遂昌县安岱后和松阳县枫坪,在浙西南腹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首先争得了以松阳县进步人士陈凤山、卢子敬为首的青帮组织的支持。当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边界地区时,就受到当地青帮会众的热烈欢迎。青帮会众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接着,部队在以安岱后、枫坪、白岩(今玉岩)为中心的松阳、遂昌、龙泉边界地区,深入发动群众,遂行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浙西南地区是个贫瘠山区,在地主豪绅阶级残酷盘剥下,群众生活极其困苦,加之连年灾荒,旱灾过后复水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广大贫苦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幅惨景,挺进师提出了“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的行动口号,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在内线担任开辟根据地任务的挺进师部队,置县城于不顾,分兵于广大农村,辗转游击,发动群众。5 月 17 日,挺进师部队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5 月 21 日,挺进师又袭击龙游溪口,镇压了作恶多端的龙游公安第三分局局长,大快人心。对于那些罪恶较轻、民怨不深的官吏和一般乡绅,则加以警告或教育争取,农村的封建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挺进师还将发动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以及青年、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农村革命秩序。这样,就形成了浙西南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

粉碎国民党军“进剿”

浙西南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令国民党浙江当局震惊不已。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负责人宣铁吾等紧急磋商,决定全力“进剿”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遂以浙江 4 个保安团为主体,同时调集了全省 15 个保安大队中的 11 个,再加上刚从南京调来的税警总团的 1 个团,合约 10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从 5 月中旬开始,分 4 路向浙西南地区进攻。

刘英、粟裕得知情况后处变不惊,根据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第 2 纵队留在基本区继续开展群众工作。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率领第 1 纵队为南路军,向西南行动,在龙泉、江山、遂昌、松阳、云和等县边境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刘英、粟裕率第 3 纵队和直属队为北路军,向北方行动。在汤溪、遂昌、金华、宣平、龙游等地发动猛烈攻势,打击和牵制敌人,挫败敌人的“进剿”计划。根据上述决定,北路军由遂(昌)松(阳)边界昼夜兼程北上,矛头直指汤溪城。当敌人拼命巩固城防的时候,北路军又突然迅速折向遂昌县的门阵一带,动员群众打土豪,进行革命宣传。随后,北路军主力由群众积极分子带路,奔赴汤溪上阳村。接着,在上阳村农民积极分子配合下,进袭南坑。

挺进师主力在汤、龙(游)、金、宣、遂等县之间来回游击,仅 10 多天时间,就将革命火焰引到杭江铁路线上,威胁敌人交通动脉。与此同时,开赴游击区“进剿”的保安团主力,处处扑空。更有甚者,由于各保安团缺乏协同行动计划,竟造成自相交火,国民党两个保安大队在大龙山一次因误会引起的“自相火并”中,就死伤 100 余人。这更使黄绍竑增添恼恨,于是决定“御驾亲征”,率仕官教导团到前线助战。

浙江仕官教导团,是培训浙江保安团队骨干的武装集团,成员反动愚勇,装备精良,是一批反共的亡命徒。6 月 12 日由杭州抵达金华,以图振奋浙西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挺进师得悉上述情报后,即研究对策,决心采取预为布置,以逸待劳的战法,给仕官团以突然打击。6 月 14 日,刘、粟抓住有利战机,指挥部队突袭宣平乡,全歼仕官团的 1 个中队,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敌 1 个中队。黄绍竑见其基干接连被歼,十分懊丧,自知无回天之力,被迫于 20 日匆匆窜回杭州,宣告“进剿”失败。

挺进师主力外线出击的胜利,有力地掩护了内线部队群众工作的开展。留在基本区的第 2 纵队,一面扫除区内的反动势力,一面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分粮斗争,动员青年农民加入红军,扩大部队。同时,积极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五六月间在龙泉、浦城边界的上王塘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中共县委——龙浦县委以及一些区委。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有力地保证了地方工作的开展。6 月上旬,浙西南地方工作团成立,由杨干凡兼团长,柯金发任副团长,在松、遂、龙边界开展群众工作。

 杨干凡(?—1937)

方志富(1910—1935)

小吉会议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新的斗争环境,挺进师政委会于 1935年 6 月上旬在松阳县小吉召开会议,研究新的斗争部署。根据小吉会议的部署,挺进师展开于浙西南各县边界,将伺机歼敌和发动群众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至 7 月,就在松遂边界的安岱后、大潘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边界的王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砻、住溪,闽北浦城的毛坪,以及处州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等广大农村点燃起革命火把。7 月间,以独立第 15 支队为基础,吸收松阳地区的部分游击队,编成了挺进师第 5 纵队,刘文生任纵队长,柯金发任政委,辖第 13、第 15 支队。为了协调和推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师政委会还决定成立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以松阳群众领袖陈凤生、卢子敬分任正副总指挥,辖游击队员 1000 余人。

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和震慑地方反动势力,挺进师于 7 月底 8 月初发起了“八一”大示威,开展“缴枪扩军”活动。根据师政委会部署,第 1 纵队袭击了仙居秦章。第 2 纵队袭击了遂昌、汤溪和衢州火车站,直逼杭江铁路。第 3 纵队袭击了遂昌、汤溪、金华。第 4 纵队袭击了龙泉、八都镇,占领了住溪、王村口。第 5 纵队占领了龙泉、松阳的一些敌据点,并破坏了云(和)龙(泉)公路。这次行动挺进师共缴获长短枪 100 余支,轻机枪 2 挺。扩军 400 余名。破坏了龙泉、浦城、松阳、遂昌、龙游、云和、汤溪等县的一些公路和敌电话线。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大长了部队的志气,扩大了红军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游击根据地建设。

8 月,挺进师已发展到1000余人,连同地方工余人员共计 2000 余人。领导中枢设在遂昌县的王村口。挺进师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发动群众,胜利地达到了挺进师在浙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边境地区建立起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区域纵横 100余公里,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则扩展到北抵杭江铁路,南达浙闽边界北段,西及赣闽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

  然而,过早的出击暴露了挺进师和游击根据地的实力。挺进师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由此进入了更为艰苦的斗争阶段。因为在全局上处于优势的敌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必然以更大的力量和更残酷的手段对付红军游击队。

国民党军第一次大“清剿”

挺进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立,犹如在国民党统治中枢的后院煮上一把火。素以“平安之区”自诩的浙江省,顿失“太平”。国民党浙江当局早在 1935 年 7 月间就在遂昌县城设立了以省保安处长宣铁吾任指挥的“浙南剿匪指挥部”,以图遏制红军。但无济于事。致使南京统治集团深感不安。蒋介石鉴于地方保安团队对付不了挺进师,遂急忙决定调遣“中央军”入浙进行“清剿”,企图在保安团队配合下,一举扑灭其“后院”烈火,摧毁浙西南红色游击根据地。

8 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第 18 军军长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浙西南的江山县城,随后移驻衢州。同时调遣“中央军”主力第 18 军入浙,施行“清剿”任务。“四省剿总”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规定以主力配置于浙西南边境,担任主“剿”,由罗卓英负责统一指挥。集中了第 11、第 14、第 67、第 94 师和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四省剿总”节制的部分部队共 40 个正规团,用于“清剿”浙西南游击区。

罗卓英受命后,即率所部主力由江西向浙西南开进。同时作出了具体的“清剿”部署:第 14 师 3 个团在北面的遂昌,第 94 师 3 个团在东北面的松阳,第 67 师 3 个团在东南面的云和,浙江 4 个保安团在南面的龙泉,从闽北调来的第 3 师5 个团在西南面的浦城毛坪、花桥和龙泉八都一线,“剿匪第二纵队”4 个团在西北面的江山、衢县以南地域,构筑堡垒工事,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形成四面包围。另从北面的遂昌县溪圩经东舍到南面的龙泉构筑一条策应各方的堡垒线,将整个包围圈分为东西两半,以第 11 师 3 个团由龙泉向北机动。第 18 军军部率特务团驻丽水。此外,还从福建调遣第 56 师6 个团,由浦城下向东南经花桥、庆元至泰顺,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以切断挺进师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以上兵力连同当地地主豪绅武装,共 40 个团 70000 余人,限令在 11 月 20 日前“肃清”挺进师。9 月 9日,国民党浙南“清剿”军,按计划部署完毕。9月11日,“四省剿总”由江山移驻衢州,“浙南剿匪指挥部”由遂昌南移龙泉。在这之前,第 18军军部已由金华移驻丽水。从 9月 19 日起,敌各师按预定的“清剿计划” 开始进行大规模“清剿”,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挺进师破敌部署

1935 年 9 月 20 日,刘英、粟裕指挥挺进师主力在松遂龙游击队配合下对驻龙泉上田之敌,发起猛攻。守敌是第 11 师的 1 个团。经一昼夜激战,挺进师将敌击溃,毙伤敌 100 余人,俘敌 40 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从俘虏口中得悉守敌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同时获悉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清剿”的军事部署。挺进师领导感到问题严重,遂于 21 日在龙泉上田召集政委会议,分析当前敌我形势,以确定破敌方针。

会议在判明面临的严峻局势后,以挺进师的实力和面对的险恶环境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大规模“清剿”。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敌进犯我根据地,我则进击敌人后方。在战术上,当敌人进攻时,应绝对避免正面战斗和对峙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以奇袭、伏击与侧击。同时采取声东击西战法,突袭敌人后方。在根据地内深入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给敌人制造困难。

根据上述方针,政委会决定留下第 2 纵队和第 5 纵队的第 15 支队以及地方工作团,协同地方游击队,在浙西南特委统一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挺进师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区进击,以吸引和调动敌人。在具体部署上,决定第 1 纵队转向浙东行动,即北渡瓯江,转入青田、永嘉、丽水、永康、缙云、武义、仙居、新昌、天台、黄岩、盘安等县的广大农村活动。

第 3、第 4 纵队和第 5 纵队第 13 支队及师直属队由刘英、粟裕率领南下,到浙南的庆元、泰顺和闽东的寿宁地区活动,并伺机进逼平阳、瑞安、温州,与第 1 纵队遥相呼应,吸引“清剿军”主力向东南调动,以解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之围。9 月 25 日,刘英、粟裕率师主力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南下,在龙泉县境的哈湖渡过龙泉溪,突破国民党军第 67 师的云(和)龙(泉)封锁线,抵达浙闽边境。在突围战斗中,第 3 纵队纵队长刘汉南英勇牺牲。突围后,刘英、粟裕采取“避实就虚,避强打弱,避正规军,打地方武装”的作战方针,在边境游击与敌周旋。

第 4 纵队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转入闽北游击区,在崇安岚谷与闽北独立师第 4 团第 1 营合编为闽北独立师第 2 纵队,王裔三任纵队长,在邵武、顺昌、建阳等县边界地区开辟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与此同时,第 1 纵队在纵队行动委员会书记刘达云、纵队长王屏、政委杨金山率领下,按计划挺进浙东,牵制敌人。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挺进师的这一战略部署,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和1935年5月击破黄绍竑“进剿”时的对敌作战经验。显然,这是一个失策。首先,挺进师过高的估计了自身实力,过低的估计了敌人实力。这时的挺进师一次战斗最多只能消灭对手 1 个营,而且必须是保安团或地方武装。挺进师从干部到战士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轻敌思想,对国民党正规军尤其是嫡系部队的战斗力严重估计不足。其次,对敌人此次“清剿”的严重性、残酷性估计不足,以 1000 多人的兵力,面对70000多敌军,采取内外线配合作战的方针。为此,挺进师第2纵队和第5纵队第15支队约400人留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第1、3、4纵队和第5纵队第13支队共约700人跳出包围圈,出击外线。这种企图通过内、外线配合作战而达到调动敌人的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这样无论在内线还是外线的挺进师部队,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无法对敌形成绝对优势兵力。而当年的中央苏区,却是有 10 万的主力红军。而且,浙西南游击区面积不大,回旋余地非常小,留在内线的红军部队无论退到哪里,都避免不了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正面对抗,损失必然惨重。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罗卓英毕竟不是黄绍竑。

罗卓英(1896—1961)国民党名将

罗卓英,字尤青,号慈威,广东大埔人。是国民党陆军的名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是国民党嫡系将领陈诚的好友。1930年7月,34岁的罗卓英升任国民党第11师师长。1931年5月,他率第11师与第14师作为“围剿”红军的主力,从抚州、南城攻打中央苏区,企图找红军主力决战,却被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弄得在黎川、南丰、广昌、宁都一带疲于奔命,士气低落。可以说,罗卓英是充分领教了红军的厉害的。但是他之所以被称之为名将,就因为他不仅善于治军,而且善于总结失败经验和教训。不光如此,他还是一名颇有文学修养的儒将。无论是从军期间,还是在炮火弥漫,战况紧张之际,也从不辍笔,曾著有《呼江吸海楼诗集》二册、《正气歌注》一册及《从政言论集》、《抗战言论集》、《赣行吟草》等。1935年,由于整军、治军成绩突出,年方39岁的罗卓英佩戴上了国民党陆军中将军衔。想要击败这样的一个对手,没有那么容易,现实永远是残酷的。

果然,罗卓英老奸巨猾,当他获悉挺进师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时,虽然不胜抱恨,但方寸不乱。他自知以数万大军追击分散活动不足千人的红军游击队,犹如“拳头打跳蚤”,难于奏效。因此,只以 1 个师约 5 个团的兵力负责“追剿”红军游击队主力,其余30多个团,仍按原计划死死箍住浙西南红军游击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红军游击队赖于生存的根据地。

1935 年 9 月 25 日,刘英、粟裕按照“敌进我进”方针,率领挺进师第1、3、4纵队撤离浙西南基本区,进军浙闽边界。国民党追兵虽然只有5个团,但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和保安团队,仍有近8000人,兵力十几倍于挺进师。挺进师在浙闽地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往返周旋,每天都会发生数次遭遇战。而挺进师由于分兵两地,再加上武器弹药严重匮乏,遭遇敌人时无法依靠自身兵力给敌人致命一击,战斗往往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得被迫撤出战斗迅速转移。虽然挺进师指战员在粟裕的指挥下,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但也不可避免的使自己遭受了重大损失和损耗。当1935年10 月 5 日抵达浙南、闽东交界的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与中共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及其率领的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时,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部队仅剩下100余人。

叶飞(1914—1999)开国上将

浙西南和闽东的同志们胜利会合,本来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团结一致对敌,取得一系列胜利的良好时机。但是此时的挺进师师长粟裕和闽东独立师师长叶飞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双方的这次会师最后竟然会演变成双方关系完全破裂。

血战浙西南

留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第 2 纵队和第 5 纵队第 15 支队,在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配合下,决心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根据地。在兵力部署上,以挺进师第 2 纵队第 6 支队坚守遂(昌)龙(泉)边界的住溪、王村口一线。挺进师第 5 纵队第 15 支队坚守松(阳)遂(昌)龙(泉)边界的玉岩、安岱后、小吉、枫坪、斗潭一线。第 2 纵队第 4 支队由纵队长李重才、支队长余龙贵率领,跳出敌人重围,进击江山、衢州地区,以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

罗卓英不为红军外线部队所惑,按既定计划,以围追、堵截、搜山等手段“清剿”内线的红军游击队。10 月间占领了浙西南游击区大部,但仍不放松。几万大军“步步为营”,紧缩包围圈,凡有 5 户以上的村子,都派 1 连兵力驻守,不足 5 户的村子,则强迫居民搬迁,房屋茅棚付之一炬。同时还限制群众食盐和粮食定量,以切断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接济,企图陷游击队于绝境。

坚守浙西南基本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广大群众,在浙西南特委领导下,不畏强暴,奋起抗敌,浴血拼战,在浙南斗争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页。其中松阳县玉岩,龙泉县菜园坑、住溪,遂昌县王村口等根据地保卫战,尤为壮烈。红军游击队决心以命相拼,致使敌人每占领一块地区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1935年 10 月 5 日,就在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外线部队与闽东独立师会合的当天,敌进攻龙浦游击根据地,挺进师第 3 纵队政委、龙浦县委书记黄志富领导根据地军民在龙泉县香炉坑、五里亭间的菜园坑地区顽强抗击。黄志富身先士卒率领红军游击队与敌拼杀,敌人伤亡惨重。但游击队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拼到最后,只剩下黄志富一人。黄志富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用右臂轮换使用两支枪射杀敌人,直至最后中弹牺牲。至此,坚守菜园坑地区的红军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菜园坑被敌占领。

王村口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作路障,横断交通,滞敌前进。同时在山崖上垒造石垒(滚木礌石),扎口子,利用木石等“天然武器”,协助红军游击队打击敌人。当敌人进攻王村口时,第 2 纵队政委洪家云率领所部的一个大队 30 余人,扼守王村口河对岸的堡垒,封锁进入王村口的道路。赤卫队据守王村口一侧的馒头岭隘口,利用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形,运用“石垒战”,“吊木排”滚乱石等原始战法,与敌人血战三天三夜。最后敌人调来钢炮助战,同时在当地土豪指引下,绕道爬上毗连馒头岭的大乌尖高地,威胁赤卫队侧背方向。在堡垒被敌炮轰垮,馒头岭隘口又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洪家云为保存有生力量,果断地指挥队伍转移阵地,继续战斗。

与此同时展开的住溪战斗,同样壮烈。防守住溪的挺进师第 2 纵队第 6 支队指战员,在支队长崇安佬、政委王春华指挥下,依托堡垒工事抗敌,掩护群众转移。敌凭借优势火力向第 6 支队发起猛烈攻击。第6 支队指战员沉着应战,几经拼搏,敌我伤亡惨重。第 6 支队自支队长崇安佬以下的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幸存者最后由支队政委王春华率领转移到龙泉县的青龙源,与从王村口转移来的第 2纵队政委洪家云会合。随后,洪家云又汇集了一些在各地战斗中失散的战士,共30 余人,在龙泉、浦城边境的碧砻、青龙源、叶岭头和毛坪、兰花蓬、金竹岗一带辗转游击,并想方设法与先行突出重围的纵队长李重才及第 4 支队会合。

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和游击队,处境异常险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于 10 月 30 日在遂昌县淤头乡馒头岭落入敌手。敌人将他押赴第 18 军军部驻地丽水,利诱与酷刑并施,企图迫他就范。然而,黄富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于 12 月 12 日在丽水大水门外慷慨就义。坚守松遂龙边界基本区的第 5 纵队第 15 支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先进分子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浙南子弟兵。为保卫根据地和保护乡亲,包括第 5 纵队政委柯金发在内的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幸存者就地转入隐蔽斗争,少数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加入兄弟部队战斗行列。

黄富武(1908—1935)

土生土长的浙西南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原松阳县群众领袖、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凤生于 11 月初在龙泉县洋庄源被捕。敌人对他软硬兼施,逼他招供。他大义凛然,横眉以对,后来被敌人残暴地钉死在墙上。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玉岩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玉岩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卢子敬于 10 月底在松阳县被捕,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由于寡不敌众,到 1935 年冬,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但革命火焰并没有熄灭。敌人的疯狂镇压并没有吓倒共产党的干部和基本群众。留守基本区的红军游击队余部在浙西南特委副书记、地方工作团团长杨干凡的领导和群众支持下继续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

陈凤生(1902—1935)

卢子敬(1884—1935)

第 2 纵队浴血苦战

先后冲破敌人包围的第 2 纵队第 4 支队和第 6 支队余部,分别在李重才、洪家云率领下,几经周折,于 12 月间在江(山)遂(昌)边界的陆坑源胜利会合。这时第 2 纵队虽只剩下60余人,但都是经过血与火锻炼的英雄好汉。他们决心依靠人民群众,再展雄风,在江遂边境重建游击根据地。

第 2 纵队纵队长李重才与政委洪家云研究决定,率领所部在以遂昌县胡岱口和江山县周村为中心的江遂边界开展活动。这一地区广大群众对红军有良好的印象,部队很快就同当地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军民相依为命。在群众协助下,第 2 纵队拔掉了游击区内最反动的一个敌据点——举淤口,活捉了罪恶累累的乡队附和乡长,并根据群众要求,就地正法。接着,2 纵队乘胜奔袭了江山县峡口镇敌区公所,歼敌区自卫队 1 个班将地主豪绅的粮食、衣物分发给老百姓。第 2 纵队在江遂边境连战告捷,使当地群众大为振奋,第 2 纵队很快发展到 100 多人。然而,黎明前更显得黑暗。1936 年 4 月,“四省剿总”在惊愕之余,纠集江(山)浦(城)遂(昌)等县反动武装,配合“清剿军”4 个正规团,对江遂边界的胡岱口、陆坑源、周村、东坑一带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为保存红军骨干,第 2 纵队决定趁敌合围之前,撤离江遂边界,经龙浦老根据地毛坪向浙南转移。但在转移途中,第2纵队前后四次陷入敌人重围。在苦战中,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先后在浦城县庆元山、青草坪地区和茶坪地区英勇牺牲,部队伤亡惨重。幸存的 20 余名指战员,在当地党员帮助下隐蔽于山林待机。尔后在闻讯赶来营救的闽北游击区广浦独立营接应下,摆脱了敌人围困,转向龙泉高山、东坑桥一带活动。

李重才(1906—1936)

洪家云(1909—1936)

在这期间,刘英、粟裕从敌《东南日报》上得悉第 2 纵队在浙西南与敌苦战的消息。于是粟裕亲率一部兵力前来策应。5 月间在龙浦边境的青草洋、岙头山地区与 2 纵队余部及闽北广浦独立营不期而遇。这时恰好侦得敌福建保安团一个连正从庆元县方向朝岙头山开进。于是闽北广浦独立营与粟部立即投入战斗。广浦独立营与 2 纵队余部在正面伏击,粟部从侧后夹击,一举将一连敌兵歼灭于运动中,生俘敌排长以下 30 余人。随后,广浦独立营返回闽北游击区,2 纵队余部随粟裕回到新开辟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此时的第 2 纵队仅存张麒麟、曹景恒等7人。

张麒麟(1912—1942)江西横峰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政治指导员、中共浦县委书记、任中共闽浙边委书记等。1942年5月6日,因叛徒出卖,在遂昌县关川乡山井村被敌军包围,掩护战友突围时壮烈牺牲。

曹景恒(1913—1955)福建长汀人。1934年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政治部宣传组长。1935年3月编入挺进师第2纵队。同年5月任中共龙(泉)浦(城)县委成立县委委员、兼中共大北(忠信、游枫)区委书记。在龙、浦、遂一带坚持游击战争。1938年5月任江(山)浦(城)县委书记。1942年调任中共闽浙边特委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先后任浙江省云和县县长、中共龙泉县委书记兼县长。1955年4月7日病故。

不久,“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为对付两广势力,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决定从浙西南撤出其主力军。浙西南游击区的党政军民在经受 8 个多月凄风苦雨的考验后,终于迎来了晴朗的黎明。敌人第一次大“清剿”,虽然一时占领了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并给浙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是并没有吓倒更没有“剿”灭革命军民。敌军主力一撤离,浙西南游击区形势立即出现转机。从此走出低谷,进入重新发展时期。

寿宁会师

挺进师与闽东独立师会合后,为了协同对敌,双方领导人随即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对当前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敌人为了协调行动,成立了“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配属的“中央军”和四省反动势力,对付四省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而闽浙边各红军游击区,失去上级统一领导中枢,相互隔绝,各自为战。如果浙江、闽东、闽北 3 个游击区能取得密切联系能在战略上相互协调、相互策应,就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和开创新局面。

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经商讨,一致同意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随后,部队到浙江泰顺县境活动。11 月初,刘、粟率挺进师主力一部进击泰顺白柯湾浙江保安第 10 大队。经一场激战,全歼敌 1 个连,缴获机枪 1 挺,长短枪 80 余支。11 月 7 日,在泰顺玉西乡白柯湾举行了第二次联席会议,进一步作了人事安排。同时明确临时省委辖浙西南和闽东两个特委。此外,联席会议还决定将原由闽东特委领导的(福)鼎平(阳)独立团划归浙南,由临时省委直接领导。

为了便于指导闽浙边的斗争,临时省委决定,将领导中枢放在闽浙边界浙南泰顺、平阳、瑞安县和闽东福鼎县之间的边缘地区。刘英驻临时省委机关。当时临时省委的中心任务是,以全力整理与开展福鼎、泰顺、(福)鼎平(阳),及瑞(安)泰(顺)地区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为了配合中心任务的开展,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中心区周围与敌周旋。到 1936 年春,就初步打开了浙南的局面。临时省委成立后,对推进浙闽边的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挺进师和闽东特委领导人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1936 年 4月,闽东特委宣布退出临时省委。挺进师领导人刘英错误的下令杀害闽东方面派来浙南工作的浙南特委书记郑宗毓。同年秋,挺进师领导人在浙江省庆元县南阳村约见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以及陈挺等人时,扣押了叶飞、陈挺二人,在押送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叶、陈乘机脱险。这就是在党史界和网络上颇有争议的“南阳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浙南、闽东的关系完全破裂,给闽浙边地区的游击战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从此,浙南游击区和挺进师就不得不面临孤军奋战的困境。

开辟浙南、浙东游击区

临时省委鉴于敌人集中力量,实施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浙西南基本区暂时的丧失已在所难免,因而决定在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另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由于浙闽两省敌人兵力集中于浙西南,所以紧连闽东的浙南以及浙东地区的反动势力就显得相对空虚,尤其浙南,远离浙江交通动脉杭江铁路线,敌人统治向来比较薄弱。于是临时省委确定在这两个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重点放在浙南地区。

1935 年夏,中共鼎平县委及其下属平阳中心区委等党组织,还公开发动和领导当地群众成立农会和赤卫队,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准备了群众基础。11 月初,挺进师一举攻占了瑞安的珊溪镇。尔后以福鼎、瑞安、平阳、泰顺边界为基点,先后攻克了瑞(安)平(阳)泰(顺)外围敌人许多重要的乡镇据点。挺进浙东地区的第 1 纵队,于 11 月间在东阳良坑和缙云玉环岭与浙江保安第 2 团激战中,纵队长王屏、政委杨金山英勇牺牲。余部在刘达云、张文碧带领下,于永康、缙云边界的金竹与当地一支游击队(原红 13 军第 3 团余部)30 余人会合。随即两部合编为第 1 纵队的两个大队,就地坚持斗争,逐渐创建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以刘达云为书记的中共浙东特委,统一领导浙东游击区对敌斗争。

1936 年 2 月初,临时省委在泰顺峰文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并使之与群众工作紧密配合的方针。同时要求将公开发动群众与开展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据此,决定以挺进师第 3 纵队第 7 支队和第 5 纵队第 13 支队为基础,临时组建成浙西南独立师,粟裕为临时省委代表兼师长,谢文清任政委,张友昆为政治部主任。会后,粟裕、谢文清等率独立师西进。2 月下旬在泰顺国岭地区全歼福建保安团 1 个连,缴长短枪 50 余支,重机枪 1 挺。4 月上旬,又在缙云下丁击溃了前来袭击的民团 1000 余人,生俘其首领国民党军第 46 军秘书处长陈仿苟和大土豪李志仁。

谢文清(1906— ?)

3 月上旬,刘英率特务班配合地方干部和游击队 40 余人,在泰顺县富坪车头,歼灭浙江保安第 4 团一部,缴枪 30 多支。同月,成立中共浙南特委,辖福鼎、鼎平、瑞平泰 3 个县委。临委机关从泰顺移驻福鼎地区,并将鼎泰区划为临委直辖区。临委工作团与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发动与组织群众,普遍地建立起贫农团、妇女团、赤卫队、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初步地巩固了新的阵地。

在这期间,浙东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也初步取得成功。在大盘山南麓的缙云、仙居、永康 3 县边界地区建立了基本区。至于游击区范围则逐渐扩展到浙东南的广大地区。为了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在 3 月间,临委就决定将中共浙东特委改为浙东南特委,仍由刘达云担任书记,下辖瑞青泰、丽青云、青景泰等边区县委。这样,新建立的浙东和浙南两块根据地就成犄角之势,相互策应,保证游击战争持久地开展下去。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为对付两广派,将“进剿”挺进师的罗卓英第 18 军从浙江调往湖南,浙江反动统治顿失支柱。这在局部上给浙南红军游击队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在这期间,刘英、粟裕分别以临时省委和挺进师政治部名义,在浙南和浙西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内用兵,对民压迫。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抗日。

1936年8月,临时省委又通过浙南地下党员叶廷鹏等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叶廷鹏自红 13 军在浙南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经过一番“孤军”奋斗后,于 1935 年冬,团结了吴毓、黄先河、杨进、陈铁君等一批革命青年,建立了一支武装小分队(初称“肃反队”,后改称浙南红军游击队),逐渐发展到100余人。1936 年 5 月,成立了以叶廷鹏为书记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

叶廷鹏(1889—1941)浙江平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任平阳万全区农民协会会长。1930年5月在平阳组织农民武装,配合红13军攻打平阳城。1932年2月任中共浙南委员会书记,并组建浙南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36年5月任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书记,1937年3月任中共浙南特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浙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1月5日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11 月 11 日在平阳县水头牺牲。

在闽浙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外线和内线部队紧密配合,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撤离浙江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切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争取广大群众以及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当面最反动的敌人,有力地推进了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到 1936 年底和 1937 年初,在浙南、浙东和浙西南地区,形成了几块相对稳定的游击根据地。

浙南、浙东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两广事变后,临委“突击队”在“牵制队”掩护和策应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基本区连成一片。尔后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地区沿海的部分交通口岸。8 月间,与活动在平阳县北港地区的老共产党员叶廷鹏领导的 1 支游击队会合,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由平阳南港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迄同年 11 月,浙南根据地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的广大农村,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 200 多公里。地方党组织有中共浙南特委及其所属的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泰、鼎泰、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等 10 个县委和瑞平泰中心县委。

挺进师第 1 纵队挺进浙东,在永康、缙云边界落脚后,逐渐扩大活动范围,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以永缙边的金竹岗、黄弄坑、东坞、央田为中心,建立起一块根据地。主要活动区在仙居、天台、东阳、永康、缙云 5 个县交界的大盘山区。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1936 年 6 月,临委决定恢复遭敌第一次大“清剿”摧残了的浙西南根据地。首先恢复浙西南特委,由许信焜任书记。同时在浙南重建第 2 纵队,赵春和任纵队长,张文碧任政委。旋由粟裕率 2 纵队重返浙西南,乘敌军主力他调之机,向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猛烈攻势,接连收复了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等原根据地中心区。随即恢复龙浦、龙遂、江浦等县委及其下属的王村口、住龙等区委。在主力部队掩护下,以松(阳)遂(昌)龙(泉)边界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逐渐得到恢复,只是考虑到浙西南位处浙闽赣边境通道,敌人势所必争,同时接受上年受挫教训,浙西南特委决定以秘密工作为主。表面看来不如过去那样轰轰烈烈,但工作更加扎实,干部和基本群众更加成熟,对付敌人“清剿”也就更有办法。

张文碧(1910—2008)开国少将

宣遂汤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这是一小块新辟的游击根据地,位于浙西南北部的宣平、遂昌、汤溪 3 具交界的三角地区。这个地区地形险要。以门阵为中心,坐南朝北,背靠大岭,面瞰金(华)汤(溪)平原,左右群峰矗立,森林茂密,构成一道天然屏障。由于这一地区党组织工作比较隐蔽,又远离浙西南游击中心区,在敌人第一次大“清剿”时,未遭受大的摧残。1936 年秋冬,粟裕率挺进师主力重返浙西南时,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进入宣遂汤边区,协同当地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随着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挺进师兵力,在敌人第一次大“清剿”时期,由近千人减至 300 人枪,到 1936 年底发展到 1500 余人枪,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发展到数千人,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地方干部 500 余人,加入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人数,总共达 10 万之众。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等地区所属的 30 多个县境。这是浙南游击区的鼎盛时期。

国民党军第二次“清剿”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的军事进攻,并许诺联共抗日。这样,在北方基本上实现了和平。然而,在南方,国民党军不仅没有放松而且进一步加紧了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企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将坚持南方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剿灭”。随后国民党第 4 路军总指挥刘建绪率所部从湖南进驻闽浙皖赣边区,并在浙江江山设立“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其中将浙南地区划为第 3“清剿”区,在云和县设立“清剿”指挥部,同时命浙江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主持“清剿”。 集中了第 63 师、新 5 师、第 52 师、第 56 师、第 19 师、第 80 师和2 个独立旅、连同地方保安团共计 43 个团,10 余万兵力。准备对刚刚发展起来的浙南游击区发动大规模的“清剿”。

刘建绪针对红军游击区大为扩大的现实,在军事上改取“拉网聚歼”的战略战术。即采用拉网式推进战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外围到中心,逐渐将红军游击队逼向东南一隅,而后在浙南飞云江以南、沙埕港以北的濒海地区聚而歼之。为协调东线部队作战行动和切断红军游击队向福建方向机动,在平阳县设立“闽浙边清剿指挥部”,以第 19 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为正副指挥。在政治上,胁迫群众参加反共行动,移民并村,焚毁边缘地区零散民宅,定量逐日配给油盐柴米,以杜绝群众对游击队的接济。并且无所不用其极,歪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真相,谎称红军已经投降,耍尽阴谋诡计,妄图彻底破坏红军的军民关系。 

牛童往会议,制定新的斗争方针

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清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事先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准备和预见。此前,挺进师主力曾利用有利时机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进攻,迅速扩展了游击根据地,但同时也又一次暴露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1936 年底,省委为迎接抗日的新形势,曾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 19 师番号,并重新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号,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待到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游击区再次发起大规模“清剿”时,临时省委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认识面临的局势。

1937 年 2 月中旬,临时省委在泰顺县上仁乡牛童往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确定对策。会议认为要想坚持浙南这个新开辟的革命战略支点,不能单纯地实行军事抗击,同敌人拼消耗,而应着眼于保存党的力量,采取灵活的破敌良策。据此,会议确定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反“清剿”方针。在具体部署上,留下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干部在浙南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刘英率领临时省委直属队和部分主力部队共700余人,东进永(嘉)瑞(安)平(阳)泰(顺)边界活动。粟裕率挺进师一部由浙南泰顺根据地绕道瑞安和青(田)景(宁)边境前出浙西南地区活动。

用军事角度来看,挺进师这一次的战略部署与上一次浙西南反“清剿”的部署基本类似,同样是采取内外线配合作战的方式。但这一次的部署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首先,此时的红军挺进师的活动范围,已经从浙西南 1个游击区扩大到浙西南、浙南、浙东和宣遂汤边4个游击区,跳到外线的红军部队有广阔的回旋余地。留在内线的红军部队即使不敌,也可迅速转移到临近根据地隐蔽起来,抓住战机再给敌人小股部队致命一击。其次,有着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血的教训,浙南各地党组织在创建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中,加强了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有意识的发展了一批优秀的秘密党员,充分发动了群众,得到了许多来自敌人内部的信息,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再者,虽然国民党军拥有10万兵力,比上一次“清剿”还多近3万人,但随着浙南根据地的扩大,国民党军虽多,也不可能再采用罗卓英对游击根据地重重包围“竭泽而渔”、“一连驻扎一地”的方针,只能“步步为营”,这样就完全丧失了机动性。而红军游击队随时可以找寻敌人弱点予以打击。游击队如果充分利用以上这些有利条件,指挥得当,是可以轻而易举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清剿”的。

但是现实永远是残酷的,这次国民党军的“清剿”却再一次给浙南游击区和挺进师造成意料之外的重大损失,而这一次遭受挫折的原因却是一个中国革命20多年来始终存在却也始终无法有效防范的问题——叛徒。

最艰难的日子

1937 年 2 月 2 日, 敌第 80 师 1 个团和浙江保安第 3、第 4 团,共约 3000 多人,向泰顺峰文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刘英、粟裕指挥部队在简墙大山峡伏击进犯之敌,一举歼敌 1 个加强营。敌发现红军游击队主力后,蜂拥而至。战斗至第 3 天,敌对游击队形成两头夹攻之势。刘、粟机断地指挥部队,趁大雾迅速悄悄转移,导致敌军自相交火。当挺进师转移到平阳县玉仓山(今属苍南县)时,敌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进攻。为保存有主力量,挺进师果断地撤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浙南军分区司令员罗连生被俘后叛变,出卖了挺进师的行踪。随后,刘敌令第 19 师、独立第 9 旅和浙江保安第 2、第 3、第 4 团,与第 80 师相配合,企图将红军游击队主力围歼于瑞(安)平(阳)泰(顺)之间。

牛童往会议后,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直属队,北渡飞云江,进入浙东南瑞安的沙门山、肇平及永嘉纸山一带活动。1937 年 3 月,临委决定由龙跃任浙南特委代理书记,统一领导浙南根据地各县工作。同时根据叶廷鹏、陈铁君等人的要求和中央特科指示,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和浙南红军游击队正式归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坚持浙南内线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在浙南侍委统一领导下,组成武装工作团,辖各地区武工队、组,武工队时而化整为零,避敌锋芒,时而集零为整,袭击分散之敌,化被动为主动。在浙东南,省临委还组织了 1 个白区工作团,由黄先河任团长,秘密进入温州市,开展工人和学生工作,推动城市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红军游击队斗争。

黄先河(1913—1999)

正当浙南红军游击队展开艰苦斗争之际,闽浙临时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浙东南特委书记刘达云继罗连生之后投敌叛变,再一次出卖了挺进师和各游击队的行动计划,并且这个叛徒在得到国民党主子的重用后,对他曾经的战友和接待过他的革命群众举起了罪恶的屠刀,给浙南根据地军民带来巨大的危害。然而富于革命传统的浙南人民,并不气馁,他们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不屈不挠地与强敌周旋。

粟裕率领挺进师一部与敌人主力相对进。由浙南挺进浙西南地区。途经瑞安潮岭、潮际时,留下部分人员在梅山、李山地区,依托游击基点村打游击。主力部队取道青(田)景(宁)边境西进,直抵杭江铁路南侧。随后回到龙泉溪以北的松(阳)遂(昌)地区活动。3 月 11 日,在遂昌门阵与坚持浙西南斗争的谢文清、刘亨云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旋以宣遂汤边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游击战。

刘亨云(1913—1992)开国少将

然而,由于叛徒出卖了部队行踪,敌人依仗其绝对优势兵力,在地方反动势力协助下采用“拉网”战术,加之采取强迫移民并村,对群众严加控制等残酷措施,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虽然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不易为敌人发现行踪,但敌人多势众,致使红军游击队常与敌发生遭遇战。敌人一旦发现游击队踪影,就立即围拢过来,使游击队陷入困境。一次粟裕率部由浙西南庆元、景宁边境北进,当到达云和与松阳交界地区时,突然与敌遭遇。敌立即收拢“大网”,将挺进师部队围困在龙泉溪和松阳溪之间 10 多公里的“三角架”里。挺进师虽然施展了忽南忽北、打回马枪等战术,但仍难于甩掉敌人,并几度误入敌人的伏击圈,几陷绝境。这时,粟裕施展出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率部金蝉脱壳,声动击西,一昼夜强行军 90 公里,连打 7 仗,才最终摆脱了敌人。

这个时期,是浙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同浙南地区红军游击队并肩奋斗的浙南人民,以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保护着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浙南人民与红军游击队患难与共,特别是贫苦民众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身上。他们宁肯自己忍饥挨饿,将省下的哪怕只有一口的食物,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封锁线送给红军游击队。这种舍己为人的鱼水深情,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堪称楷模。在浙南人民的冒死支援下,浙南红军游击队经过 8 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大“清剿”,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开展政治攻势与首次和谈

早在刘建绪发动大“清剿”之初,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省军区,在奋起抗敌的同时,就向国民党发起了政治攻势。尔后,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断加强这个攻势,迫使刘建绪不得不表示休战谈判。1937 年 3 月,临时省委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快邮代电》。3 月 25 日通过地下党组织分别从温州、瑞安、乐清和上海等地邮局发出。临时省委“代电”发出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即作出反应。5 月 2 日,吴毓在临委地方工作团协助下,以浙南红军联络员名义同国民党军第 19 师旅长唐伯寅以及刘建绪派出的正式代表邓讱取得了联系。并商定先停战一周,以便红军商派正式代表。会谈地点定在平阳县北港区。接着吴毓和白区工作团的黄先河、陈铁君,借停战之机,迅速进入浙东南游击区,向刘英汇报。刘英在平阳北港山门乡大墩村召集临委会议,商讨同国民党谈判事宜。同时决定以吴毓、龙跃和陈铁君3 人为谈判代表(吴毓为首席代表)。后因龙跃有事不能离开,改由参谋董启文代替。

龙跃(1912—1995)

吴毓(1911—1943),原名吴祖毓,浙江苍南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新四军驻浙办事处主任。1943年12月10日深入黄山匪巢,收编黄山土匪头目余汝苟,不幸被土匪暗算,遭枪杀牺牲。

5 月 7 日,第一次谈判于平阳县山门畴溪小学举行,国民党方面代表、四省边署政训处上校处员邓讱带 1 个参谋和随从人员如期赴会。会议开始时,双方代表交换了对国内时局的看法与和谈意向。然而国民党内部对这次和谈意见不一。在内战前线的官兵想借此摆脱苦境,而南京当局则企图迫使浙南红军游击队就范,这就注定谈判必将出现曲折。对此,临时省委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刘英在谈判前夕,即离开险境,并借暂时停战之机,重新调整力量,以应付不测。

5月8日,双方代表开始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吴毓先提出闽浙红军愿意改为国民革命军,将闽浙苏区改为特区(包括平阳、瑞安、泰顺、福鼎、寿宁、柘荣6 县),停止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财产,闽浙红军改编后立即集中特区内,准备对日作战等 5 项保证。吴毓发言完毕后,邓讱不置可否,接着休会。邓立即打电话请示其上司。复会后,邓表态说,除划出 6 个县为特区外,其他几条都可以接受。然而特区问题,对红军游击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红军游击队就将失去立足之地。所以红军代表据理力争,而国民党方面不仅不肯让步,而且还提出了两条苛刻条件,一是闽浙边红军接受收编,统一归国民政府领导和调遣。二是红军所有政工干部要全部集中南京受训,另行分配工作。这样一来,双方分歧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这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只有消灭红军的险恶用心,而无合作抗日之诚意。当时列席会议的中间人士被夹在中间,难于从中调解。谈判未果。

谈判中断后,吴毓、陈铁君、董启文 3 位代表,为避免暴露目标,没有直接返回临委驻地,而随同邓讱等到了平阳鳌江。在鳌江,吴毓提出双方先行停战,其他政治问题待后协商解决。邓讱表示同情,但他说他不能作主,须请示上司。随后得到答复是,蒋介石电令“停抚进剿”。于是历时 17 天的首次谈判宣告破裂。

陈铁君(1917—1961)开国少将

首次谈判破裂后,刘建绪奉蒋介石令偕第 19 师师长李觉等到浙东南内战前线瑞安、永嘉一带“督剿”。战火再次燃烧。临委谈判代表陈铁君在青田战斗中负伤被俘。陈铁君以谈判代表身份指责“清剿”军逆潮流而动,并要求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当面理论,后被送到衢州四省边署关押。与此同时,浙西南游击区也在进行恶战。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在龙泉县锦旗乡龙殿坑战斗中以身殉职。

许信焜(1914—1937)

重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定

党中央十分关怀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命运。在得悉浙南红军艰难处境后,即请贺龙以刘建绪早年同学的关系,写信给刘,阐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对刘晓以民族大义。同时以乡情旧谊动之以情,劝刘化干戈为玉帛,“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后,临时省委直接向刘建绪发出通电,敦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刘为形势所迫,加之他的部队陆续奉命调往淞沪杭前线,遂表示愿与红军重开谈判。他释放了临委谈判代表陈铁君,让陈转交他写给刘英、关英、黄道等人关于停战谈判的信。同时把贺龙写给他的信也一并交给陈铁军送交刘英,以表示他的诚意。

8 月 24 日,双方在温州重开谈判。在这次谈判中,临委鉴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坚持共产党独立与批评自由,以及保持红军武装的独立性等项原则下,作了适当的让步,主动放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提出的划闽浙边 6 县为闽浙边特区的要求。国民党方面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苛刻条件。这就使谈判得以较顺利地进行。经过反复协商,初步达成了 5 项协议。初步协议签字后,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立即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要求所属各部队迅速向军区所在地集中。同时,临委还发出了《为巩固和平坚决抗敌告全国各界男女同胞书》,表现浙南红军游击队与全国军民团结御侮的态度和决心。

9 月 16 日,刘建绪派政训处上校处员王裕先、中校处员詹行烈两代表到平阳接洽。刘英亲与会谈。经磋商,于 17 日在原拟协议基础上,形成了 7 项协定。在这期间,浙西南根据地由于与临委失去了联系,加之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粟裕等领导人经过仔细分析,作出了国共两党可能合作了的判断。为此,派了一个小分队下山了解实情。这个小分队化装成国民党军,开进龙游县溪口镇。确认情况属实后,迅速返回汇报。粟裕立即向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和县政府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遂昌当局很快响应,并定于 9 月 19 日在遂昌县门阵举行谈判。红军代表为谢文清,国民党代表为朱镇山。谢文清向对方提出 3 个谈判条件:1.红军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当局)不得留难。红军已经停止打土豪,国民党当局须给红军补充弹药、给养。3.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朱镇山将会谈情况,向其上司作了报告。遂昌县国民党当局全部接受了红军所提条件,欢迎红军下山。至此,在整个浙南地区实现了和平。虽然后来国民党当局在一些问题上横生枝节,但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潮流终究不可阻挡。

胜利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7 年 9 月 17 日,闽浙边国共谈判达成最终协定后,临时省委即由青田、永嘉、瑞安边境赶回平阳北港,以集中部队与布置新的工作。约半个月时间,散布于瑞、平、泰、青、丽、温等县的红军游击队,基本集中完毕,连同机关工作人员共约 300 人左右。随后,刘英派人分途前往浙东和浙西南游击区,联系粟裕、谢文清、张文碧、范连辉、赵春和等负责人,向他们通报谈判情况和传达临委关于集中部队改编的指示。

10 月初,刘英接到了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 9 月 28 日写来的信。信中告知,分局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将一切游击队改为抗日武装,并交待了有关谈判、改编原则和实施方法。随后又收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于南京写来的信,信中传达了中共中央于 8 月 1 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浙西南游击区,粟裕派代表同遂昌当局达成协议后,即率部队从门阵南下,经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向临委驻地开进,到达平阳北港,与坚持浙南游击斗争的部队胜利会师。在这前后,临时省委所属的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到达集结地区。全部兵力合计500余人。在平阳集结完毕后,即正式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支队和1个教导队,后来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成立了 1 个新兵队。同时在温州设立了以吴毓为主任的总队办事处。部队改编后,就地进行军政训练和开展群众工作。

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到平阳山门街,向刘英、粟裕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决定刘英留下,领导浙南斗争。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带部队北上抗日。部队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3 月上旬,刘英随曾山赴南昌,向东南分局请示今后工作,途经金华时,刘英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行了会谈。经刘提议设立“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在温州设立“新四军驻温州通信处”,在平阳设立“新四军平阳后方留守处”。发给抗日游击总队子弹5万发,军衣1000套,每月发给补充经费 1.5 万元。随后,省委决定由黄先河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吴毓任设在丽水县城关高开巷19号的丽水办事处主任。周饮冰任温州通讯处主任。

1938年3 月 18 日,粟裕奉命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 583 人告别浙南人民,从平阳山门出发开赴抗日前线途。经丽水时,黄绍竑从金华专程赶到丽水碧湖会见粟裕,并在大港头向部队作了团结抗日讲话,给部队补充了部分弹药和军装。部队途经遂昌县时,经交涉遂昌县政府释放了部分在押的政治犯。4月18日部队胜利到达安徽歙县岩寺,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粟裕任第 2 支队副司令员。部队北上后,刘英带领龙跃、谢文清、林辉山、吴毓、叶廷鹏、郑丹甫、张麒麟、郑海啸、黄先河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分武装人员,继续在浙南坚持斗争。

林辉山(1906—1980)

郑丹甫(1910—1983)

郑海啸(1900—1987)

以工农红军挺进师为主体的浙南游击战争,在广大群众参与下,以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顶住了国民党军一再掀起的“清剿”恶浪,终于迎来了胜利。在这场极其艰险的斗争中,浙南革命军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仅挺进师就有 1000 余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浇灌了浙南广袤沃土,培育出丰硕的果实,除了保存挺进师有生力量外,还发展了 4000 余名中共党员,建立起 40 多个县区级的党政组织和 30 多支县区级游击队,以及众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形成了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点。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继续书写着辉煌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