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治国会把欧美带去天堂还是地狱?东西方之间的智慧已拉开差距

商人治国会把欧美带去天堂还是地狱?东西方之间的智慧已拉开差距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图强。

商鞅自从执掌秦国大权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打压商业的政策,我们看到,在体现商鞅变法思想的《商君书》中列举了许多制度规定。

比如,不允许穿着奇装异服,不允许开设旅店,抬高酒肉等消费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

同时也不允许商人收购粮食,农民出售粮食。因为一旦存在粮食买卖,农民就会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卖给商人牟取利益,而商人则可能把粮食卖到其他国家进一步赚取利益。

商鞅认为,如果商人多了,农民不用积极生产也能取得高收益,就会纵情饮酒作乐,大臣就会吃喝享乐,从而造成粮食的浪费,国家就难以富足,无法养活强大的军队。

因此,在商鞅变法开始之后一些跟国家发展生产无关的商业行为全都被禁止,连商人都因为失去生计纷纷离开了秦国。

这是因为商鞅及背后支持他的秦孝公一致相信,国家的富强必须以农业为根本,而商人,他们本质上不生产什么物资,也不承担劳役、兵役。依靠他们上交的税收,通过发展农业、手工业一样可以做到。

因此,就必须杜绝通过投机倒把,或者贩卖娱乐消遣产品牟利的渠道,让占秦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经过二十多年变法,秦国国力大增,到长平之战时期其粮食储备竟可支持四十万大军在别国境内作战三年,这对于其他各国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商鞅变法

受到秦朝一统六国的成功案例影响,以及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重农抑商成了自秦朝以降影响中国历代正统王朝两千多年的主导思想之一。

历代王朝之所以特别重视农业,刻意打压商业,这是由古代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古代,政权稳固的前提就是老百姓要有饭吃,如果老百姓没饭吃,吃不饱饭,直至饿死人,那么很快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就算王朝不因此覆灭,也会元气大伤。

东亚大陆向来以农业为主,由于生产力落后,古代中国农民最初通过井田的方式利用有限的水资源,而后又大规模修建灌溉工程发展水利,为了更好地利用水资源,人口和农田的分布相对集中。

这种集中的农耕方式存在一个巨大的风险,即粮食产区依然很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一旦某地爆发旱灾,水灾,蝗灾,那么成千上万顷的良田瞬间就会颗粒无收,造成大规模的饥荒。

公元17年,王莽天凤四年,荆州大旱,饥民只能涌入山林,挖野菜和野荸荠充饥,不久即爆发绿林起义,四年后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朝宣告灭亡。

公元183年,汉灵帝光和六年,天下大旱,耕地绝收者十之五六而赋税不减。次年,几十万走投无路的农民在巨鹿人张角带领下发动起义: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一个月内起义军即席卷全国七州二十八郡,使得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黄巾起义

残酷的现实迫使统治者们只能不间断地鼓励和重视农业生产,同时大规模修建仓库,把丰年产出的粮食囤积起来,以备灾年之用。

比如隋朝开始设立的洛阳含嘉仓,经过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等历朝皇帝大力扩建,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其屯粮已超过500万石。“开元天宝全盛日”所言非虚。

于是,历史书上形容统治者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总少不了四个字“劝课农桑”。

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农民官方地位提高,古代中国对四类社会群体的排序是“士、农、工、商”,读书人排第一,农民排第二,工匠排第三,商人排最后。

由此可见,工匠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就在《师说》中写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也就是说读书人认为他们干的都是低贱的活。

那么排序还在工匠之后的商人,其社会地位则更加不言而喻了。

从隋朝开始,政府以科举取士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从此官吏只用读书人,而基本上排除了商人进入政权的可能性。

是商人不聪明吗?不,他们比一般人聪明得多,哪里有机会,哪里可以赚钱,他们一眼就能发现。

是商人不理性吗?也不是的,只要可以赚钱,商人理性起来比谁都理性,为了盈利连绞死自己的绳子都照卖不误。

按道理说,让一群聪明又理性的人来治理国家,应该这个国家迟早会欣欣向荣,至不济也不会乱到哪去。

但为什么中国古代还是排斥商人当官呢?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执政的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认为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靠,他们在与商人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商人为了个人的利益什么都能用来交换,也从不考虑什么道德、什么公理。

孔子讲学

从孔子、孟子时代开始,商人这样的特质就已经被智者们看得十分清楚了。

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意思是:如果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富贵,我是不会享受的,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在我看来就像天上的云一样是漂浮不定的。

《孟子·滕文公上》讲了非常经典的十个字: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当然也不排除明朝、清朝晚期有钱可以捐官,但通过捐官进入仕途的在官场上总是低人一头,这也恰好说明了,商人有了钱以后还是希望改变自己的身份,或者寄希望于下一代改变自己的身份。

自近代以来,中国依然坚持以农业为国家命脉的基本国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后,把国家不多的积蓄主要用在了两个方向,即加强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

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共新建和修复水利设施8.4万多处,新建和修复公路80多万公里,铁路2万多公里,发电量增长近50倍,“赤脚医生”遍及全国农村。

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人民群众服务,而当时农民又占了人民群众的绝大部分。

毛主席是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亲身体验过农业生产的辛劳,深知农民的疾苦,他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的原因,还是要让受压迫,被剥削的穷苦人翻身做主人。

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把发展和维护农业生产作为头等大事。并于2006年彻底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农业税。

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农业稳定是不能逾越的红线。

尽管“抑商”已经不是政策导向,但我们始终把粮食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在政策的关注和呵护下,确保了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2021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6.8亿吨以上,这已经是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第7年超过6.5亿吨。

农业安定则国家安定,沉甸甸的麦穗、稻穗将支持我们的民族在复兴道路上走得行稳且远。

中国对农业的重视,与美国对商业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些治理美国的白人精英们,他们文明的源头是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

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古代的英国没有发展出发达的农业,于是居住在不列颠群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选择了以牧业为生。

放羊的牧人必须逐水草而居,人和人之间还得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你的羊吃了我的草,我的羊吃了你的草。

英国的羊群

因此,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而言,他们推崇的是个人价值实现,而不是古代中国强调的共济时艰、守望相助的集体观念。

对于中古欧洲的一介平民来说,实现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成为商人,不像古代中国对商业有约束,在欧洲生意做得越大越能证明你的实力。

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欧洲国家逐渐形成了几类人群:国王、教士、贵族和商人、工匠、农民。

由于中世纪的西欧四分五裂,欧洲的商人通过在国家之间的投机贸易积累了许多财富,但他们做生意需要向国王纳税,以寻求国王军事力量的保护,于是商人与国王达成了一笔交易:

我可以向你稳定地纳税,但你要保护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是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价值观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来源。

凭借着商人提供的大量税源,王国的军队逐渐强大,并吞其他小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地区性大国,这时商人的担心又来了:

万一国王强大以后,不打算遵守第一个约定怎么办?

于是商人向国王表示:我们可以继续向你稳定地纳税,但你要允许我们对你的权力进行制约。

就这样,限制国王权力的机构——议会产生了,商人不仅参与了国家机器,还成了国王权力的源头。

英国议会

和议会一同产生的关键词是“民主”,只不过这里的“民”指的就是有钱的商人,至于那些没钱的平民老百姓,连当“民”的资格都没有,别说议会了,议会的门槛都不会让他们踩进去。

结果有一天,一个国王不愿意和商人合作,他发动政变解散了议会,本以为这样就能大权独揽,没想到商人老实不客气,干脆把他的脑袋剁下来晾着。

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又有一天,另一个国王对商人说:我要修改我们之间的契约,要你们多纳税。

这一次商人依然不干,他们废除了君主制自己当家做主,并把国王送上断头台。

这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最终商人成了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国家的形态随之进入了新阶段,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而一些大商人也升级成了资本家,随着少部分资本家聚敛的财富越来越多,他们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权力,事实上成了不戴王冠的国王。

他们的垄断组织被后人称为“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被称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随之诞生。

从19世纪中期美国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潮开始,工业部门中涌现的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们就成了美国社会的优秀代表。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钢铁大王”卡耐基,“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及银行家摩根、穆迪等人,都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风云人物。

1930年代繁华的纽约

对于做惯了生意的美国商人来说,以钱换权,这套路太熟了,于是大批成功的资本家进入了政界。

他们要么自己站在台前直接发号施令,要么选择听话的代理人,但这个国家的政策必须为且只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

修建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是为了让产品更好地在相对落后,市场没有开发的美国西部流通。

颁布《宅地法》,大肆屠杀世世代代居住在西部的印第安原住民,是为了实现农业的大规模、农场化生产,滋养掌控农业的巨头。

1850年代左右,围绕着关税问题,美国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和北方的工商业资本家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北方的工商业资本家希望抬高关税,这样他们的产品就可以免受来自欧洲大陆的工业品的冲击,同时借助欧洲工业品的高价在国内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赚取高额利润。

而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们则恰恰相反,希望降低关税,因为他们希望从国外输入粮食和原料以降低种植园的成本,同时也可以降低欧洲国家对自己出口的棉花、烟草、橡胶等初级原料征收的关税,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

关税矛盾和其他一系列问题混杂在一起,使得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和北方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并终至于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双方爆发战争,史称“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用200万人伤亡(占当时美国人口十五分之一)的代价基本上摧毁了阻碍美国北方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到了20世纪初,美国也因此成了资本主义最为发达,资本家对权力垄断最为彻底的“托拉斯帝国主义”。

南北战争

相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在三百年的时间里它有效地刺激了科技进步,并直接贡献于西方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积累。

但随着19世纪末期世界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资本家再也找不到其他廉价的原材料生产地和市场,获利的主要途径只剩下了剥削。

既然有剥削就会有反抗,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忍无可忍的工人开始罢工、示威、游行。

这令资本家们十分惊慌,因为一方面工人罢工影响了他们继续生产产品获利,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动荡,产品难以销售,这样一来他们的财路就算彻底断绝了。

资本家开始和工人谈判:我们增加福利,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然后你们接着干。

在大萧条的背景下,资本家普遍担忧工人失业及工资收入下降导致产品无法销售,于是罗斯福顺水推舟地推行新政,大力推动基础建设增加就业,提高工人工资水平,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同时使美国走出了萧条困境。

罗斯福签署法令

他的继任者杜鲁门也想讨好工人给自己拉选票,否决了限制工会权利的《劳资关系管理法》,结果这一次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不仅否决了总统的否决,还强行通过了这个法律,使得工人组织罢工变得更加困难。

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国家权力只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

工人复工以后,眼前的危机是解除了,但新的烦恼却又接踵而来:提高工资、增加福利导致成本上涨,利润下降。

拿走了商人的利润,那可比割了他们的肉还让他们难受,于是他们开始苦思冥想,试图找出压低成本的办法。

不过西方不亮东方亮,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持续掀起独立浪潮,大批国家从殖民地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让欧美商人看到了新的机会。

很快,一个被称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诞生了,这个过程的基本内容,就是发达国家把生产的职能外包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既使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压低成本,又助推了当地工人的收入,从而能够把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再倾销回去。

在美国对外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成了第一波,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成了第二波,中国是第三波,随后又是越南、柬埔寨、老挝……

但任何疗法都是有副作用的,这一次的副作用就是“产业空心化”,本国的制造业机会大量外流,只剩下了一些高科技行业和金融业等服务产业。

美国失业工人游行

对本国的老百姓来说,不仅高收入没有了,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荒唐的是面对本国人民的抱怨,一手导致这一问题的美国政府还试图让中国背锅,胡说什么“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在资本家的领导下美国政府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逐利的政府,为了利益什么道德,什么信用都不要了。美国的老百姓对他们来说连人都算不上,跟牛马一样只不过是赚钱的工具。

就像美国每年都有将近十万人因为枪击伤亡,但要求限制枪支使用或者销售的法案在参议院却迟迟得不到通过。

无他,只是因为和军火商关系密切的几十个参议员们长期拒绝讨论这些法案,更别说表决这些法案。

对他们来说,民间的枪支正是越多越好,由于枪击事件多发,那些原来没有持枪的人为了安全起见也会去购买枪支,正好让军火巨头大发横财。

更离谱的是,军火商甚至把脑筋动到了孩子身上。由于针对儿童的枪击事件牵动家长的神经,军火商干脆推出了儿童款的小型枪支,理由是当儿童遭到枪击时也可以用枪还击保护自己。

儿童款枪支

这简直是丧心病狂。

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例如禁止堕胎问题,明面上看这是个宗教信仰和伦理问题,但实质上这是个经济问题。

资本家们明确反对堕胎:人口少了不仅劳动力减少,而且还会造成市场萎缩,这样的话,他们的产品就没有人买了。

于是在最近,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通过了号称史上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令:禁止自胚胎受精后的所有堕胎措施。

其实很多美国人人都看明白了,在美国,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想要为公众的利益服务,那简直是千难万难,因为资本家的利益始终是和公众对立的,而任何法案建议一旦触犯资本家利益,在国会就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扯皮,最后无疾而终。

但如果他只是想获取一己私利,那方便之门倒是有千千万万。

尽管美国的法律规定个人向公职人员赠送的现金最多不能超过1000美元,但它并没有限制团体向公职人员送钱。因此,美国产生了多达近3000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团体,他们手中有数以亿计的钞票,每天不停地游说国会山的议员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这对国会议员们来说是天大的诱惑:因为他们的薪酬虽然不低,但对于动辄上百万美元的竞选费用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所以一个有需求,一个有供给,双方一拍即合,合作默契。

不仅用于国内,美国已经早就把做生意的精神发挥到了国际事务中,但凡有利于我的,大力支持,不利于我的,百般阻挠。

美国的欧洲小伙伴们紧跟美国的脚步亦步亦趋,但却已经将自己带到了进退两难、江河日下的困境。

资本家的游戏场

国与国之间的相处远不是做生意这么简单,信用,规则,这是国际社会打交道最基本的东西,你不要了拿什么取信于别人呢?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相信不同国家的治理思路一定会将国家带向不同的结局,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