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是堂叔侄,同是西北军,均为抗战英雄,身后声名却天差地别

他俩是堂叔侄,同是西北军,均为抗战英雄,身后声名却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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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军中,凡是由士兵晋升为军官的,无一不是擅长使用大刀,吉鸿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西北马家军够凶悍的了吧,可就怕吉鸿昌。只要遇到了吉鸿昌,无一仗不败。

每逢吉鸿昌出战,总是赤膊上阵,左手边是一杆“吉”字大旗,右手边是一条手持青龙刀的虬髯大汉,这个阵势,俨然关云长在世,见之者无不丧胆。

吉鸿昌就凭着武勇在15年间,由一个“大头兵”当上了师长。

1928年,第30师师长吉鸿昌调防甘肃天水,打服了马家军。

1929年,吉鸿昌升任第十军军长兼宁夏省省长,成为了方面大员。

中原大战后,吉鸿昌所部被蒋氏改编后,随即被派到鄂豫皖“围剿”红军。

可由于吉鸿昌在“围剿”红军时作战不卖力,被蒋氏解除了兵权,打法到国外“考察”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毅然回国,变卖家产,联络旧部,组织部队抗战。

1933年5月,吉鸿昌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伪军全部逐出察哈尔省。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部队初次从日军手中收复国土,举国为之振奋。

可由于察哈尔抗战与蒋氏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抵触,察哈尔抗战失败。

1934年11月24日,经蒋氏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享年39岁。

令人可惜的是,吉鸿昌一身武勇未能在抗战中得以施展就英年早逝,诚为憾事!

和族叔吉鸿昌一样,吉星文在西北军中同样以骁勇善战著称。

1922年冬,未满15岁的吉星文只身来到河南省灵宝县,投奔族叔吉鸿昌当兵。

应该说,吉星文当兵是受了吉鸿昌的影响。

1922年,已经是冯玉祥手下团长的吉鸿昌回乡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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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和光彩让少年的吉星文羡慕不已,敬慕之情也油然而生。从此,吉星文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叔叔那样的人。

因而,1922年冬,吉星文离开家乡去投奔族叔。

出人意外的是,吉鸿昌并没有把这位侄子安排在自己麾下,而是安排到了宋哲元的骑兵旅。这有些类似于再好的老师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教的道理。

在宋哲元的严格管教下,吉星文快速成才。由于吉星文自幼习武,身体健壮,兼之勤学苦练,很快就得到了宋哲元的赏识。

1926年,年方18岁的吉星文被宋哲元提拔为连长。

此时正值西北军在“南口大战”失利撤回西北时期,西北军千里行军,沿途又都是地瘠民贫之地,缺衣少粮,部队减员很大。

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吉星文以身作则,不仅用言语鼓励士兵,而且只要有一口吃的,也要与大家共享,获得了全连士兵的爱戴。

到了目的地之后,西北军全军点阅,吉星文连仅有两名士兵因病去世,其他士兵无一人掉队,无一人逃亡,功绩荣获全军之冠,获得了西北军将领们的一致赞扬。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吉星文跟随宋哲元来到华北,被提升为营长。

1933年元旦,日军向山海关进攻,长城抗战爆发。

1933年2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发布了侵略热河的军事命令,企图占领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重要关口,掩护日军主力侧翼,确保日军主力占领承德及古北口。

局势危急,二十九军奉命开往前线。1933年3月9日,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

此时,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团已经占领了喜峰口,而且居高临下、装备精良,让装备严重落后于敌人的二十九军伤亡不小。

3月11日,喜峰口战役指挥官赵登禹认为,与日军拼消耗,二十九军是拼不起的。要想克敌制胜,只能扬长避短,贴身近战,用大刀来消灭敌人。

3月11日凌晨3时,西北军兵分三路向日军发起夜袭,吉星文营的任务是绕过日军右翼,消灭在王冢、瓦房这两个村里的日军。

吉星文不负所望,率部于凌晨四时发起进攻,一举歼灭近一个中队的日军,缴获大量装备。

在喜峰口抗战中,西北军旅、团、营级军官中,旅级军官以109旅旅长赵登禹、团级军官以217团团长王长海、营级军官以吉星文战功彪炳。

因而,在喜峰口战役结束之后,赵登禹升任132师师长,王长海升任109旅旅长,吉星文升任217团团长,时年24岁。

年轻、剽悍、又在抗战中立有大功,吉星文名声日显。

1934年元旦,二十九军在北平阅兵,吉星文被推举为阅兵总指挥,假以时日,军界定会再有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1936年5月,吉星文到军校深造,主要研究以日军为假想敌的山地、平原作战。进修结束后,调任219团团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吉星文命令219团官兵“坚守阵地、坚决回击、坚持抗战到底”,连续击退了日军的几次进攻。

7月8日夜,吉星文组织大刀队夜袭,用大刀砍死日军一个中队的士兵,夺回平汉铁路在宛平县的桥头堡。

日军遭此重创,对吉星文又恨又怕,可又没有办法。于是提出,要想停战,条件之一就是要撤换驻守在卢沟桥的219团。

由于蒋氏和何应钦之流的妥协,219团只得撤离卢沟桥。几小时后,卢沟桥即告失守。

1937年8月,吉星文升任109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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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部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准备以离心退却的方式撤离徐州。可就在这紧要关头,由南京出发的日军第9旅团突然北进,前锋已经突进至蒙城一线,准备占据徐州到蚌埠的重要节点宿县。

一旦宿县被日军占领,从徐州撤出的部队将会被日军合围在徐州以南、宿县以北地区。

在关键时刻,吉星文再次被委以重任,率部开往宿县,任务是占领涡河附近的赵家集、芦沟集,抵御日军第九师团北上。

日军第九师团是机械化师团,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吉星文率部紧赶慢赶,还是迟了一步,日军已经占领了这两个集镇。

可为了掩护从徐州撤退的几十万中国部队,吉星文再一次发挥出他悍不畏死的气概,率109旅和临时配属的一个团兵分两路,死死缠住日军第九师团,严重迟滞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为徐州几十万中国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此役过后,吉星文再一次得到提升,被任命为第三十七师师长。

可从此之后,吉星文在军界的上升之路基本断绝。原因是:

其一、西北军的编制仅有4个军,这还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二十九军威名远播,蒋氏不得不做出的姿态。

西北军老将甚多,四个军的军、师级干部已经被占满。吉星文能够当上师长,还是因为战功太大了,众人不得不给他一个位子的缘故。

而且,西北军中大多数将领都是把兄弟,吉星文在他们中间属于晚辈,也不能以晚辈的身份凌驾于长辈之上。

其二、蒋氏对西北军这种“杂牌”军采取的办法是既利用又防范,是不可能再给西北军番号的。

其三、由于族叔吉鸿昌的原因,蒋氏始终对吉星文怀有戒心,因此,哪怕就过来再大,他也不会把吉星文调到其他部队任职。

徐州会战之后,吉星文虽率部参加过历次大战,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但由于以上原因,始终得不到蒋氏重用。一直到抗战结束,吉星文仍然是西北军77军的一个师长,官职原封未动。

抗战胜利后,部队开始整编,西北军77军整编为77师,吉星文担任少将旅长。

可这个旅长,吉星文也没当太长时间,他作为编余军官进入了陆军大学第八期学习。

毕业后,吉星文回到原部队参加了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战斗。1948年11月,吉星文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因头部负伤离开了部队。

在别人看来,吉星文因受伤离开淮海战场是幸运的。不然,战俘营里很有可能会出现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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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吉星文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为蒋氏效忠的层面上。

十余年的沉居下僚生涯,虽然让他对蒋氏以及蒋系嫡系部队产生了怨恨,但不能排除的是,他的内心深处对蒋系部队是抱有羡慕成分的。

这也是他在西北军大批将领选择“起义”这条路的时候,仍然继续选择为蒋氏卖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49年,吉星文携带家人逃到了海峡对岸,被蒋氏任命为“澎湖防卫部队”副司令长官。

逃到海峡对岸的原西北军将领中,一部分人是像刘汝明这种年已老迈,锐气尽丧的老将;另一部分人是像庞炳勋这种曾经投降过日本人的军人,蒋氏是不可能重用他们的。

而吉星文则不同,首先,吉星文年富力强,此时刚过40岁;其次,吉星文一向以骁勇善战出名,任用吉星文这位西北军的年轻力量,既可以弥补蒋军将领力量不足的原因,又可以收取逃到海峡对岸那些原西北军老将的心,可谓一箭双雕。

1959年,吉星文被提升为中将军衔,调任金门,担任“金门防卫部队”副司令长官。

吉星文得此重用,也跃跃欲试欲为蒋氏卖命,这就注定了他的结局是悲惨的。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我军炮击金门,吉星文被弹片击中。

按理说,对吉星文的抢救还是及时的,大部分的弹片都被取出。可没料想,有一块非常小的弹片没有被医生发现。三天后,吉星文的伤势恶化,终于不治身亡。

死后,吉星文的遗体被安葬在澎湖军人公墓。

当初,吉星文担任“澎湖防卫部队”副司令长官的时候,曾经在澎湖军人公墓落成的时候对同僚开玩笑:

“我们当中,不知谁先躺在这里?”

不料一语成谶,先躺在这里的竟然是他自己。

吉鸿昌和吉星文这对叔侄,同为西北军猛将,均在抗战中立下大功,可由于选择道路的不同,身后的声名却天差地别。

吉鸿昌虽英年早逝,大志未酬,但是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吉星文虽年过五十,死亦非夭,但却是为阻碍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死,不得其死,轻于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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