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国民党副师长被俘后,要求向周恩来发电:我是黎强同志

1949年,一国民党副师长被俘后,要求向周恩来发电:我是黎强同志

“难怪国民党打败仗,他们的师长看起来精神根本就不正常。”

“是啊,别人当俘虏都哭丧着脸,这家伙乐呵呵跟过年似的,不是傻就是憨。”

“说不定人家跟咱们哪个大首长是亲戚?”

“亲戚?亲戚也包庇不了他”……

战士们议论的,是一个刚刚被俘的国民党的副师长。

1949年4月下旬渡江战役结束不久,国民党45军312师被我三野30军第88师合围,该师军心涣散,不战而降。

作为军人都是有荣誉感的,打败仗被俘怎么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再加上自己前途未卜,没有一个国民党军官不是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唯有一个名叫李长亨的副师长,非常坦然,整天大吃二喝,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因此,战俘营的战士们觉得这个李长亨有点“傻”。

当然还有人说,此人一定有大后台,所以才气闲神定。

果然,这一天解放军补充团的团长钱申夫到战俘营视察工作,李长亨一见像看到了救星一样,凑了过去,将对方拉到一边。

眼尖的战士看到之后又开始窃窃私语:“看看,这家伙果然上面有人,难怪人家满不在乎。”

“走,我们去听听,看这家伙都对钱团长说些什么”。

“申夫啊,还认识我吗?”——这是被俘的副师长李长亨的声音。

“你……想起来了,你叫李唯平,延安抗大,我们在一个窑洞住呢,怎么会忘记?”钱团长说,“不过,后来你好像是偷偷潜逃,听领导说你叛变了,看你现在这身打扮,果然是到了国民党那里;怎么样,现在后悔了?想让我为你说情?”

“老同学你误会了,我没有投敌,一切都是组织上安排的”,李长亨笃定地分辩说。

“组织上安排的,你找组织上说啊,给我说,有什么用?”钱团长似乎不太相信对方的话。

李长亨叹了口气说道:“我是军委直接安排的,都是单线联系,跟谁说都没有用,也没有人相信,所以我想请你这个老同学帮帮忙。”

听他这么一说,钱团长口气缓和下来,问道:“你让我怎么说?”

李长亨充满期待地说:“麻烦你找门路,帮我给周恩来或者董必武发电,问问他们还记不记得一个叫黎强的同志?”

钱团长说:“好吧,我相信你这一次,帮你这一回,不过你要是耍花招,回头我可饶不了你!”

一旁的战士们惊得张大了嘴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看起来此人还真不是泛泛之辈。

李长亨原名叫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化名黎强。他出生在四川成都,四川是革命火种最先播撒的地方,出了很多革命家,比如朱德、陈毅,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罗瑞卿等。

当时的李碧光也受到影响,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李碧光家境优越,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曾经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正是在这所学校,李碧光接触到了不少进步书籍,《共产党宣言》,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抗战爆发后,李碧光像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一样,渴望走上前线杀敌立功,保家卫国。

但是他很快发现,只有共产党抗战最坚决,国民党那时候已经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于是,在1938年,李碧光毅然告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历尽千难万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满怀激情地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李碧光才华横溢,到延安不久便被选入延安抗大学习。

抗大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是为抗日培养人才的地方,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能到这里学习的,都是品学兼优的青年。

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都是抗日前线的骨干分子,曾经有句话:“十万将士出抗大”。李碧光在抗大刻苦学习,希望毕业之后到前线金戈铁马、杀敌立功,建立功勋。

然而,李碧光万万没有想到,毕业的时候,同学们被安排到上前线杀敌,他却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被派往重庆。

凯丰


李碧光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部长凯丰亲自接见了他。

凯丰说:“今后你要在另一条战线工作,你的名字叫黎强,是董必武同志给你起的,知道此事的,除了董必武,还有周恩来等少数几个人。”

由于李碧光在抗大认识很多人,为了保密,老师对同学们说:“李碧光害怕上前线,开小差,离开了延安”。

1939年5月,李碧光改名李长亨,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卧底生涯。

李碧光被分配去做地下工作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善于交际,情商很高,而且办事小心谨慎,心细如发。还有,他的心理素质也非常之好。

总之,李碧光具备了当卧底的全部条件。

当然让李碧光从事地下工作,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家乡是四川成都的,那里熟人多。而且李碧光是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们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人脉相当好。

民国时期,教育非常落后,几乎遍地都是文盲,上过师范的,基本上都是家境优越的,人脉也很不错。这些人毕业后大多在军政部门上班,这就为李碧光打入敌人内部创造了条件。

李碧光到重庆后,在同学翟自湘的公馆住下。翟自湘的父亲是当地巨富,自古权钱是孪生子,出入翟府的也都是达官贵人。

为了能在翟府住下,打入上流社会,李碧光不惜跟比自己大五岁的翟自湘小姑谈起了恋爱,成为翟府的“预备姑爷”。

以翟府为基地,李碧光认识了不少重庆军政界的人,其中有一位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任科长,名叫周壁成。

周壁成不好女色,不抽大烟,不爱赌博,可谓油盐不进。然而是人都有弱点,此人有一个短板那就是喜欢文物。

李碧光投其所好,买了不少珍稀文物给对方,终于赢得了周壁成的信任,在1940年6月顺利进入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该校的前身就是黄埔军校,从南京搬来的,使命是为国民党培养军事、政工干部。李碧光是在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学习,出来之后是搞政治的。

前面说了,李碧光交际能力很强,很会笼络人心,不久之后就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这些人都是成都一些政界人士,他们有中统成都区长刘国辉、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川康绥署参谋长牛范九、第二处处长罗伯伦、中统川调室主任邵平、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叶国良等。

有了这些过硬的关系,李碧光进入军政部门,易如反掌。

毕业后,李碧光不费吹灰之力,被分配到国民党川军五十六军一六四师九八四团的政训室工作,之后又进入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凭着自己“投机钻营”的能力,李碧光训练班毕业后,就担任了成都试验区区长助理。

李碧光任职不久,很快就显露出自己的才华。

当时的中统,正在背地里调查中国青年党,被人捅了出来。中国青年党是曾琦创立的,由地主、资本家、军阀、政客及部分知识分子组成, 是效忠蒋介石的组织。

在被调查后,曾琦在蒋介石跟前哭闹不止,弄得蒋介石非常狼狈,把中统大佬徐恩曾一顿臭骂。

徐恩曾一肚子气无处撒,发誓要查出内鬼。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查内鬼的事没有头绪。就在这一刻,李碧光突然想起一件事,负责外勤的曾庆高突然发财,出手阔绰。

人不发外财不富,作为一个外勤,肯定干了什么亏心事。

李碧光立即向主任孙云峰上报,结果正是曾庆高利欲熏心,将情报卖给了曾琪。此案终于水落石出,川调室清理了内奸,李碧光受到川调室主任孙云峰的青睐。

半年后,李碧光被派到四川最高特务联合机关——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简称“省特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一职。

这个官职看起来不怎么显眼,但是权力很大,掌握的情报不少。最关键的一点, 是可以任意查看“川调室”和“省特会”的机密文件和档案。

从此之后,成都中统的大小事务,我党都了如指掌。更关键的是,中统安插在我党内部的特务姓甚名谁,在什么地方潜伏,都处于透明状态。

对于这样的内奸,我党掌握主动权,想什么时候收拾就收拾,不想收拾的话给他们假情报,让他们“蒋干盗书”,糊弄自己的上司。

当然,很多重要机密如“特情”,有关大叛徒的绝密资料,李碧光是没有机会接触的,都在三科科长叶申之那里。为搞到这些机密,黎强就瞅准叶申之爱吃喝的毛病,经常请他下馆子。

叶申之母亲身体不好,李碧光经常去看望,每次都不空手,不是带山药就是带人参。叶母深受感动,说李碧光比亲儿子都好。如此一来,李碧光跟叶申之成了“莫逆之交”,他锁在柜子里的文件,李碧光想看的话也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关系再好也不能明着看,不然出事了自己也洗不清。

李碧光都是趁着对方下馆子时喝得找不着北的时候,将他送到办公室,拿出他身上的钥匙,取出来细心翻阅。李碧光记忆力特别好,看文件过目不忘,只须看过一遍,就能记住里面的内容。第一次打开“特情”文件,李碧光就有了很大收获,将陈景文、冯一飞等3个叛徒名单以及打入民盟的特情人员名单,都记在心里,然后向自己的上线陈于彤作了汇报。

南方局获知消息,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不再和陈景文等3人联络,并通知其上下线立即撤离。

在中统,李碧光不光为我党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利用自己的机智,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

1946年8月的一天,李碧光上班之后听说又抓住“共党”了,他便不动声色前去观察。这一看不要紧,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

李碧光是单线联系,除了上线陈于彤和周恩来、董必武几个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可是周俊烈知道他是党员,自己很可能会暴露,这让他紧张不已。

所幸的是,周俊烈被捕后十分坚强,他严守秘密,不怕敌人严刑拷打。而且,他非常机智,只说他早年与共产党有过一点关系,之后就再也没有来往,现在只是个无业游民。

得知这一情况,李碧光便大胆地动用资源设法营救。

负责审讯周俊烈的杜石公,受到过李碧光的小恩小惠(李碧光的薪水几乎全部用在交朋友上了),对他比较尊重。李碧光请杜石公下馆子,装作闲聊问起了对方手里都有什么案子。

得知他手里有很多无头案的时候,就启发他说:“你应该把手头上那些没有确凿证据的案子,尤其是那些没有油水的案子,全部列入名单报请主任秘书批示给结了,省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弄得一身骚。”

杜石公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按照李碧光的建议,弄了一个名单让上峰签字,全都放了出来,其中就有周俊烈。

为长期埋伏,避免敌人怀疑,李碧光还迎娶了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赵选的女儿赵蜀芳为妻。

之前李碧光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曾经和好友的姑姑谈过恋爱,可是对方非常热衷于政治,崇拜蒋介石,李碧光借故结束了这段“感情”。

这次李碧光选中的赵蜀芳是个有正气的女子,而且不过问政治。

婚后两人十分恩爱,但李碧光告诫自己要遵守纪律,从不在妻子跟前谈论国情政治,更没有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向妻子透露半个字。

为了防止自己晚上说梦话泄密,他甚至不跟妻子同居一室。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妻子才知道丈夫是地下党。

1947年5月,解放战争到了关键时刻,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有关部门加紧抓捕共产党和进步民主人士。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闻风而动,决定于6月1日凌晨开始行动。

李碧光得知后心急如焚,但是他又不知道抓捕名单,无法事先通知。他绞尽脑汁,想到了一个营救办法。

在省特会抓捕行动的讨论会上,李碧光提出一个在数学上叫做“提公因数”的法则——建议只有半数以上的机关都认可的人,才可以定为抓捕对象,否则的话最好不抓,以免弄巧成拙,制造冤案,降低党国威信。

“到时候上峰怪罪下来,还是我们挨板子”,李碧光说。

他的观点受到与会者的赞成,许多同志因此逃过了一劫。

李碧光后来还想方设法弄到了一批名单,然后又设法通知这些同志提前撤离。其中身份最重要的有,川康特委负责人王宇光和贾唯英。

1949年初,已经在南京的李碧光被任命为国民党第45军312师副师长。

在撤往南方的途中,李碧光和全师官兵在行军途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88师俘获。

被关押的李碧光不慌不忙——其实是高兴都来不及——他眼见得自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终于遥面临成功了。

当时解放军需要处理的事很多,李碧光并没有急于亮明自己的身份。再说,除了董必武和周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真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身份,说了也白搭。

就在这时候,他偶然看到了在延安相识的同学钱申夫。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李碧光让钱申夫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发电,问他们记不记得“黎强同志”。

两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

“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

李碧光(黎强)在隐蔽战线出生入死,潜伏十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他终于迎来了曙光,可以光明正大为党工作了。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曾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