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手记丨是谁杀了他?

办案手记丨是谁杀了他?



01.

来龙去脉


2021年4月7日,广西某县,乍暖还寒。


驶入县城的大巴刚停稳,袁某便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如往日一般赶往公司在当地的工地现场,这原本不能更平常的场景竟是一场噩梦的开端。


袁某所在的公司主营发电设备,是当地建设中发电站工地的设备供应商。袁某此前已来过这工地多次,与该工地负责人、下游供应商负责人均已熟络。


袁某这次来工地的目的,是受公司的指派为该工地4月8日举办开工仪式作配合与准备工作。


在开工仪式的讨论过程中,袁某被告知下游供应商负责人王某直到当日,还没将此前已经沟通过的开工仪式上会用到的工具准备好,怒不可遏地与王某在工地办公室内大吵了一架,两人不欢而散。



当晚,工地项目部在县城内的一家饭店为第二天的开工仪式摆酒设宴。几番酣战下来,袁、王二人早已经恍惚,同席人员更是不胜酒力。散场后,袁某因为一个电话首先走出了酒店的大门,买完单的王某恍惚之间跟随着袁某的背影也走了出去。


误打误撞,两人酒后又碰到了一起,本应把酒言和的两人却因酒后冲动再起冲突。两人围绕着工具的事先是起了语言冲突,几句对骂无法解决问题、发泄情绪后两人借着酒劲开始相互推搡。推搡过程中,身材较高大的袁某明显占优,甚至两次将王某推倒在地,直到同席的人将两人拉开。


工地负责人将袁某拉开,送往工地宿舍。而王某被自己公司的同事与工地上的其他工作人员送上了车,回县城酒店休息。起初在路上,坐在副驾驶位后的王某说着酒话、骂骂咧咧,生气时还踢了副驾驶位的座椅,路程渐远,王某逐渐陷入醉酒状态,不省人事。到酒店后,王某的同事与同车工作人员一左一右将王某扛上了酒店房间,确认王某无碍后,工地的工作人员便自行离去了,最后王某的同事便也安心睡下。


次日早晨7点,开工仪式吉时已到。一众人等早已在工地上准备,却未见王某以及王某同事身影。工地负责人见两人迟迟未到,担心两人宿醉未醒,便匆匆电话联系王某及王某同事。王某同事接了电话后,匆忙催王某起床,但徒劳无功。王某的同事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工地负责人,很快,工地上的人来到王某下榻的酒店,与王某同事一同将王某送往附近卫生院作醒酒处理。


入院后,卫生院医生发现在注射完醒酒针后王某仍未能苏醒,建议将王某送往县人民医院检查。王某被送往县人民医院后,该院医生在入院检查中发现王某有头部颅骨骨折的痕迹,怀疑王某有可能是因为受外伤导致昏迷不醒。


医生将这一情况告知王某的同事后,王某的同事随即报警。在该院医生的建议下,王某被转至该县所在市人民医院ICU进行抢救救治。报案后,该县公安决定对此事立案调查,并对当晚包括袁某在内的所有在场人员逐一作了笔录。


4月13日,袁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02.

委托律师的插曲


袁某的领导在案发后几天即4月16日(星期六)中午来到辩护人的律所办公室,详细地向辩护人诉说案发当天的来龙去脉以及王某个人情况及救治细节,辩护人对案件作全面、初步的了解,初步判断袁某有可能不构成犯罪。


随袁某领导一同来到律所的袁某家人,就委托事项与辩护人达成了一致,然而双方正在签委托合同之时,噩耗传来:王某因颅脑损伤医治无效死亡。


刑事辩护的黄金辩护期浓缩起来就一个字:早。委托合同的签订,是当天下午2点。因疫情原因受到当地看守所规定的限制,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必须携带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报告。


从辩护人所在的南宁市到该县有近4个小时的车程,当天会见已不可能,辩护人只能预约4月19日早上会见袁某。袁某4月13日被采取强制措施到19日已整整过了6天时间。时间越长,袁某的不实不利供述可能就越多;拖得越久,辩护人的辩护空间可能就越小。随着王某的去世、时间的拖延,案件的辩护变得更加复杂困难。




03.

会见与辩护


4月19日清晨,辩护人从南宁赶至该县看守所。作为当天第一批安排会见的律师,辩护人很快便见到了袁某。


一米八的高个子,将近180斤的体重,粗犷的北方汉子,足以给包括辩护人在内的所有人一种“王某的死亡是袁某导致也不足为奇”的印象。


初次会见,可以看出袁某焦虑、紧张的心情,于是辩护人将袁某领导的关照、袁某家人委托的情况一一道出,给了袁某一定的安抚。


随后,辩护人的委托得到确认,常规的权利义务也交待完毕,余下的重头戏是向袁某了解案发当天、当晚的来龙去脉。


果不其然,袁某所述与袁某领导所述几乎无二,在各自听闻、经历的部分都有较大的重合。但辩护人注意到,唯独对具体推搡过程的描述,袁某领导和袁某所述的都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无论是袁某本人还是袁某的领导,对袁、王二人推搡的具体经过都无法描述。


究其原因,袁某领导是因为当晚不在场,只是听其他在场人员的复述;而袁某本人无法描述,则是因为他当晚确实喝得太多,实在无法再回忆起当晚具体细节。



辩护人详细询问了他所能记忆的部分,以及死者王某的身材、体型等身体条件,还从袁某处了解到,事情发生的酒店门口并未安装摄像头,对案发当晚的现场状况基本上可以推断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予以证明。当晚的具体案发过程毫无疑问是本案辩护的关键!


如果案发现场没有摄像头,没有其他人用手机明确地将现场推搡的情况拍摄下来,极有可能从因果关系上排除袁某的作案嫌疑!正当辩护人找到辩点、感到些许欣慰时,又被袁某泼了一盆冷水:袁某在辩护人会见之前,除了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前的询问笔录外,已经向侦查机关作了三次供述,三份笔录都有对推搡过程的详细描述,都承认是袁某自己将王某的头部击打在地,且每一次供述都比前一次更详细更具体。


既然袁某因为喝了太多酒无法回忆当晚发生过的事,那么在笔录中也应当对此进行如实陈述和记载才是。袁某对辩护人说无法回忆,但又在笔录中详细描述,显然违背了常理。


经辩护人再三追问,袁某承认在侦查机关讯问过程中确实存在非暴力不可描述之情形,导致他不得不在笔录中承认与他主观认知所相违背的事实。辩护人随后强调:无论侦查机关以何种方式进行讯问,作为嫌疑人必须尊重事实遵守法律,所言所述必须与事实相符,所签笔录必须皆为自己所言之意,否则他有权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第二次会见,是在第一次会见4日后的4月23日。辩护人得知侦查机关已对袁某进行了新的一次讯问,便第一时间到看守所向袁某了解讯问情况。


糟糕的是,袁某在第五次笔录中仍无法坚持自己,违心地作出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供述。面对这样的当事人,作为辩护人确实显得颇为有心无力,辩护人根据此前的询问内容向袁某分析和明确了辩护的方向。


按刑诉法规定:


批捕阶段,辩护人无法到检察机关阅卷。


因此辩护人只能从已知的条件和现场状况进行推断,并向该县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建议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


在提交建议不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之前,还有一个插曲。


辩护人在4月23日上午会见完袁某后,联系过该县检察院的案管中心,被告知案件还未移送至该院。待辩护人下午再次联系案管中心时,又被告知该案中午下班时已移送到该院,且主办检察官已看完了全部案卷材料。


时不我待,作为辩护人在这个时间必须立刻与主办检察官沟通、交流观点,否则以现在“捕诉合一”的形势,如袁某被批准逮捕,后续的辩护难度将大大提高。


所幸,辩护人电话联系到了主办检察官,然后主办检察官听到辩护人自我介绍以后的第一段话就是:“这个案死了一个人啊,你看过材料没有,这个案我们肯定要批捕的,你等你们能看材料了以后再过来看材料吧!”


如果这个时候放弃,等于放弃了黄金辩护时期——最好的机会。因此辩护人并没有因主办检察官在电话里的当头一棒而退缩,而是就本案现有情况和因果关系上可能阻断的事由与主办检察官进行了近半小时的沟通、交流。


幸运的是,遇上了一位认真负责的检察官,检察官听完辩护人的意见后,要求辩护人提交一份书面详细的法律意见,作为是否批准逮捕袁某的参考。这也侧面证明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确实让能让检察官产生了足够深刻的印象!



就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而言,检察官其实不是律师的对立方,而应该定义为该阶段的法官,所以检察官才更需要将侦查机关的材料、意见与辩护人的材料与意见作出综合考量。因此在这个阶段,检察官如能接受或考虑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就表示辩护人的辩护产生了一定效果。


第三次会见,是4月26日,按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就可能在当天直接决定是否逮捕袁某,因此当天必须再会见袁某,也顺便将案件已经移到检察机关的情况告知他。


由于此前袁某的不实的不利供述,加上检察官在电话中所表现的态度,辩护人基于所有因素作出有不利可能性的推断,也向袁某传递了一定的悲观预期和情绪。袁某的悲观难以言表,边哭着边向辩护人询问,如检察官提讯他,他是否还是延续之前向侦查机关陈述的那种说法。辩护人再次明确,无论是谁来讯问,都必须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基础来回答,并当即让袁某写下向检察官当面表达意见的申请书。辩护人从看守所出来后,向案管中心提交了袁某的申请书,至此该阶段的辩护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04.

柳暗花明,忽得喜报


正当两位辩护人觉得袁某有可能要被批捕,开始商量下一个阶段的辩护策略时,突然在4月27日晚收到了袁某的爱人被侦查机关要求到当地做取保候审的消息,这显然是不批准逮捕的信号!


这消息着实让两位辩护人感到了守得云开见月明。在此之前,辩护人一直是抱着较为悲观的预期。



一是因为袁某确实作了不利供述,且次数不少;


二是仅靠对案件事实的推测发表法律意见,心里着实不踏实;


三是无法看到其他证人的证言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无法预测袁某在客观上有何种不利因素。



客观上来说,如果其他证人很明确地指认袁某就是凶手,且有相应的客观证据对所有言词证据予以印证的,那么袁某确实在劫难逃。


辩护人了解到,主办该案的检察官在看了辩护人的法律意见书及袁某的书面申请后,去看守所提讯了袁某。


袁某将所知事实逐一说出,推翻了之前对侦查机关的供述,并解释了为何产生之前供述的具体原因。


起初检察官在电话中称非常有可能要批准逮捕,是因当时其还未深入琢磨案件细节,在辩护人的书面意见中对案件疑点进行具体分析后,让检察官感到在案看似较为清楚、确实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不能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其内心无法形成王某之死确实因袁某行为所致的确信,因此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袁某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和取保候审决定书辩护人是同时收到的,虽然这并不代表王某的案件就此结束。侦查机关还可以继续侦查至证据补充充分后,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辩护人所争取袁某被取保确实大大增加了辩护人的辩护空间。




05.

剖析细节,终得不诉


袁某被决定取保候审的三个月后,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到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辩护人终于能到检察机关阅卷了。


单人单案,案卷材料只有不多的一本,但案卷的每一页都与袁某的命运息息相关。对案卷的分析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辩护人很快在案卷中找出在案证据的诸多矛盾之处,概而言之则是:


其一,案发当晚的围观者众多,但诸多证言并不足以还原案发现场发生的具体情况,每个人对打斗过程的描述都是有差别的(可能与在场大多数人都已酒醉有关),诸多证言与袁某的供述并不一致。


其二,王某的死因是钝性外力至颅脑严重损伤,但本案的案发现场,即酒店门口的空地是一片非铺装碎石路面,地面上的碎石均为带有锐角的小碎石,如袁某以足以导致颅骨骨折的力量将王某推倒头部着地,则王某的头部皮肤则应当出现皮外伤,而无论是陪同王某回酒店的数名证人证言、或是尸体鉴定报告,都没有发现王某的头部存在皮外伤。


当晚在场未喝酒的两名证人(送王某回酒店的司机以及酒店老板)的证言还称,袁某虽然将王某推倒在地,但王某的头部并未着地,而是手掌和膝盖着地,这些证言与尸体鉴定报告中王某手掌心和膝盖处出现的皮外伤高度吻合,因此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袁某将王某推倒在地时,王某头部曾着地。


其三,与王某睡同一房间的同事在其证言中称,王某在半夜曾经从床上跌落、头部着地,发出的巨响让酒醉的他从睡梦之中惊醒,足以证明王某着地时头部受力之大,且房间的地面又是光滑的瓷砖地面,恰好又与鉴定报告中认定王某的死因一致。


其四,本案无论是案发现场还是酒店大厅、房间的现场,都未安装摄像头,也没有人拿手机将案发现场的过程摄录下来,证据上无法客观还原案发现场经过,亦无法排除王某在离开现场之后有其他因素导致王某的最终死亡。


其五,王某本身身体较为肥胖,且在送医时被测量出血液的收缩压(即高压)达到了160mmHG,无法排除王某是因自身高血压突发脑梗去世。


找出真凶并不是辩护人的职责,辩护人只需提出本案的待证事实在证据上的疑点即可。本文的标题“是谁杀死了他”也被辩护人作为抛出疑点、矛盾点的序言,写在了提交给检察机关的建议不起诉法律意见书之中。无论如何,在案的证据确实无法证明王某究竟因何而去世,但至少能够排除袁某作案的可能性。


2021年11月,该县检察院召开就袁某是否应被提起公诉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主办检察官将案情、观点陈述完毕之后,辩护人将提前准备好的一把案发现场酒店门口的碎石向听证会的成员逐一展示,同时将前述的观点在听证会上进行了详细剖析。



听证会结束时,四名人民监督员均达成了本案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检察院存疑不起诉的一致意见,也与主办检察官的意见、辩护人的意见一致。


2022年1月,辩护人收到了该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袁某获得了存疑不起诉的结果,此案至此告一段落。



结语.


人死为大,但生者亦不应枉受冤屈。本案在辩护上的成功,与当事人的坚持、检察官的较真、检察院整体的负责是分不开的,更离不开辩护律师的严谨、细致。


尽管有句谚语说:法庭上没有事实,只有证据!但对本案这类人身生命健康权利侵害类的案件,对客观证据的要求还是相当严格的,律师作为辩护人应当更注重客观事实的还原以及待证事实的疑点、矛盾点。本案的辩护人一直坚定认为,刑事案件离不开常识、常情、常理,以“三常”的角度去剖析案件证据,定能找到突破点。


本案承办律师丨广西锐嘉弘律师事务所 伍志锐、黄哲君

编辑、排版丨伯贤

校对 | deer

审核丨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