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中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制,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新罗中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制,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新罗武烈王金春秋即位后,新罗从“上代”进入“中代”,“中代”主要指武烈王到惠恭王(654-780)在位这一段时期。

新罗出于国内外形势的考虑,与唐朝建立了多方面的关系,如朝贡、宿卫外交以及军事方面的联合和战争等。

善德王十一年(642),新罗大耶城被百济攻占后,为防止百济继续入侵,金春秋前往高句丽请求援助,却遭到了将近两个月的扣押,因新罗拒绝归还高句丽麻木岘、竹岭等地。

次年,善德王派使臣到唐朝请求援助,唐太宗对新罗使臣说:

“尔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辱,失主延寇,靡岁休宁。我一道宗支,与为尔国主,而自不可独王,当遣兵营护。”

善德王亲唐政策遭到失败。善德王十六年(647),毗昙以“女主不能善理”为借口,反对女王统治。

金春秋和金庾信镇压了上大等毗昙和廉宗等旧贵族势力叛乱后,完全掌控新罗政局,拥立了真德王。

真德王即位二年(648年),金春秋以“请兵”为目的前往唐朝交涉,因迫切需要能够防御百济侵略的军事力量,想获取唐朝的帮助来摆脱百济侵略。而唐太宗目的则是准备与新罗结盟去征伐高句丽。

两者虽目的不同,但现实利益是一致的,最后形成了唐罗同盟关系。

以此为契机,使得唐朝与新罗关系日渐紧密起来。同时,金春秋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在他即位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高宗即位后,持续保持新罗与唐朝的密切关系,也可以理解为金春秋在新罗对唐朝的外交活动中活跃度高。

在真德王即位二年(648),金春秋觐见唐太宗时,首先前往唐朝国学参观举行孔子释奠仪礼和儒家建堂,他热衷儒学的倾向在此有所体现,也为他回国后的改革打下基础。

这一时期新罗与唐朝成功的建立了“唐罗军事同盟”,金春秋不仅是寻求军事援助,还想利用唐朝先进的国家体制和东亚战略缓和当前紧张局势,以谋求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归国后,金春秋很快着手构建新的统治体制,并吸收唐朝相关制度。“三年(489)春正月,始服中朝衣冠。”

其中最先引进的是唐朝官服,加强了新罗与唐朝链接的纽带。

随后,“是岁,始行中国永徽年号。”放弃了新罗传统年号,转而改用唐朝年号“永徽”,这不仅体现唐罗关系密切,还标志着新罗皈依于天朝的国际秩序。金春秋推行亲唐政策的不仅局限于外交战略,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接纳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儒教礼制、国家仪礼等来加强王权,确立中央集权体制。

金春秋在真德王五年(651),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官制改革。

将原有的“禀主”改为“执事部”,真德王设置仓部,并下设“赏赐署”主管财政以及赏赐等事宜。金春秋通过设置这些机构牢牢地掌握国家的经济和财政。

同年,设立“左理方府”掌管刑律与立法。新罗吏部、音声署、大道署、典祀署等有关礼仪的官府有大幅度整顿和完善。

这些改革虽然是以真德王名义进行,但一般认为是由金春秋主导的改革。

真德王五年(651),“王御朝元殿,受百官正贺。”

在朝元殿主持贺正仪礼显示国家仪礼的庄严性和权威性,从而展示王权的绝对权力。公元654年武烈王即位后,放弃中古时期以来王室的佛教式王名,采取汉化谥号,“追封大王制是武烈王首开的先河。

追封父亲为“文兴大王”、母亲为“文贞太后”,并且他本人死后也获得汉化庙号和谥号。

为完善现有的律令,引用唐朝律令对理方府格六十余条进行重新修订,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律令政治。可见当时新罗的律令体制已经很成熟,达到了可以借鉴唐律并结合国家自身情况进行调整,灵活运用法律。

武烈王二年(655),册封金法敏为太子,其他儿子赐予高官,进一步强化王权的稳定以及王室权力牢固。

武烈王三年(656)任命金仁问为军主,武烈王五年(658)任命文王为执事部中侍,以此构建了由直系亲属统治体制。武烈王七年(660)封金庾信为上大等,为王权专制化奠定了基础。

神文王即位后,以“逆反”之名除掉其岳父金钦突势力,不断推出加强王权政策,调整原有权力结构。新罗在统一三国后,神文王为统治增大的领土和人口,急需完善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行政组织。

据《三国史记》史料上看,神文王二年(682)年,创立了国学,其目的是以儒教为政治理念基础进行人才教育和官员培养。

神文王设置例作府、工匠府,并对位和府、船府等中央官府官员数量进行增加,并参照了中国古代官制,对新罗中央官制进行体系化设置。

神文王五年(685),在各官府内设负责行政业务的“舍知”,位于“大舍”之下。增加“舍知”这一官职后,构成了“令-卿-大舍-舍知-史”五等级的官僚体系。新罗占领百济和高句丽领土后,重编州、郡、县。

起初使用的“州”,指新罗在扩张领土过程中设立的军政性质的地方机构。

随着统一战争结束,“州”变成了行政直辖单位。神文王五年(685)设立完山州(现全罗北道全州)和菁州(现庆尚南道晋州)两个州后,共设有“九州”。

智证王时期开始设“小京”,除了原有的金官小京(现庆尚南道金海)、北原小京(现江原道原州)、中原小京(现忠清北道忠州)之外,神文王五年(685)增设西原小京(现忠清北道清州)和南原小京(现全罗北道南原),完善了五小京制。

此外,为了削弱六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真骨贵族势力,建立新的军事制度,即“九誓幢”,为新罗中枢部队。神文王时期中央集权得到显著强化。

自文武王八年(668)到圣德王二年(703),唐朝和新罗两国关系处于断交状态。

后期渤海国的建立直接威胁到唐朝,使唐朝无法继续坚持与新罗冷战的关系。因此,圣德王与唐玄宗以渤海与唐朝战争为契机,迅速改善了唐朝和新罗的两国关系。

圣德王为了牵制渤海加强与唐朝联系,而且还想利用对唐外交来巩固和稳定他在国内的统治权利和地位。新罗大大增加派遣使臣的次数,在圣德王在位的36年间,派了45次使臣前往唐朝,其中派留学生去学习唐朝儒学。

圣德王的最终目标是引进儒学和律令等各种盛唐文化,使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圣德王即位后,为巩固其地位和王权,公元702年升文武官爵一级,免除各州郡一年租税。

在圣德王十年(711)提出百官箴以后,对官制开始整顿。圣德王设立典祀署、新宫、漏刻典和烟舍典等官署,同时扩充了官员数量。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可以能看出圣德王对儒教的教育机构很是关注,并且官府与官员的设置都与儒学有关。圣德王时期可以称为“外交时代”,新罗圣德王在位期间,曾与唐交涉45次,相较于过去两国人员交流、商业交易增多。

如此高频次的外交,强化了王权,使得新罗中代的王权统治——自圣德王到景德王时期呈现了鼎盛的局面。

综上所述,进入七世纪后,唐朝与新罗经历了“同盟-冷战-友好交往”三个阶段。

武烈王、神文王、圣德王多次派遣使臣到唐朝交流,并积极学习唐朝文化和制度。特别是在官制方面,按照唐朝官制完善了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行政组织,促进新罗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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