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好还：煊赫一时的夺门政变集团，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

天道好还：煊赫一时的夺门政变集团，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一深夜，在奉旨陪祀太庙事毕后，值宿在千步廊西朝房内的恭顺侯吴瑾，被惶急的敲门声惊醒。

来人是一个名叫马亮的达官（所谓达官是对归顺明廷的蒙古、女真等武士的泛称），这个连夜求见的马亮向吴瑾透露了一个惊天密谋，昭武伯曹钦暗中畜养数百达官死士，意欲明日与太监曹吉祥里应外合，攻入大内谋反！

吴瑾登时惊出一身冷汗，睡意全无！

六月初七时，鞑靼首领孛来入寇河西，关中震动，随后英宗皇帝便钦命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充总兵官，率京营大军御敌，而出师之日就定在明日七月初二！

若是等大军出征后，京城空虚，曹钦等人出其不意作乱紫禁城，后果将不堪设想。

吴瑾赶忙跑到相隔不远的另一间值房去找怀宁伯孙镗商议，孙镗因明日西征需要在早朝陛辞，因而恰好也暂宿朝房。

在得知曹钦将要谋反的消息后，孙镗果断计议，先投书大内告知陛下曹氏阴谋，再急召西征军削平乱党。

两人顾不得再去找千步廊东侧朝房值宿的文臣润笔，只反复在奏疏上书写“曹钦反，曹钦反”几个大字。

因此时宫城还未开启，吴瑾和孙镗两人只能将奏疏从长安右门门隙中投入，并严厉告知守御卫士：“急变，即达御前，迟则军法斩！”

曹钦在发觉达官马亮逃逸后，也猜到机事已泄，当即召集家兵达官五百多人，连夜举事。

一如五年前，曹吉祥、石亨等人率兵急趋长安门发动夺门之变一般，大明王朝的京师再次陷入混乱当中。

景泰八年（公元1457）正月十七日，英宗皇帝在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等人的拥立下复辟成功，重登皇位，史称“夺门之变”。

再次登临帝位的英宗，旋即改元天顺，在大肆封赏夺门政变集团的同时，自然要清算前朝旧臣。

正月二十二日，兵部尚书于谦、内阁大学士王文被斩于市，首辅陈循、阁臣商辂和萧镃、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等或充军或削职为民。

而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大学士高谷也在随后不久被迫致仕，其他九卿高官如户部尚书张凤、都察院左都御史萧维桢也被贬往南京。

至此景泰重臣几无一幸免，全部被扫荡一空。

作为政变集团的唯一文臣，徐有贞，在政变当天就被破格提拔入阁参赞机务，随后加兵部尚书衔兼翰林学士。

正月二十一日时，石亨、张軏等封公拜爵，以首功自居的徐有贞大为眼热，也撺掇石亨为自己求个爵位。

于是英宗皇帝封徐有贞为武功伯，在内阁阁臣被清理一空后，徐有贞又兼任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成为有明一代唯一以超品入阁的首辅大臣，其权势当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太监曹吉祥宦官出身，无爵可授，英宗便赐田褒奖，任命其专掌京营，并加封其养子曹钦为都督，后又封世袭昭武伯，此等恩宠也是满朝侧目。

除此之外，石亨等人又以夺门护驾之功保奏四千余官军，实际冒功领赏已达数千之众，但英宗也未加甄别全数给赏。

政变集团在正月之后，已经完全把持朝中内外要害，成为大明当之无愧的新贵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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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复辟集团掌握了政权，可朝中势力却并不能笼统的以功臣和非功臣来划分。实际上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等主要谋划者不过是在政变前的几天内临时拼凑，显然不会有什么共同的政治理想，在夺门成功后，各人出身的不同、执政能力的差异势必让这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分崩离析。

太监曹吉祥大字不识，石亨也仅粗通文墨，两人招权纳贿，举荐大批投靠的官员充任六部侍郎、内阁学士，这些举动自然让掌握事权的徐有贞大为不满。

徐有贞翰林出身，虽人品有亏，可也是有政治抱负的，只不过太急功近利了些，为达目的有些不择手段。在成为内阁首辅，深得英宗皇帝信任后，徐有贞就开始和曹吉祥、石亨划清了界限。

天顺三年三月（1457年），新组建的内阁共有阁臣四人，徐有贞、李贤、许彬和薛瑄。李贤是由张軏举荐入阁，许彬则是石亨推举，而薛瑄是当初迎英宗回朝的杨善推荐。曹吉祥虽然在内阁插不上手，可极力笼络新入阁的学士，并打压司礼监的影响，以达到内宫事权尽归于己的局面。

这时候朝廷的权力格局已经十分清晰了，徐有贞虽为首揆，可被曹、石二人掣肘，难有作为，自然想要扳倒曹、石，重新恢复文官执政的主导局面。

而存有这样的想法可不止徐有贞一人，还有刚入阁的吏部右侍郎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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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为人正直，官声不错，曾随扈英宗亲征瓦剌，在土木之变后，幸运的死里逃生平安回到了京师。在景泰朝，李贤因干才著称，被简拔为兵部右侍郎，协助于谦处理部务，深受于谦赏识。

如果说大明有谁值得李贤敬佩，那于谦绝对算一个。于公诚忧国家，不谋私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的凛然风骨，也影响着李贤的为人处世。

南宫复辟，于谦含冤被杀，京师笼罩着株连攻讦的白色恐怖，如果不是曾随扈英宗出征，在朝中有着良好的声望，李贤也许早就被赶出朝堂。

在政变集团势大的情况下，李贤保持了沉默，他与很多朝官一样，认为英宗复辟后，政局会“太平可立而待”，但曹、石等人的乱政，让本就飘摇的局势变得更加动荡，武官掌权，太监乱政，大明的天下一时乌烟瘴气，驱除曹、石等人，已是有识之士的共识。

而李贤虽被政变集团推举入阁，可对张軏、石亨的拉拢无动于衷，曾在英宗面前力争，保全了吏部尚书王翱，挫败了石亨试图染指吏部的企图，从而惹恼了石亨。

在对抗石亨、曹吉祥势力对文官执政权力的侵蚀上，李贤与首辅徐有贞有着共同的利益，于是两人暂时结为同盟。

扳倒曹石二人，最终当然要看皇帝的态度。

由于曹、石贪婪无度，多次贪功冒赏，已经引起英宗的厌恶，徐有贞趁机进言试探，说了一些石亨、曹吉祥的贪横不法事，果然让英宗生出遏制两人的想法。

天顺元年五月，监察御史杨瑄上疏直言，忠国公石亨、太监曹吉祥侵占直隶府千顷土地，请派巡按御史复勘，悉令退还。

英宗召徐有贞和李贤商议，两人都说杨瑄所言公正，不避权贵，应该准其所请。英宗大为赞同，下旨嘉奖了杨瑄，并令户部移文巡按御史覆实以闻。

皇帝的举动引起了曹吉祥、石亨两人的惶恐，既然已经和徐有贞撕破了脸，两人于是便联起手来，准备构陷徐有贞，将其彻底打倒。

政变集团内部的争斗一触即发！

3

曹吉祥身在内宫，常伴皇帝身边，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

因为英宗皇帝此时正眷宠徐有贞，时常召见，甚者屏退他人密语，这让曹吉祥借机想出了构陷徐有贞的毒计。

一日曹吉祥令手下小宦官偷听皇帝和徐有贞说话，然后向英宗皇帝告密，说了听到外间传闻皇帝和徐有贞的密语内容，这让皇帝吃惊，追问密语如何泄露，曹吉祥对道，是徐有贞到处宣扬，现在外边都知道了。

英宗皇帝还真以为说话时只有他和徐有贞两人，密语必然是徐有贞有意泄露，心中对徐有贞大为不满，开始稍稍疏远。

可徐有贞没有意识到皇帝心理的变化，还在为嘉奖杨瑄一事欢欣鼓舞，以为扳倒曹石的时机已到，当年六月准备安排十三道御史张鹏、周斌、费广等交章弹劾石亨、曹吉祥的违法事，以期毕其功于一役。

但在御史言官们上疏之前，给事中王玹将这个谋划泄露给了石亨，石亨慌忙去找曹吉祥，两人跪在英宗面前哭诉迎驾复位时的惊险不易，并说，带头的御史张鹏是被诛杀的景泰亲信太监张永的侄子，张鹏之所以联合诸御史弹劾他们，是为了结党排陷，替太监张永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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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栽赃很是毒辣，英宗皇帝本就对复辟一事敏感，有景泰朝背景的御史打击政变功臣，这不就是在质疑夺门复辟的正当性吗？于是英宗立刻下诏逮捕了张鹏等御史们。

事情急转直下，到了这幅田地，徐有贞也有些不知所措。

石亨和曹吉祥这会儿又怎么会放过徐有贞？两人要求皇帝追查幕后主使，自然把徐有贞牵连了出来。石亨、曹吉祥再接再厉，继续唆使亲信弹劾徐有贞、李贤结党营私，皇帝将两人下锦衣卫狱问罪。

徐有贞这时候也是运气好，恰好当天风雨大作，掀倒树木毁坏房屋，甚至连奉天门东吻牌都被推毁。

大臣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应该宽宥刑狱免灾。

于是徐有贞被贬为广东右参政，李贤也被贬为福建右参政。

可石亨和曹吉祥怕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在徐有贞离京赴任时，又诬陷其诽谤圣上，英宗皇帝差人追到山东德州又将徐有贞抓回，另命锦衣卫会同三法司问罪。

可有意思的是，徐有贞再次运气爆棚，在七月初六夜，承天门又发生了火灾，灾异频发，按照当时的说法自然还是老天爷在示警，这下徐有贞保住了小命，被特旨宽宥，改为发配云南金齿为民了事。

而李贤则因给英宗皇帝留下过干练的印象，且此时内阁多庸碌辈，无人主持大局，于是英宗皇帝便以李贤并未参与徐有贞结党之事为由，免去李贤罪过，官复原职。

死里逃生的李贤，意识到了想要扳倒曹石两个庞然大物，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他需要耐心等待机会，只有当皇帝对曹石两人的忍耐达到极限，才有可能一击必杀。

4

明英宗兵败土木，受俘瓦剌，这是他一生都不能洗掉的污点，即便是重新登上皇位，这种负面影响也依然存在。

英宗听从徐有贞和石亨等人建议，杀害了于谦，株连了一批景泰时的大臣，以为这样就能恢复皇帝的权威，熟不知此举严重损害了圣名，反倒成全了政变集团的权势。

石亨和曹吉祥等人贪得无厌，“干请无虚日”，当初仅有数百人的迎驾队伍，冒功到四千多人，英宗只要不傻，就不可能不厌恶。

而石亨居然不知收敛，凭借迎立之功，干涉内阁及六部九卿人选，更是降低了皇帝的信任。

天顺元年九月，由于石亨等人频频入宫觐见，甚者领亲信一同求赏，英宗特意下旨：“今后非有宣召，总兵等官，不许擅进。”

英宗开始意识到了石亨等人贪婪擅权的真面目，他有意重用李贤遏制石亨对朝政的影响，李贤也不失时机的劝谏英宗：“权不可下移，惟独断乃可！”

英宗皇帝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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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二年（1458年）正月，石亨的党羽，任职不过数月光景的兵部尚书陈汝言因贪赃枉法被下狱治罪，在抄没其家后，发现陈汝言家“财物累巨万”。

英宗闻之大怒，命人将财物堆放在大内廊庑下，特意召石亨等人来看。英宗指着这些财物生气道：“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未一年，何多也？”石亨跪在地上无言以对。

陈汝言是在石亨大力举荐下才成为兵部尚书的，人品低劣，才干不足，和于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英宗当着石亨等人的面当众指出，于谦的清廉，不能不说他已经开始惋惜于谦之死了。

没过几日，英宗与恭顺侯吴瑾等人在内苑击毬，石亨等人求见，人还没走近，就听到英宗以毬杖击地，对石亨等远远恨声道：“好个于谦！”

这让石亨等人尴尬的不知所措。

之后鞑靼入寇，吴瑾可惜道：“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后神色黯然，也大为惋惜。

醒悟到于谦的冤死，石亨等人在英宗心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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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三年五月，李贤在夺门政变的正当性上给予石亨等人致命一击，他给英宗分析，景泰病重，帝位本就应该归英宗所有，文武百官最后肯定是要上表请上皇复位，何必行夺门之举？也幸亏成功了，若是景泰提前察觉，石亨等人死不足惜，陛下到时该怎么办呢？

英宗听后深以为然，政变的最大受益人绝非自己，而是那些所谓的夺门功臣们，皇帝愈发厌恶石亨之辈的张扬跋扈，心中那点被迎复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

天顺三年八月，石亨鉴于自己地位的岌岌可危，开始暗中指使亲信上表请皇帝派他的侄子石彪镇守大同，以达到“表里握兵柄”巩固权势。

但石亨不知道，他早已被英宗监视起来，这种图谋兵权的计划当即被察觉，英宗怒不可遏，下诏逮捕了石彪，石亨也被夺职闲住看管起来。

早就对之前四千冒功之人耿耿于怀的英宗，又下诏全面清查冒领夺门之功而升官的人，拉开了清算政变集团的序幕。

同年十二月，李贤再接再厉，与英宗大谈夺门，他认为“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

于是英宗皇帝下诏，亲自否定了夺门的说法。石亨之辈失去了功劳的法理依据，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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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四年正月，锦衣卫指挥使逯杲上奏，言说石亨对皇帝有怨言，还蓄养无赖，妖言惑众，图谋不轨。

朝臣们都认为要从严处置，石亨因而被下狱抄家论死，石彪以及石亨之孙也先后伏诛，石亨的势力宣告瓦解。

石亨的败亡让曹吉祥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争取主动，他和他的养子曹钦笼络京中骁勇善战的达官，“渐蓄异谋”，准备阴谋叛乱。

天顺五年七月初一，因达官马亮害怕事败殃及自己，连夜揭发了此事。

英宗皇帝在当夜收到吴瑾和孙镗的投书后，立即命人将曹吉祥抓了起来，同时下令要严守皇城和京城九门。

夜四鼓，即四更天，也就是七月初二凌晨一点到三点间，曹钦率领五百余人先杀了锦衣卫指挥使逯杲，又攻入东西朝房杀了左都御史寇深，并砍伤大学士李贤胁迫他书写免罪奏疏呈递皇帝。

皇城诸门禁闭，曹钦一时攻打不下，在从长安左右门转战到东安门时，孙镗和吴瑾率领的禁军已经赶来，一直打到中午，才将叛军击溃，曹钦逃回家中投井而死，事后曹吉祥也被当街凌迟，显赫一时的中贵人曹吉祥也走向了末路。

天顺八年正月，英宗驾崩后，明宪宗朱见深继位，在李贤的建议下，张軏、杨善等夺门功臣的后人也被褫夺爵位，至此当初的夺门政变集团无一人幸免，都被无情的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之中。

之后商辂被召还，于谦、王文等也被陆续平反，时人无不拍手称快，都谓：“天道好还！”

曹石之辈的权势来源于迎立明英宗复位，可成也如此，败也如此。

英宗本是失国之人，若非景泰无子，政局不稳，他还真就没有复位的希望。在重登皇位后，英宗其实是很注意消除曾经的污点的。

英宗每日按时上朝，退朝后，还要召重臣到文华殿商讨政事，对待国事不敢丝毫怠慢，若是按照文官的定义标准此时绝对算勤政的明君了。

只是在对待曹石等功臣上，就有些一味的迁就。

这里边不仅仅是感激之情，更是为了维护英宗复位的法理正当，夺门之臣是对的，是忠臣，那皇帝被他们迎复也自然是政治正确。

可一心想励精图治，改观旧貌的英宗皇帝与曹石等贪婪之徒从根子上就不对路，更别说携手走到一起治理大明了。

曹石之辈收受贿赂，大肆安插亲信，这些举动自然犯了皇帝的忌讳，没人愿意当个傀儡天子，更何况是失去权力八年之久的英宗呢？

当曹石之辈的揽权严重损害皇权的利益之后，试问在这样千古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下，谁又能全身而退呢？

在英宗一面简拔李贤等文臣，一面培养取代石亨等武将的勋贵后，等时机成熟自然是要彻底抛弃这些难以端上台面的家伙。

天顺三年以后，英宗的皇位已经稳固，文有李贤、王翱、马昂等，武有吴瑾、孙镗等亲信，所差的只剩下道义上的借口，即便是曹石之辈罪大恶极，可清算功臣，难免为后世诟病，这对本就没剩下多少好名声的英宗来讲，当然会犹豫不决。

当李贤从法理上否定了夺门的正当性后，那这些因此得官的功臣们哪还有存在的必要？

于是乎弹指间，这群跳梁小丑全部烟消云散，只是因他们而死的忠臣英烈却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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