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集团的崛起与衰落
青年袁绍（剧照）
袁氏家族累世高官、四世五公，是汉末世家大族的典型，“而二家代以明德，为国世臣，非徒以名位门第相高，则尤难也”，袁氏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为家族积累的政治资本使其很快成为汉末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它也体现了这个时代世家大族的形成里程，而这也正是袁绍军阀集团形成的强大家族社会背景。从黄巾大起义到官渡之战，袁绍经历了从割据一方到最后的失败。袁绍作为世家大族的代表，有因其阶级所爆发的强大政治影响而使其迅速崛起，但也因有其阶级的局限性，而最终导致其失败。
一、袁绍集团的崛起
汉末的黄巾大起义，促使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由于汉末朝廷权力微弱，已经无力镇压黄巾军，只有启用一些经济政治势力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士族阶层，“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战争使袁绍这样一批行政官员向军阀转变。
按照当时惯例，大姓豪族总是凭借在乡里的声望和号召力来召集武装力量，“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由此可见袁绍起势所依仗的两大资源，即家世及人脉，而袁绍也是凭借家族的声望而进入政权中心。袁绍家族四世五公，加之好游侠结交，在汉末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
袁绍叫板董卓
李贤注:乐资《山阳公载记》载:“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西园八校尉是东汉为镇压黄巾起义军而组成的最强的军事力量，袁绍身居中军校尉，权力仅在上军校尉、宦官小黄门赛硕之下。当宦官被诛以后，袁绍就成了这支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而袁绍之所以能当上西园八校尉的中军校尉，有个重要原因是：
“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
而家世和人脉又是相辅相成的，家世的显贵，使其尽收豪杰，而人脉的广泛又促进了家世的发展，家世及人脉在战争初期影响极大，同时袁氏家族的固有文化也使得公族子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些有利条件使袁绍在战争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最先得到大批士族的拥护。而强大的家族声望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在战争即将发生时，则迅速转变为巨大的政治资本，使袁绍在短短时间内在士人中独居魁首。袁绍集团的产生是借助家族声望而数次为自己造势，逐渐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1）诛除宦官
东汉皇帝、宦官和外戚的斗争，表面上是由于女后常立幼主造成的，但其深刻的本质则是由于东汉皇权和世家豪族间的斗争。刘秀是在世家豪强势力的拥戴下重建汉室政权的，他对世家豪族的政策是尊重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给他们高官厚禄，请他们作三公大臣，但大权却掌握在由自己左右的小官吏尚书手中，所以，东汉朝廷一开始，皇权与世家豪族势力在政治上就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皇权与世家豪族间的斗争，宦官是皇权的代表。
十八路诸侯盟主
宦官一般出身微贱，与世家豪族格格不入，他们的荣辱完全仰仗于皇权，所以理所当然站在皇帝一边。至于外戚，则是世家豪族的代表，窦皇后，窦宪兄妹出身河西大族窦氏，其先祖窦融曾做过河西大将军，后归刘秀，窦氏一家“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官府邸地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和帝邓皇后与邓骘兄妹乃是光武开国元勋，大司徒邓禹之后，顺帝梁皇后和梁冀兄妹则是出自河西豪族梁统，可见这些外戚本身就是世家豪族宦官势力的彻底覆灭，可以说是东汉以来世家豪族势力不断发展、皇权逐渐衰落的必然结果。
当时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最大的阻碍就是宦官专权，宦官是东汉政权上的一个毒瘤，以清流著称的士大夫与宦官的矛盾不可调和，灵帝常云“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王权已经明显倾向宦官，而宦官的而袁绍与当时众多党人结交成为“奔走之友”，政治倾向非常明确。
公元189年，当袁绍建议“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 而何进在密谋除宦官中，反被宦官所杀，“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馀人”。袁氏兄弟尽诛宦官，结束了宦官对东汉政权的把持，并得到了封建各阶层封建地主及官僚士大夫的拥护，袁绍成了士人中的英雄，作为世家大族代表的袁绍此时是匡扶汉室的忠义之士，是有其阶级的先进性，并代表了一定的正义势力。当袁绍被社会各阶层所托以众望时，他就成了世家大族利益的代表。
袁绍尽杀宫中宦官之后不久，河西豪族董卓率大军进入京城，废掉少帝，逼杀太后和舞阳君，独揽了朝政，各地豪强对董氏不服，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于是天下大乱，东汉由统一开始走向分裂。
袁绍猛将——颜良
（2）与董卓决裂
历史的转变往往以偶然的事件发生为转机。袁绍等人虽然诛除宦官，却使凉州军团的董卓进京，并伴随着兼并战争“京都兵权唯在卓”，而董卓专横跋扈，并要废少立献，这与世家大族的政治要求相差甚远，并不符合世家大族所遵循的社会传统，世家大族再次与董卓相抗衡，而此时作为世家大族代表的袁绍又一次挺身而出“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成为敢于当面斥责董卓的第一人，也公开与代表专权蛮横、威胁汉室的董卓决裂，体现了世家大族其在政治统治上对专权的排斥，并拉开了讨伐董卓的序幕。
由于前面的造势，当袁绍与董卓决裂后，袁绍不但社会声望不减，反而有更多士人为其庇护。袁绍因为与董卓决裂而奔冀州，董卓欲“购募求绍”，但周珌、伍琼阴为绍说卓曰：
“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
袁绍
汉末的门生举主关系密切，袁氏四世五公的家世使袁氏人脉广泛，而“汉末士人，轻生尚气，好为苟难，效忠故主，死而无怨，已成为一代风俗所尚”，在这样的风气下，袁氏家族“势倾天下”，若振臂一呼，可能山东不为董卓所有，所以连董卓也要对其妥协，不但赦免袁绍的罪过，反而“遣授绍渤海太守，封邟乡侯。绍犹称兼司隶校尉”，这种有过不罚反授予职权的，体现了世家大族在汉末的影响力之大。
此后在诛除董卓的运动中：
“初平元年，绍遂以渤海起兵，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以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伷屯颍川，馥屯邺，馀军咸屯酸枣，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袁、曹决裂
从他们的阵营来看，多数将领没有斗争经验和韬略，在太平时日，他们靠交游士林和养名钓誉，以捞取功名官位，但在战争年代，他们便缺乏决敌致胜的真实本领。他们外慕勤王戡乱的美名，内实胆怯畏敌，此时袁绍不过是任职不到一年的勃海郡太守，而其他军阀则大者以州起兵，势力、实力、占领区域均强于袁绍，小者也是以郡起兵，却共推袁绍为盟主，这除了跟袁绍在诛除宦官中所建立的声望有关，还跟袁绍的家世也有很大关系，袁绍此时已经成为世家大族的代表，当发生事情时，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公认的领头羊。
加之后来，董卓“闻绍起山东，乃诛绍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使袁绍在道义上占据了先锋，“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这真的如前面周珌、伍琼所言，袁氏强大的人脉及强大的政治号召力给袁绍带来了强大的政治资本，世家大族也释放出了其强大的政治能量，而这些袁绍是最大的受益者，袁绍成了人心所向，众多士人开始纷纷投奔袁绍而来。
（3）占领冀州
割据一方必定要拥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范围及人民，占领冀州是袁绍军阀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袁绍军阀集团崛起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逢纪为袁绍献计：
“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
袁绍依计行事，韩馥果然被震慑到了，袁绍遣高幹及荀谌向韩馥只是陈述了三个方面的实情，一是公孙瓒进攻冀州，而袁绍向东，冀州很危险，二是袁绍“为天下所附”，“智勇迈于人”，“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三是韩馥不如袁绍，而“久居其上”，且韩馥为“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
许攸献破袁绍之策
这三条说出了韩馥无论在天时地利还是人和方面都不如袁绍，但此时袁绍仅仅是“孤客穷军”但袁绍的说客很注意的把袁绍的家世影响夸大，使韩馥以“吾袁氏故吏”，“度德而让，古人所贵”，为借口而拱手将冀州让给袁绍。占冀州是关键的一步，割据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而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一地，并且是“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的地盘，则是很不容易的，而袁绍之所以能做到，体现了凭借家族势力而上升的世家大族的代表袁绍是最佳受益者，这也应了袁绍曾跟曹操所说的“吾南据河，北阻燕”的开端。袁绍占有一地之后，不但颍川集团的士人还有土著的河北集团士人纷纷投靠其下，如冀州土著的沮授、田丰以及后来成为曹操重要谋士的颍川集团的荀彧、许攸等，这是汉末士人择主而依，而袁绍则是士人的首选，无论家世、能力、以及个人声望上，都是在当时首屈一指的。
袁绍凭借家资以及个人影响力，使韩馥将冀州拱手让出，此时袁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地盘，他“引（沮）授为别驾”，后又“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以（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并有沮授为其进行政治规划，
“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擒；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土，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这些是对袁绍以后政治生涯的规划，使袁绍成为一个匡扶汉室之功臣，并指出这个也只是数年的事情，袁绍虽然并没有按沮授的建议施行，但这些对袁绍影响很大，他开始以冀州为根据地，袁绍在众多士人的帮助下，向外扩张，先后吞并青、并、幽之地，成为割据势力中的强势，并以子谭为青州刺史，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袁氏家族由此占据了四州之地。
曹操夜袭乌巢
而此时凭借世资而拥地一方的还有袁绍之弟袁术据南阳，“家世两千石”的公孙瓒据幽州，“鲁恭王之后”且是“八顾”之一的刘表据荆州，他们也都是拥有强大的人脉声望，而笼络了一批士人在其下，可见在此时凭借家族声望及人脉关系割据一方的不止袁绍一人，而袁绍只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袁绍凭借家族声望及广泛的人脉关系，一路在士族的庇护下前行，很少碰到阻碍，迅速由一郡太守发展为除暴乱的领头人。通过以上对袁绍个人在战争初期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动乱之时，世家大族打着除暴乱的旗号，诛除了宦官，赶走了董卓，带有其阶级的先进性，由于汉末世家大族经济上已经发展成熟，政治上也拥有一定的政权，伴随着王权的削弱，使其产生了完全摆脱王权，割据一方的动机，他们凭借其强大的家世影响及广泛的人脉关系所爆发出的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迅速的崛起，他们已经足以和中央政权相抗衡。
二、袁绍集团的衰落
袁绍在战争初期，打着除暴乱的旗号，很快的发展壮大，身边有谋士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辛评、许攸等智能之士，武将有颜良、文丑、张郃、高览等勇猛将领，这样的军阀集团使袁绍一度兼并青、幽、并、冀四州，拥有可以于世争权的雄厚资本，但由于以下几个事件中袁绍所做的错误抉择使其逐渐失去了战争优势，从袁绍个人在战争中的起伏，也可以窥见世家大族在战争中的走势。通过以上以袁绍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诛宦官及与董卓决裂这两个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袁绍依靠家族的声望及人脉关系，不断为自己势力发展造势，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社会动乱之际，世家大族是极力的消除政治上的腐朽势力，并带有一定的先进性，从而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
淳于琼
（1）迎奉献帝的抉择
战争中战略思想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集团的政治取向，同时也是也是进行战争的指导思想，战略思想的选择是战争胜败的关键。而袁绍集团的战略选择有很大的游移性。袁绍在据有冀州后沮授为袁绍谋划的策略是：
“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
这一战略思想不仅包含了战略方向，也有具体的实质实施内容，这一方针完全可以同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而袁绍在刚刚起兵时同曹操谈话时曾说过自己的战略思想，“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沮授的战略思想也正迎合了他原本的目的，所以袁绍大赞“此吾心也”并任命沮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表现出对这一方针的赞赏及对沮授的信任及重用。
但当这一战略思想落实到是否迎奉献帝问题上时，袁绍的选择开始同沮授的战略思想背离，“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并且随着实力的增强逐渐萌生了代汉的意思：
“绍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
袁绍兵败官渡
由袁绍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袁绍割据者心理的真实面目，但袁绍放弃了迎献帝，也同时放弃了其最初的匡佐汉室，除暴乱的志向，战争发展到后期形势上就是分裂和统一的战争，而汉献帝此时正是一面统一的旗帜。
汉朝虽然已经临危，但对于四百多年的汉朝统治，使人们已经无论在习惯上、观念上还是感情上刘氏天下都占主导，非刘氏而王的正统观念已深入人心。在公元219年，在曹操篡汉时机已基本成熟时，孙权“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而曹操却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可见当时称帝是及其冒险的行为，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从段珪给袁术的书信中可见一斑：
“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徵矣。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备旧知，故陈至情，虽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士人虽然看到了汉室衰微，但他们仍然是忠于汉室，曹操的重要谋臣荀彧，为曹操出谋献策可谓竭精尽力，但至死都反对曹操取代汉室，士人内心深处还是维护汉室的。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应该懂得利用人们对汉室的尊崇为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袁绍在政治上及道义上处于被动“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而这也正是世家大族其战略思想错综复杂而使其不能在战争中果断把握机遇，没有认清汉献帝此时的名与实其实已经分离，当然，另一个原因就是其历史局限性，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提到，累世经学，使士人对待王权有着无法摆脱的君臣之义，“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君臣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军阀集团，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思想是不易接受的，所以才会有汉末“主上蒙尘”时，“诸君各据州郡”。
袁绍之子
当时的刘表、袁术、孙策等都有迎奉献帝的势力，尤其是袁绍，但他们宁愿自己称王也不愿移天子自近。世家大族思想意识上的历史局限性使袁绍做出的决策是彻底的站在王权的对立面，从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与最大的竞争对手曹操相比都处于劣势。而袁绍的行为选择也体现了世家大族作为社会上层人士面对动乱的社会，开始产生代汉的想法，但由于其政治眼光的欠缺及对政治形势的盲目自信使其极力想摆脱王权的控制，因此并不能充分利用王权的力量，而这也成为其失败的一个因素。
（2）官渡之战中战败原因
官渡之战中袁绍战败的表现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当攻不攻。当曹操征伐刘备时，田丰曾劝袁绍袭击曹操后方，然而袁绍“辞以子疾，未得行”，曹操迅速平定刘备后又还军官渡，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可能性；在决战过程中，许攸献计“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可拔也”，这些都是战争中出击的有利时机，但均被袁绍放弃。
第二，当守不守。关于是否应该发动官渡之战，沮授曾为袁绍分析当时的情况而得出“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但袁绍不从，同时田丰也曾有过同样的思想的谏言：
“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堂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这些谏言都是都是具有可行性的，并且有具体实施内容，不仅如此它还指出了战争的厉害关系，决战一旦失败，将功亏于溃，但这些谏言都被驳回。
沮授
第三，当断不断。袁绍运粮，已经有过一次被劫的经历，因此沮授谏言“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但“绍不从”。在决战中有些决断当下不做，就可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随后曹操果然击败淳于琼而夺粮，这对于正缺粮的曹营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露，而袁军却损失惨重。第四，当忍不忍。许攸曾为袁绍献良计，偷袭曹操后部以使曹军两面受敌，但袁绍没有采纳，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却因为许攸家人犯法而逮捕了他的家人，“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操”，正是许攸叛逃，使袁绍军事上的漏洞暴露给曹军，出现火烧乌巢，后郭图又谗害张郃，引得张郃、高览也投奔曹操，而这种当忍不忍，使得人才流失，而这也正是袁绍军队成为由强变弱的转折点，使得袁绍军队开始逐步走向衰落。
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的溃败，使其军事生涯发生戏剧性转折，不久病死，而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的表现显示了其军事能力上的欠缺及人格上的一些缺陷，他嫉贤妒能，不能果断把握战机，而这些缺陷是世家大族所共有的，刘备投奔刘表时，刘表厚待他，但又不重用他，官渡之战中更是中立只求自保，可见作为世家大族，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自保意念，而不能真正的团结起来匡扶汉室，这些缺陷是世家大族的共同具有，而这些缺陷则使其失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子嗣继承问题埋下的祸根
袁绍有三个儿子，谭、熙、尚。然“绍后妻刘氏爱尚，数称于绍，绍欲以为后而未显言之。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曾劝告他“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谭长子，当为嗣，而斥使居外，祸其始此矣”，同时袁绍阵营中形成了分别以袁谭和袁尚为中心的两大阵营，逢纪、审配拥护袁尚，辛评、郭图依附于袁谭代立，“逢纪、审配素为谭所疾，辛评、郭图皆附于谭，而与配、纪有隙。及绍薨，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遂矫绍遗命，奉尚为嗣”，这样袁绍的继承人就在这两个对立集团的拥护下诞生，但其中却隐藏着导致袁氏灭亡的因素。
审配
袁谭及袁尚的矛盾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袁绍时积累下来的，作为世家大族代表的袁绍，他并没有处理好这两大对立集团的矛盾，却对之听之任之，而他们一直在进行着明争暗斗，河北集团的审配打击颍川集团的许攸，颍川集团的郭图打击河北集团的张郃，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许攸、张郃分别向曹操投降，最后使袁绍失败，袁绍由于用人的偏好，使一些没有真才实学却善于猜摸人心思的人得到重用，为子嗣留下的智囊多是一些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大局的人，在曹操正与袁氏兄弟作战时，袁谭向袁尚借兵，
“尚疑而不许，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谭大怒，郭图、辛评因此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皆是审配之所构也’。谭然之。遂引兵攻尚”
这样袁谭、袁尚虽然是兄弟，却在两个对立的阵营的拥护下，分道扬镳，而内部矛盾的扩大，给了曹操渔翁得利的机会。公元203年，曹操征伐袁谭和袁尚，连战连捷，郭嘉却劝曹操撤兵，其言道：
"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
田丰
曹操依计而行。果然袁氏兄弟关系迅速恶化，被打败的袁谭反向曹操求援，曹操先拉拢袁谭，“为子整聘谭女以安之”，随后利用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发兵攻占了袁尚大本营，使袁尚成为丧家之犬。而袁熙因为部下叛乱投曹而与袁尚逃入辽西乌桓。曹操就利用他们兄弟间的斗争，逐个消灭，达到了消灭袁氏家族势力的目的，由此可见袁氏兄弟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袁绍时所养成的两大智囊集团斗争的怂恿及延续。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世家大族由于家族的强大，家族内部关系复杂，常会出现一些力量帮派，而这些力量帮派的斗争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首领的决定，而作为世家大族这样一个强大势力的最终继承者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对于袁氏两兄弟的矛盾，别驾王脩曾试图调解劝袁谭：
“兄弟者，左右手也，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横行于天下”
曹操祭拜袁绍
但袁谭并未听取他的建议，同时刘表也曾劝过他“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但他们同袁绍的性格有共同之处，或者说是世家大族其阶级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使他们刚愎自用，宁肯败给敌人曹操也不肯在兄弟面前低头，这也体现了世家大族内部矛盾的尖锐性，其失败有其内部瓦解的因素。同时袁尚被捉后，在冷地上说“未死之间，寒不可忍，可相与席”，作为世家大族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其阶级的腐朽性暴露无疑。世家大族其内部矛盾及处理矛盾的能力有限，其失败无疑是一种内部腐朽势力的暴露。
参考文献：《三国志》、《资治通鉴》、《中国史·秦汉帝国》、《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三国史话》、《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