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年代，正赶上安史之乱，社会动荡，他的诗里又有怎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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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活的年代，正赶上安史之乱，社会动荡，人民涂炭。杜甫认为，这种惨祸，根源在统治阶级，直接屠杀人民的则是安史叛军。“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历历》）。这里的“盗贼”，就是指安史之乱。“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登楼》）。“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杜甫
这里的“盗贼”“寇盗”则是指吐蕃。唐王朝利用吐蕃的力量，反对安史叛军，反过来他们又变成唐王朝的敌人，到处作乱，散布灾难，杜甫十分痛恨他们。“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草堂》）“避贼今始归，春草满空堂”（《四松》）。这里的“贼”，则是指割据叛乱的军阀。这些家伙，乘国家灾难深重之际，舞弄权柄，鱼肉人民，任意杀戮，血溅长衢。“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
安史之乱壁画
杜甫身受其害，对他们痛恨之深是可想而知的。在杜甫看来，外寇、军阀是贼，衣冠楚楚的谋臣武将也是贼。“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麂》）杜甫在这里，把“衣冠”与“盗贼”的概念并列，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衣冠之士，实质就是盗贼。在杜甫看来，“盗贼”不是天生的，是被逼出来的，是统治阶级一手造成的。“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因此，他无情地鞭挞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对荼毒生灵的罪魁祸首，表示极度的痛恨，杜甫把同情寄寓在被逼到悬崖之旁，以致铤而走险的人民群众。
杜甫
他鲜明的爱憎，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杜甫这种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他希望统治阶级行俭德”，做些改良，目的仍然是为了唐王朝的巩固。他是不可能找到一条拯救天下苍生的道路的。这里想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中的“盗贼”议论几句。有人认为这里的群童”是穷人的孩子，而骂穷人的孩子为盗贼，当然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了（见《李白与杜甫·杜甫的阶级意识》）。
茅屋
问题应不应该这样看？杜甫这首诗，是漂泊成都时所作。当时寄人篱下，只能盖间茅舍栖身。杜甫并没有条件住在高楼大厦里面，当然境况比无衣缺食的农民为佳。但如以为他住茅屋“冬暖夏凉”甚至“比起瓦屋还要讲究”，则未必如是，恐系猜测之词。果真如此，则历来阔气人家，为什么都不肯住茅屋，而要住高楼大厦呢？生活中只有“茅屋为秋风所破”的烦恼，而不见有“大楼为秋风所破”的烦恼。这就是并不那么“讲究”的证明。那种“高抬茅屋的说法，杜甫在一千多年前就表示过异议:“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堂成》）当然，今天无论如何“嘲”他，他也无法去“解”了。
杜甫盖建草堂”很不容易，需要多方资助才行，无力盖时，曾经租赁过。因此，对于大风刮掉了屋顶，他的心情是又焦急，又难过。那些被刮掉的茅草，折的折烂的烂，水泡风吹，根本不能重新用来盖屋，但杜甫仍然拾回来，作为重新修补房屋之用，否则他们一家就屋漏挨浇，长夜沾湿。倘若杜甫阔气，刮掉旧的，重盖新的，何必为此苦恼？看来他的境况是相当不佳的。所以群童拾走稻草，他便口焦舌干地叫喊，指责他们为“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