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浅谈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历史探秘：浅谈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在频繁的对内对外战争中，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下，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发生了此消彼长或互相融合的历史性演变，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在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中国的军事也向着正规化和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顿感西方洋枪洋炮威力之强大，也就是在此时，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在朝廷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如魏源、林则徐等人，在看到西方列强“唯利是图”、“唯威是畏”的本性之后，一致主张整军备武，加强战备，坚决抵抗外国侵略，并提出了“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

他们在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后，感到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但是，感慨归感慨，骨子里不甘落后的他们随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战略思想，他们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造船制炮技术，他们希望清朝能够建立一支“能战洋夷于海上”的强大水师，他们希望改善陆军的武器装备，使之由大刀长矛转向于洋枪洋炮。

他们这一思想的提出，既是对清王朝长期奉行的以“骑射为满洲之根本”的传统军事思想的挑战，也是近代军事思想产生的萌芽时期，为近代军事近代化指明了方向。

严复与天演论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未能使清政府彻底地醒悟过来，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则使清朝统治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当时国内频繁爆发的农民起义，使得清政府完全转变了以前迂腐的军事思想，开始学习先进的军事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洋务运动。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开展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侮。在这种双重目的的推动下，洋务派领袖开展了一系列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中心的“自强运动”。他们本着“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指导思想，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仿制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将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为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和军事方面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洋务派官僚本着“练兵与制器相为表里”的方针，着手整顿军队，开始在清军中装备洋枪洋炮，进行西方式的训练，从而使清军的编制和装备有了初步的改变，作战样式和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思想启蒙与洋务运动

1874年，“日本侵台”一事的发生，更使得清政府认识到了建立近代海军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加强海防，才能使得“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于是，面对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清政府开始加紧造船买舰，建立近代海军，并着手改善海岸炮台的建设，这一系列动作的实施，标志着清政府已经由“防内侧重于防外”的思想发展为“防内与防外并重”，并在设防思想方面由之前偏重于“陆防”发展为“陆海防”并重。

1888年北洋海军建立后，洋务派官僚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们认识到了唯有大量培养军事人才，才是“当务之急”、“久远之图”。因此，他们开始兴办军事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培养了一批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中下级军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官曾在甲午海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洋务派官僚还翻译出了众多欧美国家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对提高军工产品的制造水平和熟悉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至改进海岸设防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873年，在当时发行的《海防新论》一书中，就重点提出了建设海岸炮台，各海口除了建筑坚固的炮垒外，还应辅以流动炮台和水雷等辅助防御，并具体介绍了堵塞海口、江口航道的方法。李鸿章在读了此书之后，颇受启发。他说道：“中国海岸线绵长，应选择最为要紧之处构建炮台，铺设水雷，以便水陆相依，协同作战。”他的这一了解，正是近代军事思想的反映与发展。

由此可见，在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作用下，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西方的军事思想对中国的军事建设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形成。

炮台

甲午战争之前，近代军事思想在中国社会上尚处于形成阶段，并未在社会上广泛发展。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在遭遇到了惨败之后，在看到了日本的强大之处之后，地主官僚们的思想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他们纷纷条陈时务，主张采用西法，创建新军。这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看到了日本“专用西法取胜”，因而得出了“仿用西法创建新军为今日当务之急”的结论。

1901年，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失败以后，又一次加速了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行动，完全摆脱了之前在湘军营制下，士兵不适应近代武器装备的旧框框，是建军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

蔡锷

辛亥革命以后，护国将军蔡锷又在中西军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新的尝试。他在《曾胡治兵语录》的评语中指出：过去曾国藩和胡林翼强调“以守为战”，而世界各国自普法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都强调“进击之利”，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仿效，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否则就像跛子竞走，会摔跤的。

他还说道：

这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战争指导思想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

如果说蔡锷提出的军事思想在当时是极为重大的进步，那么，孙中山后来提出的军事思想则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明确提出：“欲为人道作干城，为进化除障碍，有不得不以战止战也。”“虽然战争为杀人之事”，但“杀人为救人”。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战争观，他才能够在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中，坚持不懈，屡败不馁。

在建军问题上，他在经过艰苦的奋斗与摸索之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军队必须要与“国民相结合”，同时在思想教育上加强对军队的教导，对其实行三民主义教育，号召军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孙中山的这些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把中国的近代军事思想推向更高层次的标志。

纵观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它依次经历了酝酿、形成、发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极为巨大的进步，都是对传统军事思想的一种挑战。军事思想之所以向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这其中，既有西方列强的武力干预，又有清廷自身的反省，但无论如何，在当时各方势力的努力下，才最终推动了近代军事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与中国现代军事思想之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环节。

参考资料：《清朝续文献通考》《蔡锷集》《洋务运动》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