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粮食危机是如何摧折中国历代王朝
《汉书》有云“民以食为天”，能否让人人温饱向来是中国历朝的重大统治难题，一旦遇上灾荒或粮运受阻，连皇帝都得跟着挨饿，何况是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上层阶级的普通百姓；反之，仓廪充实、转输便利的话，人民不但衣食无虞，还能成为王朝出外征战的后勤补给力量。例如关中地带（函谷关以西，今陕西渭河流域一带），在秦汉两代先后修建郑国渠与白渠之后，灌溉良田起码四万余顷，庄稼丰收的百姓乐得讴歌曰“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而这充沛的粮食与富足的人力，自然就成为秦汉王朝统一天下、制御外族的最佳优势。
民以食为天。
然而，当气候逐渐转寒、华北生态又屡遭兵燹破坏之后，中原的粮食便时常得仰赖江淮流域供应，促使古代王朝的修建运河接济米粮。例如隋唐王朝虽也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但当时的关中平原在几百年乱斗之后，生产量早已衰退到无法自给，加上大量功臣贵族占有良田和私设碓硙（舂米和磨粉的用具）侵夺水源，使得雍州长史长孙祥（599─659年）不得不向唐高宗（628─683年）上奏：“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灌溉面积竟缩减剩四分之一，损失十分巨大。到了唐代宗（726─779年）时期，更是只剩6千多顷水田受溉。这样窘迫的物力，使得唐宪宗在敕书里也不由得叹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物力有限，水旱相因，岁月既深，凋瘵亦甚”。
关中衰退、粮食仰于江淮的困境，就是一旦漕运受阻或遇上歉收荒年，连皇帝都无能为力，只能下诏饥民前往物资较丰沛的山东（又称关东，即函谷关以东地区）自寻生路，甚至皇帝也时常亲自率领百官奔赴作为漕运中心的洛阳“就食”，例如隋文帝（541─604年）、唐高宗、唐玄宗（685-762年）等帝王俱有数次因灾荒往返长安与洛阳之间的记录。而武则天（624─705年）定都洛阳之举，除了有远离拥护唐室的关陇集团官僚的用意外，洛阳方便提供粮食金帛也是不得不迁就的现实。
等到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唐朝中央得到的贡赋减少，因此更依赖江淮的给养，若发生乱兵骚扰运河的事变，轻则“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重则禁军也跟着掀起反旗。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由于仓廪物资枯竭，禁军已气得在道路上大呼“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开始酝酿揭竿而起的念头。幸好镇海军节度使韩滉（723─787年）此时自江浙运来米三万斛，唐德宗得知后立刻欣喜地奔告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作为一国之君，竟被粮食逼成这般境地，也实在颇失尊严。
而唐朝最后鼎革，也是因为运河中枢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遭宣武军节度史朱温（852─912年）控制；北宋建都开封而不是迁往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属意的洛阳或长安，亦是出于物资易取的严峻形势，可见粮食安全对王朝存续影响有多大。中国经济史学者全汉升（1912─2001年）在氏着《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里，便对此有很深刻的剖析。
除依靠运河之外，劝课农桑和建造大量仓储设施，也是中国古代用以赈济灾民与平抑物价的重要措施。比方汉朝建造太仓、甘泉仓贮粮；隋唐两朝广设官仓与义仓；明朝设置预备仓和社仓等以备灾荒。不过若自然条件太恶劣或吏治腐败，再多的粮仓都只是摆设。像是唐初还没自隋末的兵荒马乱恢复元气，粮产不足、义仓制度也没恢复，因此仍得时常下旨命饥民往山东江淮“就食”。等义仓制度渐上轨道后，又碰上安史之乱，于是又再度湮废。
隋炀帝下旨在河南洛阳建造的回洛仓，可贮藏大批漕运粮食。图为回洛仓遗址。
此外，明朝中期后政治败坏，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左谕德顾鼎臣（1473─1540年）便指出粮仓制度已遭破坏，“今秋粮仅足兑运，预备无粒米。一遇灾伤，辄奏留他粮及劝富民借谷，以应故事”，预备仓形同虚设。万历四十三至四十五年（1615─1617）山东省发生严重灾荒，地方官无权蠲免赋税、自行开仓赈济，即使想开但粮仓米也不够救急，只能“劝富民借谷”。东昌府堂邑县（今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西部与冠县东部一带）知县张春还软硬兼施地谕告富人若尽心捐输银两或粮食，“行将祇奉神明举三旌之旧典，垂诸不朽，载一邑之荣名”，褒奖他们将获得当地的好名声；但若自私自利的话，“他日追租理债，何辞以入县门要之”，知县大老爷可就不管其死活了。不过这种话语究竟能打动多少富人的恻隐之心，委实颇难预料。
归根究柢，要保障粮食安全不能端赖富人的善意、也不能迁就自然环境的限制，首先必得妥善分配土地，让人民掌握生产数据，生产力和生产意愿才能彻底解放。新中国推行大规模土地变革，令1952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提高44.79％，效果十分惊人。而生产力解放后，再配合品种改良、仓储改进等措施，如科学家袁隆平研发的高产量杂交水稻、还有结合互联网科技的智慧粮仓，这才能真正达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目的，不再重现古代王朝的粮食危机。不过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国家得保持安定完整，否则兵戈一起或社会动荡，哪有什么余力与安全的空间去保障生产和维系相关制度呢？汉唐物力凋敝与仓储衰败的主因，都与战乱有关。所以，国家若不安全，粮食供应也必定不得安全。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