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在太监头目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在土木堡惨遭蒙古军队突击，全军覆没，自己也当了俘虏。皇帝被俘不仅是明朝开国八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只有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金军俘虏可以与之相比拟。在帝制时代，皇帝被敌方俘虏足以引起政治地震。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极度震惊。蒙古的首领也先气焰器张，不可一世，以为攻占北京有如探囊取物，兵锋直指北京。北京城内一片慌乱，大臣们不知所措，有的嚎啕大哭，有的主张逃跑。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升任兵部尚书，保卫北京。
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出征前，任命他的弟弟郕王朱祁玉暂时代理朝政。在此危急关头，要收拾人心，抗击来犯之敌，必须有一个名分。八月二十二日，英宗生母、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册立年仅两岁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由郕王辅佐，“代总国政”。几天后，群臣向皇太后进言，太子毕竟年幼，“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希望郕王即帝位，度过这个非常的时期，太后同意了。群臣把太后的旨意告诉郕王，他表示惊讶，再三推让，后来他索性离开紫禁城，退避到自己的王府。于谦前往劝说：臣等实在是担忧国家，并非为私人考虑。郕王朱祁钰才于九月初六日受命登极（即景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九月十六日，锦衣卫指挥同知季铎奉皇太后之命，带了御寒衣物，来到蒙古军营慰问被俘的英宗，报告郕王已经即位，长子也已立为太子。英宗命随传左右的锦衣卫指挥佥事袁彬写了三封回信，叫季铎带回。一封信给郕王，表示“禅位于郕王”；另一封信向太后请安；第三封信告诚文武百官，必须显示实力，断绝蒙古南下扩张的念想。
这三封信收到了安抚民心、稳定局势的作用。也先企图以英宗作为人质要挟边关守将，诡称“奉皇上还京”，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北京。行至大同，总兵郭登不肯打开关门，派人告知：国家已有君主。也先的图谋化作泡影，只能强攻，于十月初包围北京。
兵部尚书于谦早已严阵以待，在德胜门外亲自督战，激战至第五天，死伤惨重的蒙古军队恐怕后路被断，不得不撤退。这就为通过谈判释放英宗创造了条件，双方先后交涉达五次之多。内情颇为复杂，关键在于景帝的态度。大臣们获悉也先愿意送还英宗，建议景帝派遣使节前往迎接，景帝颇为不悦地说：朕本来不愿意登极，是卿等极力推动的。言外之意，如果把英宗接回来，岂不是要我让位吗？他又不能公开表示拒绝，那样的活就太有违兄弟情谊了。因此，整个过程就充满了曲折而有趣的情节。
其实，当时的蒙古军事力量有限，土本堡之
战纯粹是侥幸取胜，北京之战失利后，蒙古认识到明朝依然坚不可摧，只能利用英宗作为等码，与明朝和谈，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至于明朝方面，在前期军事形势还不明郎的情况下，朝廷的主战派拒绝为了迎回英宗而向蒙古妥协让步，这一点与景帝的意愿不谋而合。当军事形势渐趋明明，蒙古已不足以威胁明朝之时，大臣们一致主张迎回英宗。景帝考虑到英宗归来必然会动摇自己的帝位，想方设法促使也先不要释放英宗。任何事情一旦与权力地位相关，就变得错综复杂了。
我们不妨从头至尾回顾一下事情的始末。锦衣卫指挥佥事袁彬作为皇帝的贴身待卫，与英宗同时被俘，在蒙古营帐中一直形影不离，随侍左右，以后又随英宗一起返回北京，向史官追述英宗被保释后的经历，这就是尹直撰写《北征事迹》的主要依据，保留了正史所没有的许多细节。
九月二十八日，景帝晋升季铎为锦衣卫指挥使，派他再次出使蒙古，带去自己的亲笔书信。这封措辞谦恭的信颇值得玩味，其中最后有几句是这样的：我皇太后及诸亲王命弟即皇帝位，以慰舆情，弟不得已受命主宰天下，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弟身虽已如此，心实痛恨不已。仰望大兄早旋，诚千万幸也……大兄到京之日，君位之事，诚如所言，另再筹划，兄之间，无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就卑，有违天道。
信中，景帝坦诚相告，自己当皇帝实在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希望英宗回归，今后谁当皇帝，可以再行商议。言外之意，他可以拱手奉还大位。但后来的事态表明，这些完全是言不由衷的客套话，景帝内心迷恋大位，并不希望英宗回来。
十月十二日，双方军队主力在北京城下交锋，蒙古方面要求派于谦等高官和谈，朝廷方面拒绝，只派出太常寺少卿赵荣前往，一则打探军情，二则晋见英宗。蒙古方面以武力相威胁，蔑视赵荣等官职卑微，不子理睬。赵荣无果而返。
蒙古从北京撤退之后，处于被动境地。十二月二十九日，英宗派人带回书信，希望皇帝与文武群臣以社稷为重，用心操练军马，不必顾虑，他自有归期。也先遭受挫折后，表示愿意与明朝谈判释放英宗之事，明朝方面断然拒绝。于谦向景帝解释其中缘故：“万一和议既行，而彼有无厌之求，非分之望，从之则不可，违之则速变。”是有道理的。
景泰元年（1450）四五月间，蒙古在军事上频频失利，蒙古首领也先的左右手喜宁被擒，主动派遣使节拿了正式文书前来讲和。被羁押的英宗十分兴奋地对人说：“使两下里动干戈害人民，都是这厮（按：指喜宁），如今拿了他，边上方得安宁，我南归也可望了。”朝廷方面的主战派也由先前拒绝议和转变为主张议和，迎接英宗回归，景帝处于尬境地，既不能赞成，又不便反对，和高级官僚谈起此事，责问道：朝廷因为通和坏事，要与蒙古绝交，卿等为什么屡屡提议通和？
吏部尚书王直回答：现在形势有利，应当派遺使节议和，迎回英宗，以免他日后悔。景帝面露不悦，埋怨道：当时是卿等要我当皇帝的，并非出于我的本心。兵部尚书于谦解释道：皇帝大位已定，谁还敢有别的议论？遣使议和有利于缓解边患。
景帝有所释怀，说道：那就照你们说的办吧！这次出使的级别有所提高，派了兵部侍郎李实为正使。李实后来写了《北使录），留下了真实而生动的记录。
英宗责问：“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
李实回答：“陛下蒙尘，大小群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又四次来迎，俱无回报，因此特差臣等来探陛下回否消息。”
英宗自然明白不迎回他的原因，要李实等转告景帝以及文武群臣：“你每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若不来接取，也先说：令人马扰边，十年也不休。我身不惜，祖宗社程、天下生灵为重。”
也先对使节说：“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接驾。你每回去奏知， 太监及大臣来迎，我便奏人送去，如今差去轻易了。由此可见，景帝虽然接受了大臣遣使议和的建议，但并不想迎回英宗，所以在给也先的书里，没有提到”接驾”的事。
七月ニ十一日，李实一行回到北京，史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等联名上书向景帝报告，也先明确提出：“急要与你国中和了，回去早点差人来接太上皇，也得个好名儿。”英宗也说：“如今虏人要和是实情，你每回去说，可将些衣服、匹，来与我做人情。”"因此王直等大臣建议景帝，接受太上皇“看守祖宗陵寝”的请求，再派李实拿些礼品，前去迎回。
在此之前，即七月十日，蒙古首领也先、脱脱不花分别派遣使节前来北京议和，吏部尚书王直建议，再次遣使前往核实情况。景帝无奈，派都察院都御史杨善等赴也先处。不过他仍然“无意迎上皇”，所以没有给杨善一点经费，杨善是自己掏腰包购买日用品出发的。由此透露出景帝的内心，其实并不希望杨善此行成功。
景帝的敷行，引起大臣的强烈不满，吏部尚书王直说，如果不迎接太上皇归来，必将“重违众志，恐失时机”。翰林院检讨邢让在奏中说：太上皇之于下，既是君，也是兄，如果迎接太上皇回归，“陛下笃君亲之义，必昭著于天下。如果不迎接太上皇，而与蒙古议和，陛下图谋什么呢？话说得非常露骨。在大压力下，景帝不得不命令礼部起草皇帝敕书，迂回曲折地为自己辩解：“上是朕亲兄，岂有不欲迎复之意？但虏情叵测，今彼急来，我以迟去，盖欲延缓制，以探其情，如果出诚意，备礼而迎，固未晚。”
杨善一行七月二十七日抵达也先营帐，很快就遣返英宗达成协议。也先一宴为英宗践行，颇具蒙古特色，他本人坐在地上弹琵琶，他的妻妾敬酒。他还呼杨善坐下，杨善在帝面前不坐：英宗发话：“太师（指也先）着坐便坐。
才勉强坐下，少即起身，周旋于酒席间。践行究毕，也先请英宗坐上土台，他亲率妻妾和各部酋长，在下面跪拜，然后献上礼品、食物。也先和部众选行日，下马伏地哭：“何时复得相见？
英宗随杨善踏上回京之路，八月十五日到达京城。英宗在一年前的八月十五被拘押至返回，何其巧合乃尔。太上皇安全返回，理应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景帝却淡化处理，仪式极为简单，没有模仿唐肃宗迎接太上皇（唐玄宗）的礼仪。英宗从东安口进入，景帝上前迎拜，英宗答拜。仪式结束，两人相拥哭泣。然后两人谈及实质性话题谁来当皇帝？双方推让、谦逊一番，英宗执意维持现状，景帝顺水推舟，护送英宗到延安宫体养。延安宫位于紫禁城的东南角，也称南宫，英宗在那里名为体养，其实是幽禁。景帝害伯英宗东山再起，派士兵严密防守，断绝与外界的联系。
事实表明，为了权力与地位，英宗朱祁镇、景帝朱祁钰兄弟两人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先前景帝写给英宗的信中，曾经坦言：“弟不得已受命主宰天下……大兄到京之日，君位之事，诚如所言，另再筹划，兄弟之间，无有不可分彼此！”结果，“大兄”到京之后，却把他幽禁起来。至于英宗也一样不守信用，先前曾叫李实转告景帝与文武大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其实是权宜之计，是假话，他根本不想“做百姓”、否则绝不会发动政变，重新登上皇帝宝座。景帝下台以后不久，就莫名其妙地死了。他们两人为了权力的明争暗斗，让人们对于帝王的两面派作风，又有了新的认识。